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4年1月开始，湖西地区人民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有了较快的发展，湖西地区的党团组织以徐州、济宁、曹州为中心逐步由城市推向农村，党组织注意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组织农民协会等群众组织，发动农民起来斗争，并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下，使革命斗争得以稳步发展。

　　1935年5月，郭子化到沛县宋庄巡视工作，帮助建立中共沛县县委，张光中兼县委书记，并明确沛县县委负责丰、沛、萧、铜地区党组织的整顿和恢复工作。县委建立后，以宋庄为中心，先后恢复建立了西区、大北区、中心区、东南区四个党的区委。此时，县委派苗宗藩到沛县中学开展党的工作，郭影秋应邀到江苏沛县中学，任该校教导主任，并在这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该校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活动。

　　1937年4月4日，李贞乾同丰县县长成应举、丰县国民党党部负责人黄体润在全县土地陈报训练班开学典礼上演讲，李贞乾阐述了民众组织的作用。6月16日，李贞乾等5人外出参加初当选候选人的候选会议。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为领导湖西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斗争，中共山东省委决定建立鲁西南工委。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消息传来，激起了丰县人民的无比愤怒。李贞乾自此也就踏上了革命道路。

　　济南沦陷后，华北大部地区沦入敌手，国民党政府官员如潮水般地日夜向南溃退。在鲁西南、苏北岌岌可危的情况下，因为对抗战前途的认识不同，丰县上层各界代表人物形成了“主逃”和“主战”两大派，主逃派认为敌强我弱，抗战必败，“走为上策”；主战派以李贞乾为代表，主张誓死不当亡国奴，坚决抗战到底，与丰县人民共存亡。

　　李贞乾让人在丰县中学的校门上写了“上延安、下临汾”六个醒目的红色大字，旁边还写了两行小字：“有钱的向西南区逃亡，没钱的在丰县救亡。”引导学生投奔八路军，走抗日救国的革命道路。不久，孙兆立、王效斌、梁步庭等十几名同学，分别奔赴延安，孙兆立、王效斌等八人赴延安报考抗大，途经山西临汾，上了八路军办的“学生队”，孙兆立、王效斌二人后又回到了丰县。

　　李贞乾接着又召集了500多名中小学教师、进步学生，汇集丰城，举行“知识分子抗日救亡大会”，作“当前抗日形势”的报告。他向丰中师生大讲日军侵略中国的野心和罪行，大讲中国人民只有团结起来抗日才能拯救中国的道理。会后，他和孙叔平还召集知识界抗日积极分子百余人，在丰城文庙小学成立了“丰县知识界抗日自卫救国会”，组织起200多人的“丰县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在《丰报》上办起了副刊，孙兆立住进了国民党县党部，主持《丰报》的编辑工作。

　　这段时间里，李贞乾把抗日救亡当成了唯一要做的大事。他在丰城文庙小学开办了“妇女抗日训练班，丰县女子小学还请李贞乾去作《全面抗战中小朋友应有的认识和努力》的讲演。他号召女生积极参加化装宣传队，组织歌咏队、救亡团，为抗日救国贡献力量。

　　1937年9月9日，丰县民众组织委员会成立，李贞乾出任县民众组织委员会侦缉股股长。9月开始，李贞乾在家乡李新庄亲自主持举办抗日训练班，每期四五十人，多是贫苦的青年农民，这些青年农民在丰县沦陷后成了湖西人民抗日义勇总队的基础。由于李贞乾在丰县有很高的声望和社会地位，上述训练经费均由丰县国民党当局拨给。

　　正当李贞乾在主持举办抗日训练班时候，另一位影响湖西历史的人物出现了。

　　一天，一个人找到了李贞乾，他叫王文彬。

　　李贞乾早就知道这个比他小八岁的学生王文彬。王文彬在北平学潮中的影响，他早就听说过，他早就想见见这个小老乡。

　　王文彬，1911年春出生在丰县王寨村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就在李贞乾被免去了丰县师范校长职务的那年，王文彬考入江苏省徐州中学。在徐州中学，王文彬接触了几位共产党员，受到了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后，王文彬和徐州中学的其他同学一起，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演讲宣传，痛斥日军侵华罪行。并参与查抄日货，打击奸商张相臣的斗争。1932年，王文彬考入省立苏州高级中学，并于同年秋参加了苏州学界请愿团，去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遭到反动当局的软禁。回校后，他更加积极地阅读介绍马列主义的书籍，探索革命真理和救国救民之道，并在共产党的影响下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和积极进取的正义感。

　　1935年8月，王文彬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历史系。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国民党政府一味地妥协退让，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则采取镇压政策。不少共产党人、爱国人土惨遭逮捕、屠杀，白色恐怖笼罩着北平。1935年12月9日，在中共北方局的领导下，北平学生6000余人举行游行示威，王文彬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主动担任组织者，国民党出动大批军警，用警棍、刺刀、高压水龙头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然而王文彬和同学们并没有被这一切所吓倒，他们和反动军警展开了搏斗。王文彬奋不顾身地阻挡正在逞凶的警察，悲愤地喊到：“我们的祖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糟蹋成这个样子，你们也是中国人，怎么殴打、残害爱国青年呢？难道你们不爱祖国，不爱故土，心甘情愿做亡国奴吗？”王文彬的慷慨陈词，感动了警察，他们让学生游行队伍通过了。游行结束后，王文彬被同学们推选为历史系代表，参加北师大学校自治会的领导工作。12月10日，北平各大专院校实行总罢课，抗议反动当局投降卖国、镇压爱国运动的罪恶行径。王文彬和其他同学一起，领导了文学院的罢课活动。

　　王文彬在斗争中逐步成长起来，1936年6月，由林一山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同时，为了加强北平学联的领导，党组织派王文彬到北平市学联任学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不知疲倦地工作着，经常参加各校举办的各种演讲会、报告会和专题讨论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抨击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教育和团结了大批青年学生。他先后发展邵子言、徐淑贞等人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12月，王文彬不幸被捕，虽然敌人多次审讯，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暴露党的任何秘密，后经党组织的大力营救，获得释放。出狱后，王文彬继续领导北平学生开展运动，并于1937年5月，在《北方青年》杂志上发表了《苦闷中的北方政局》，呼吁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他的文章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动。

　　1937年7月7日，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根据党的指示，北平学联决定将同学们疏散到祖国各地去参加抗日救亡斗争。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共党员、北师大学生、北平市学联常委、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王文彬，根据中共北平市委书记黄敬的指示，王文彬和许多子津学生一起相继到达南京，成立了“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他是主要负责人。为支援前方抗日，王文彬领导同学们在国民党老巢南京发起了募捐活动，而且声势很大，引起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恐慌。1937年10月8日，当局出兵包围了“同学会”，逮捕了王文彬等10名负责人。在狱中，王文彬继续战斗，当面质问反动派“同学会宣传群众，号召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团结起来抗击日寇，保卫国家，何罪之有？！”那些家伙被问得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王文彬还带领大家高唱抗日救亡歌曲，讨论时事，鼓舞了难友们的斗志。后来迫于压力，国民党政府宣布王文彬等人无罪，予以释放。

　　1937年10月，国民政府军委会决定以徐州为中心成立第五战区。此后，战区成立了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总动委会），作为半官方机构，李宗仁任主任委员。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到徐州，发布了《约法七章》，内容是：坚持抗战，肃清汉奸；成立民众动员委员会；允许民众有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

　　1937年10月，根据新的形势，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机关迁到徐州。经中共中央长江局并由中共苏鲁豫皖边区特委委派，王文彬回家乡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1937年11月初，王文彬从南京到达苏北，任中共徐州特委秘书，协助特委负责同志，做了很多工作。党组织考虑到王文彬在故乡有很好的群众基础，遂决定他重点负责丰、沛一带的群众工作。

　　与王文彬一起来丰县的还有一个人，他叫张如。张如回到家乡后，被母亲“关”了他几天，家人不舍得让他再外出。不久，再次从家出来，住在王文彬家中。张如不愿和当地人透露自己当年的情况，便自称是东北人，和王文彬一起，在丰县、单县、鱼台一带活动。王文彬和张如一回到丰县，即走村串户，同贫苦农民啦家常，了解他们的疾苦，介绍抗战形势，宣传革命道理。

　　张如一直跟着王文彬，王文彬任丰县县委书记后机关北移，王文彬认为张如对丰北一带十分熟悉，便让张如到单县、鱼台一带组织队伍，他与鱼台张氏自认本家，拉起了一百多人的队伍。

　　由于王文彬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没有架子，很快就取得广大群众的信任和拥护。他在宣传群众的同时，还利用家庭社会关系，积极争取国民党上层人士。

　　王文彬在中学时代就十分熟知李贞乾的为人，思想进步，富有正义感，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极为不满，在当地上层人物中有一定的影响。所以，他到丰县不久，便主动去结识李贞乾。他多次前去拜访李贞乾，与其促膝长谈，阐明党的统战政策，动员他在国难当头之际，摆脱羁绊参加抗日。李贞乾深明大义，毅然参加抗日救亡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