4.

        为支援三峡库区经济建设，李祥福的向阳红公司与湖北宜昌市建立了对口支援合作关系。为此，市经协办申请拨付150万元资金支持石榴苗木培育，其中中央财政50万元，地方财政50万元，企业自筹50万元。然而，中央财政的50万元已经下拨，可县政府承诺的50万元配套资金却一直没有兑现。不仅如此，中央财政下拨的50万元资金也没给企业，等于是截留在县财政。

        在眼见无果的情况下，李祥福带着投诉材料找到我。

        虽然中央财政拨款的数目看似不多，可这个问题的性质严重呀。我的神经一下子就绷起来了，一再问他：“这事当真？”

        他说：“绝对假不了！”

        我拿着李祥福的投诉信，第一站去了省财政厅，农财处的刘处长接待了我。他一看投诉信，立马就急了：“有这样的事？胆子太大了吧！这笔款项我知道，省财政厅接受后已经戴帽下拨给县财政。自建国以来，这是我们省首个由中央财政针对一个农业项目的资助。别看钱不多，可它的份量非常重呀。记者同志你放心，我们马上调查此事。这还了得！中央财政的拨款必须落实到企业，县财配套的款也必须落实到企业，含糊不得。”

        随即，刘处长拨通县财政局局长的电话，开口问：“中央财政下拨的那笔资金到了吗？到了。配套资金配上了吗？没有！为什么没有？没钱？50万都没有？中央财政的钱为啥不下拨给企业？为什么配套资金不到位？你马上到省厅来说明情况。”说完，就把电话扣了，然后对我说，“记者同志，等他们来了，我再问问具体情况。你放心，谁也不敢截留中央财政的钱。你先回去吧，我们会和你保持联系的。”

        我这个人有一套自认为很奏效的采访办法，那就是突然打去电话，让被采访人员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回答问题，这样往往能得到最准确的答复。当然，要视情况准确选择被采访对象。

        出了省财政厅，我就直接打电话到县财政局农财科，接电话的是一名男性工作人员，我问他贵姓，他说：“不贵姓，你有啥事说就行。”

        我单刀直入地问：“中央财政下拨给向阳红公司的资助款咋还不给呢？”

        这位不贵姓的工作人员不假思索地说：“给什么给？早花了，发工资了。”

        我接着问：“怎么能发工资呢？”

        “财政上都急疯了，逮住钱就花，管他什么钱呢，发了再说。”

        “哪上边追究起来咋办？”

        这时，对方才想起来问：“你是干啥的？干嘛问这个事？你从哪儿知道的？”

        事后得知，省财政厅把该县县长和财政局长好一顿批评。可是，过了一个多月，李祥福给我打电话说那笔钱一直没有到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一份《内参》，标题是《山东省惟一农业项目受中央财政资助款被××县截留》。对此，时任分管农业的副省长做出批示：“请省财政厅督查，将此款落实到位。”

        然而，这笔款项依然没有到位。据李祥福称，该县财政局长对他说：“这款就是不给你。你不是会告状吗？告就是了。”

        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向阳红公司自筹资金在该县科技示范园租赁了56亩土地，作为苗圃基地，正在31万余株两年生石榴母株、2748株五年生石榴苗长势良好之时，该县又展开县城南区工业园的建设，一个道路各宽100米的十字路口恰恰被规划在苗圃基地内，一下占去27亩，苗林被强行推掉，经有关专家评估，损失达960余万元。

        事情发生之后，李祥福又一次找到我，忿忿地说：“这次我非得讨个公道不行！你去现场看看，我那苗圃被强行推掉了，太让人心疼了呀！我不仅要他们赔偿，还要告他们破坏青苗罪。你是记者，你一定得帮我呀，你总不能不同情弱者吧？”

        在李祥福的再三要求下，我又一次赶奔过去，准备采访苗圃被毁一事。

        然而，那位县宣传部长接到电话后，开口就不客气地说：“你怎么又来了？你是不受我们欢迎的记者，谁让你来的？你马上离开，不然出了安全问题我们不负责任！”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对于遭到这样的“待遇”，我早就司空见惯了。接下来，我到现场进行了采访，在民间进行了调查，又请教了有关专家和律师，拿到了所需要的第一手材料。随后，写出一篇标题为《我省惟一援助三峡农业项目向阳红石榴遭遇厄运》的《内参》文章，引起时任山东省常务副省长的重视，并做出批示：“建议××县委、县政府给予合理补偿或者调换土地，认真对待此事，将处理情况报我。”

        结果是，先后两位时任副省长的批示不但没有被该县落实，李祥福又被迫迎接了更大的厄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