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90年10月
　　
　　当代都市文明中，似乎弥漫着一种情感恐惧症。
　　症状的产生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将情感的法则带进现实，你就可能会成为一个现实社会中的失败者；用金钱的法则来取代情感的法则，情感将不复存在。
　　随着职业生涯的延展，我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这些陷于情感而犯罪的女人，对于爱情的执着使她们放弃了一切原则，越过法律所能容忍的底线。很多时候，赖以支撑她们灵魂的爱情法则却被玩弄了。
　　情感的法则，金钱的法则。当我念叨着这些，杨洋曾经纯净而无辜的脸庞又浮现在眼前，压得我有些喘不过气来。
　　那天，同事大黄相约和我一起到看守所提讯。
　　她无助地坐在那里，像一株秋风中的芒，苍白而虚弱，灵魂似乎已离她而去。
　　她只有24岁，应当是女孩子最美的季节，可是，她却仿佛走进了人生的冬季，整个人看上去几乎没有丝毫的生气。曾经那样秀气的面容，已经惨白得像一张纸；曾经那样清澈的眼睛，已然写满了对生活的绝望；曾经那样亭亭玉立的身段，却宛若凄风苦雨中瑟瑟发抖的小树。
　　我无法理解，她怎么会把最美好的情感献给了豺狼？难道，她一点察觉都没有？难道，她从来就没有怀疑过？难道，她不懂得生命中有些底线是不能逾越的？
　　想着想着，我突然打乱了原来的讯问提纲，冒出这样一句问话：“你，还爱他吗？”
　　坐在我旁边的大黄，轻轻踢了我一下，我假装没有反应。
　　听到我的这句问话，杨洋的脸忽地一下点亮了，绝望的眼神好像被一片刺眼的光线冲散，一道痴迷的目光缓缓流进她心灵的窗口，那一刻，我发现了她的美丽。
　　“当初，我和他一见钟情。他对我多好呀！他无数次地向我承诺，他爱我，他好爱好爱我（典型的琼瑶式语言）！有一次，我们俩在他租的房子里疯狂地爱过后，轻轻撩开窗帘，躺在床上看月亮。弯弯的月亮笑咪咪地望着我们，银色的月光洒满了我的心田。我们说了很多很多的话，甚至说到将来生活在一起的种种。我说，我们的孩子一定会很漂亮！他说，女儿会像我这样白皙；我说，儿子会像他那样俊秀……”
　　她仿佛又回到了那片银光闪烁的梦境，只是，几朵泪花扑蔌簌涌出了眼眶。
　　“如果，他真的爱我，我情愿为他坐牢；如果他没有爱上别的女人，我愿意为了爱情牺牲自己！”她抽搐起来，瘦弱的肩头抖动得很厉害。
　　“你真糊涂！”我忍不住敲击了一下桌子，心却化成了溶液。
　　他们之间的爱情是在公共汽车上拉开帷幕的。
　　1987年初春，由北京动物园开往颐和园的332路汽车上，一对青年男女的目光，透过人群的缝隙，不期而遇。很快，这炽热的视线便把他们缠绕到一起。他主动挤到她面前，落落大方地自我介绍：“我叫于先，是国家安全部的工作人员。您呢？”她低下头，两朵红云飘上脸颊，羞涩地答道：“我叫杨洋，在中科院工作。”
　　爱情勾魂摄魄，法力无边。相识不足一月，他们就偷尝了“禁果”；相恋不到一年，杨洋就堕胎两次。可正当杨洋陶醉于爱的甜蜜并甘愿忍受爱的折磨时，于先这个花花公子已对她产生了厌倦，甚至准备另觅新欢。
　　恰逢此时，于先的生活轨迹发生了“恶变”：他因泄露机密，被责令调离安全部，自谋职业。他顿觉身价倍跌，一下子萎靡不振。
　　痴情的杨洋，此时不仅毫无嫌弃之意，反而以更炽烈的爱来抚慰着自己的恋人。迫于生计，于先暂时收敛起寻花问柳之意。
　　“自谋职业”期间，于先听说一位昔日同学做个体服装生意发了大财，他的心又活了。
　　可做生意要有本钱，他既失工作，财源已断。本钱何来？猛然间，他想到当出纳员的杨洋，嘴角现出得意的笑容。
　　他很快找到杨洋，一番温情软语之后，便露出可怜兮兮的模样。他哀求她利用管现金的便利条件，为他“借”一笔公款，并保证赚了钱马上还。可杨洋一听他开口就要八千元，不禁面露难色。于先顿时换了一副面孔：“我们马上就要结婚了，你还这样不信任我！”
　　想到他们之间的“爱情”和自己为这“爱情”付出的一切，杨洋点了头。虽说只是一名出纳员，但单位的“财权”却可以任她“调度”。因为单位的现金支票、财务公章、财务主管的私人印章等全归她一人掌管。经过她的努力，于先八千元到手了。
　　但是，对服装经营一窃不通的于先，第一次做买卖就赔光了本钱。于是，他又找到杨洋，故伎重演，并许诺这次肯定能赚到钱，同上次一样，由于“爱情”魔力的驱使，杨洋又从本单位“提取”现金一万元。可转眼之间，这笔巨款又让于先全部交了“学费”。
　　从此，于先象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次次要求杨洋挪用公款，一次次发誓要“赚回大钱”，而杨洋一次次抱定痴情的幻想，一次次重复作案，又一次次望着大笔大笔的公款有去无回，她在犯罪的泥潭里越陷越深。
　　截至1989年8月底，在近两年的时间内，杨洋从本单位挪用的公款已达14.5万元。
　　1989年9月，于先再次要求杨洋为其贪污公款，杨洋拒绝了。因为她对于先的经营能力已不再抱有幻想，可对他的“爱情”却仍然想入非非。殊不知，于先已在5个月前，又勾搭上一位待业女青年郑某，并已同居。
　　于先见杨洋这次不愿继续配合，便孤注一掷，乘她上厕所之际，从其工作台上盗走一张盖好财务印鉴的空白转账支票，划款15万元。因数额过大，银行拒付并向杨洋所在单位查询。
　　为此，杨洋受到审查并被责令写出检查。但此时，该单位仍未发现其贪污和挪用巨额公款的问题。
　　为尽快堵住账上的“窟窿”，防止罪行的彻底败露，她几乎每天催于先还钱。其间，杨洋开始责骂于先。但于根本没有偿还能力，每日敷衍其词。
　　10月的一天，杨洋到于家催款，却撞上了于先的新女友郑某。仿佛一道霹雳在头顶炸响，杨洋懵了。
　　毫无准备地从噩梦中惊醒，杨洋一身冷汗，只觉得天旋地转。
　　她万万没有想到，在于先信誓旦旦的“爱情”背后，竟包裹着如此卑鄙龃龊的嘴脸。
　　她绝望了，终日神情恍惚。
　　细心的父母察觉出女儿反常的精神状态，一再追问，杨洋终于说出了上述的一切。
　　正直的父亲立即带着她到派出所投案自首。
　　1990年1月20日，杨洋因犯贪污罪被依法批捕；2月10日，于先也因同样的罪名被逮捕。
　　不久，一审判决结果下来了：于先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杨洋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紧接着，于先和杨洋均提出上诉。
　　于先的上诉理由是“认定事实与实际不符”；杨洋的理由是“量刑过重”。
　　1991年8月，他们二人分别接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刑事终审裁定书》（有删节）：
　　本院认为，于先、杨洋内外勾结，利用杨洋的职务之便，合伙贪污、挪用公款，其行为均分别构成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于先盗窃转帐支票，数额特别巨大，其行为已构成盗窃罪，均应依法惩处。于先、杨洋所犯贪污罪，数额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致使国家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应当严惩。于先利用与杨洋有恋爱关系，唆使杨为其挪用巨额公款后不仅进行营利活动，更大肆挥霍国家财产，又拒不认罪，实属罪大恶极，不堪改造的犯罪分子，上诉要求从轻处罚，不能准许。杨洋身为国家工作人员，无视国法，伙同于先贪污，挪用巨额公款，造成国家财产严重损失，也是本案主犯，罪恶重大，本应严惩，原审法院鉴于杨洋能主动携带部分赃款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已酌予依法从轻处罚，上诉所提“量刑过重”，要求再予从轻处罚，显然无理，应予驳回。原审法院对于先、杨洋的判决定定罪正确，量刑适当，程序合法，应予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第（一）项之规定，裁定如下：
　　驳回于先、杨洋的上诉，维持原判。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之后，杨洋开始了漫长的也许是终身的铁窗生涯，于先则饮弹刑场。
　　今天，当我检阅那些陈旧的卷宗时，依然能够清晰地记起，泪流满面的杨洋在提讯时的大段大段的独白：
　　“是呀，我真是糊涂，我不该相信他的！我为他做过两次人工流产，每次他都不去，每次都是别人陪着。我的身体和我的感情都在流血，我好痛好痛！我该知道的，如果他是真心爱我，就不会那样不管不顾，无动于衷。可是，我好糊涂，我就一直那样信任他，就以为他会娶我，就以为他只是不会做生意。我把我的爱情，我的青春，我的前途，我的一切都给了他，他不该背叛我，不该背叛我的爱情呀……”
　　在写这篇手记的过程中，我渐渐产生了这样一种感觉：其实，杨洋对于先的所作所为，已经有所察觉，甚至有了怀疑，只是，她宁愿沉湎在自己编织的虚幻的爱情梦里不能自拔，也不愿意面对现实；她宁愿蒙着眼睛欺骗自己，也不愿意承认是自己爱错了人；她宁愿相信对方是因为做生意无能还不上钱，也不愿意承认他已经移情别恋；她宁愿忍受堕胎之痛宁愿为对方坐牢宁愿失去一切，只要对方——还爱她。
　　有人说，爱情，只是男人生命中的一段插曲，却是女人的全部生命。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有道理，但是，杨洋的犯罪告诉我，爱情在一个女人的生命里会占据怎样的位置！为了爱情，她们甚至不惜毁灭自己。
　　尽管，爱情不应当和犯罪不期而遇。
　　爱情，从里到外都应当是最美好的。像梁实秋说的那样，人在爱中即是成仙成佛成圣贤；像别林斯基赞赏的那样，爱情是生活中的诗歌和太阳。
　　在结束提审时，杨洋突然仰起布满泪痕的脸，问我：“他呢？他有没有爱过我？”
　　我知道，为了那个所谓的爱情她几乎没有再生的能力，只是她的灵魂还悬挂在峭壁上，被一个虚无飘渺的草根牵系着，我还能让她知道真相吗？一时间，我犹豫了。
　　在此之前，我也曾带着同样的疑问，翻遍了于先的全部卷宗，甚至没有放过他的每一句供词，我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也许，在同为女性的潜意识里，我不希望杨洋付出的爱情是毫无价值的回报，我不希望杨洋近似于自我牺牲的爱情仅仅是噩梦一场。哪怕，于先对杨洋曾有过瞬间的爱意。
　　然而，我替杨洋扼腕：于先，这个把杨洋的一切掠夺得精光还扯着她一起下地狱的男人，竟然没有说过一句他爱杨洋的话，甚至没有半句对杨洋的愧疚，更为恶劣的是，他还把罪过一股脑地推到杨洋身上。
　　虽然，他也承认和杨洋确立了恋爱关系，而且已经谈婚论嫁，但承认的目的仅仅是为了证明他向杨洋“借钱”的合理性，除此之外，他推得一干二净。
　　他居然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无辜者，好象是蒙在鼓里向女朋友借钱的男人，没想到痴情的女友会挪用公款给他使用。自始至终，他坚持着一个无法自圆其说的诡辩：“我只是向杨洋借钱，至于她的钱从哪里来的？我不知道。”就连盗窃空白转账支票的行为，已经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他也敢矢口否认。
　　可是，当预审人员问他，你知道杨洋每月的工资是多少的时候？他竟眼不眨地回答：“也就是五、六十元吧！”“一个每月只有几十元工资的人，怎么可能一下子借给你那么多的钱？”于先无言以对，但还是咬紧牙关死扛。正因为此，终审裁定书上才有了那样一个结论：“于先利用与杨洋有恋爱关系，唆使杨洋走上犯罪道路，又拒不认罪，实属罪大恶极，不堪改造的犯罪分子。”
　　我很想知道，当他跪在刑场等候枪声响起的那一刻，有没有一丝一毫的忏悔，有没有一点一滴对杨洋的怜惜，哪怕是迟到的？
　　是的，我敢说，于先从来就没有真正地爱过杨洋，哪怕他和杨洋曾经有过最亲密的接触。
　　可是，如果杨洋知道了这一切，她还有继续活下去的勇气吗？
　　我知道她在等待怎样的答案，但是，我依然，无语。
　　心，却像被重石压着似的，沉了下去。
　　看过一篇题为《不爱合同》的爱情故事，文章真实地表达了都市人在情感和欲望的追求中的矛盾和代价。男女主角为了逃避爱所必须承担的责任，这样约定：“合同双方认为，爱情是一种弱智的表现，是一些痴人的游戏，订约者心智健全，绝不陷入到愚蠢的爱情中去。”这份颇有游戏色彩的“不爱合同”，成了他们情感恐惧症的遮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