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4月，国民党中央常委通过了《中国童子军总会组织案》，中国童子军宗旨为“以发展儿童作事能力，养成良好习惯，使其人格高尚，常识丰富，体魄健全，成为智仁勇兼备之青年，以建设三民主义之国家，而臻世界于大同。”而且参加中国童子军的每一个人在人军前都要对着孙中山遗像进行宣誓。誓词如下“某某誓遵奉总理遗教，确守中国童子军之规律，终身奉行下列三事：第一、励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教训，为中华民国忠诚之国民。第二、随时随地扶助他人，服务公众。第三、力求自己智识、道德、体格之健全。”1934年6月，国民党教育部根据总章规定，选朱家骅、陈立夫、张治中、周亚卫、酆悌等5人为中国童子军理事会第一届理事。11月1日，“中国童子军总会”在南京正式成立。蒋介石亲任总会长，何应钦任副总会长兼总司令。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童子军激于民族义愤，积极参加抗战。他们组织战时服务团，担任救护、宣传、慰劳、募捐、运输、通信和维持治安等工作，涌现了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进事迹。

　　1935年2月23日，李贞乾同朱翼曾去镇江参加江苏省童子军会议。3月22日，国民党丰县党部改选，李贞乾、黄体润、彭世亨三人被选为执行委员。3月26日，李贞乾向县政府建议详拟控疏复新河计划。

　　1935年春，原徐州特委书记孙叔平出狱后，被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发交丰县县党部管训，与时任县党部训练部长的李贞乾同住一处。

　　李贞乾在孙叙平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才是唯一的救国道路。

　　6月1日，国民党丰县党部召开五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李贞乾被推选为县党部常务委员、丰县童子军县理事会常务理事，成为丰县著名的左派人物。

　　6月，丰县师范学校改为丰县县立初级中学（丰县中学，简称丰中），李贞乾由于对国民党县当局政策不满，愤然辞去国民党丰县县党部常委的职务，改任丰县中学校长。

　　李贞乾担任丰中校长后，首先聘请了一些思想进步、知识渊博的人到丰中任教，如孙叔平（中共党员）、刘尹斋、陈雪楼等一些进步教员，打破了原来的教学框框，对于国民党向学生灌输反动思想的“党义”、“修身”之类的课程进行了改革，语文课删掉一些内容陈旧的文章，选教鲁迅、郭沫若等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孙叔平向学生讲通俗哲学，组织学生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著作，如初二班的教员孙叔平，就在课堂上向学生讲解通俗的哲学、社会科学以及鲁迅的作品等，从而使学生受到了革命的启蒙教育，学生爱国运动更加活跃起来。孙叔平高尚的品质，孜孜不倦的好学精神，谦虚谨慎的作风，受到广大师生的爱藏和欢迎，也受到李贞乾的崇慕．他把孙叔平视为挚友，来往密切，常到校外郊游谈心。他在孙叙平革命思想的影响下，阅读了大量马列主义著作和进步书刊，深深地认识到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革命才是唯一的救国道路。

　　李贞乾与孙叔平因政见一致，二人结为密友。

　　孙叔平劝李贞乾退出国民党，专门从事教育工作，李贞乾接受了孙叔平的意见，辞去了国民党丰县执委的职务。在此期间，他攻读了《政治经济学》、《资本论》等进步书籍。

　　1936年发生了两件事情，让李贞乾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

　　第一件是绥远抗战。1936年8月，日寇进攻绥远，国民党将领率部抵抗，打败了日军的进攻，收复了百灵庙。绥远抗战激发了丰县中学师生的抗日救国热情。绥远抗战激发了丰县中学师生的抗日救国热情。在李贞乾和孙叔平的直接领导下，学生开展了“援绥抗战活动。他们组织了演讲队、募捐队，到街头巷尾、农村集镇宣传抗日，演文明戏，进行募捐，把募捐来的钱寄给前线的将士。

　　第二件事发生在他自己家，一天吃饭后，弟弟李秉真找他谈心，哥儿俩从家事谈到国事，从个人谈到政党，李秉真突然问大哥：“大哥，有人让我参加国民党，我想，参加了能多做些事情，不知你有什么看法？”

　　李贞乾正色道：“国民党一塌糊涂，你参加国民党干什么？”他怕弟弟不容易接受，便接着说：“我现在很后悔，当初不该参加国民党。”

　　这样，李贞乾发自肺腑的一番话，打消了李秉真要加入国民党的念头。

　　西安事变后，丰县国民党当局声讨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是“叛徒”。

　　李贞乾理直气壮的驳斥县党部说：“蒋介石置民族危亡于不顾，光打内战，扣蒋是正义的”。他的这番议论引起丰县当局县党部书记董玉还、黄体润的不满，恶毒攻击李贞乾被赤化。

　　“七七”事变爆发后，李贞乾在中国共产党徐州特委的领导下，以丰中为基础，组织了“青年抗日救国服务团”，演节目，搞宣传，使抗日救亡运动的烈火燃遍了丰县城。李贞乾在丰县体育场给学生进行精神训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紧急动员起来，有力的出力，有钱的出钱，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他的讲话，有力地激励了人民的抗日救国热情，以丰中学生为基础组建了“丰县抗日救国服务团”，使丰县的抗日救亡运动如野火春风迅速燃遍城乡。

　　国民党丰县当局极为恐慌，扬言要逮捕“服务团”的后台孙叔平及进步学生王效斌、梁步庭、王晓旭等。

　　李贞乾知道后，义愤填胸，亲自到国民党县党部辩理，他义正辞严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现在国难当头，大家都应该抗日，何必今天逮这个，明天抓那个？”

　　县党部理屈词穷，未敢逮捕孙叔平及学生。

　　刚到校时，学生们很怕他。那时学生们对国民党的官员是鄙夷的，也是“敬而远之”的。

　　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学生们对他的印象就改变了。

　　1936年9月2日，李贞乾、黄体润、彭世亨、董雪山、王香山等5任当选为国大代表候选人，丰县国民党右派们讽刺李贞乾“左倾”。黄体润评论李贞乾说：“李贞乾是个石猴子。”说他是“石猴子”，是称赞，也是批评。黄体润认为，李贞乾这种性格，没有口是心非，不会花言巧语，甚至没有客套话，对人好像很冷淡，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弱点，不适应玩政治斗争。

　　李贞乾听后，欣喜地对人说：“石猴子的全身都是石头，里外一个样，是个实实在在的人，办事实打实，对同志对人民没有拐弯的心眼，做这样的人，有什么不好？他们说我是石猴子，我就是石猴子，我甘愿当一辈子石猴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