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王公屿调离丰县，杨良接任丰县县长。

　　丰县的地势南高北低，挖南北河对丰县的农田有好处，可是杨良却擅自决定挖东西流向的东支河。这样，一旦遇到暴雨，客水汇聚在东支河内，一时流不及即泛滥成灾，二区人民强烈反对。

　　杨良派二区区长刘保恩负责挖东支河。

　　李贞乾十分不满丰县县长杨良的所作所为。在他的支持下，他的二弟李坤若和王茂苓等人，发动二区几百农民，抬着粪筐，高呼“欢送刘保恩”的口号，在欢口街上游行示威，并闯进区公所，将刘保恩揪出痛打，还在刘保恩屁股里插上蜡烛，叫他“坐蜡”，放着鞭炮把刘保恩用担架抬着“欢送”走了。

　　“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到湖西，李贞乾号召学生走上街头，散发传单，演讲宣传东北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痛斥日军侵华罪行。

　　此时，国民党军骑兵第三师进驻丰县，师长张占魁和副师长杨天斌勾结杨良，巧立名目，横征暴敛，敲诈勒索．搜刮民财中饱私囊。

　　李贞乾与校友黄体润等人义愤填膺，发动农会、商会、教育会等各界代表多次联名控告张占魁、杨天斌和杨良狼狈为奸、祸害民众的罪行。

　　12月25日，国民党军骑兵第三师因向地方索款未遂，把县长杨良、保安大队长朱敦典、执行委员彭世亨、黄体润都扣押起来，其余地方官员则闻声逃之夭夭，唯有执行委员李贞乾、王子兰未走。他们不顾个人安危，积极营救被扣押的人员。

　　李贞乾一面大胆主持县政，维护大局，一面废寝忘食地赶写声讨国民党军骑兵第三师罪恶的材料。经过几个月的周折，终于救出了被扣押的人员，迫使国民党当局将骑兵第三师调走。

　　丰县人民余愤未消，各界代表在丰城东关外公园大堤上竖立了一筒龟驮石碑，上刻“骑兵第三师师长张占魁副师长杨天斌祸丰纪念碑”，使其罪名昭彰，遗臭万年。记录了骑兵第三师师长张占魁、副师长杨天斌，率骑兵千余驻防丰县。在向地方借款万余元之后，又要求每月供给1.5万元。县府因不堪长期负担，而允以每月0.6万元。对此，张、杨极为不满，于当年12月25日率兵抢劫县政府、县党部公私财产3万余元，并勒缴县军警长短枪262支、子弹14万发、马匹18头。事件平息后，县党政各界召开会议，决定将12月25日作为张占魁、杨天斌“祸丰纪念日，并树碑公园内，俾后之来者，知所警惕云耳。

　　1932年夏，县长杨良又下达了挖东支河的命令。

　　刘保恩受辱被逐，仍不知耻，又厚着脸皮回到二区。他上任后，首先向群众发表不再挖东支河的声明，以为这样可以在二区稳定下来。

　　刘保恩为了保住乌纱帽，仍以杨良的马首是瞻，大肆宣传坚决要挖东支河，并扬言县里派武装来监工，借以威吓群众。二区群众怒不可遏，在李坤若、王茂苓的鼓动下，组织起300多人枪，到张庙村护河，当夜被县里的武装包围起来。

　　次日，各村农民又组织了3000多人，扛着铁铣、抓钩前往声援．县、区当局害怕惹出不堪设想的后果，速将武装擞回丰城。事后，县长杨良和刘保恩密谋，将李坤若、王茂苓拘留起来，借以镇压群众。

　　适值学校放暑假，二区在丰城内读书的几十名学生，又揪住刘保恩不放，强烈要求刘保恩立即放回李坤若、王茂苓，并用劈柴将刘保恩痛打一顿。刘保恩答复了学生的要求，因受伤严重，住进医院，二区群众再一次取得了反挖东支河斗争的胜利。

　　1932年间，中共丰县县委根据上级“发动群众，发展组织，掌握武装”的指示，利用国民党建立自卫团之机，派陈殿祥等打入其内部，在自卫团训练班内发展党员，建立秘密支部。丰县师范支部领导学生支持工友罢工和全县教师增薪斗争。同年2月，组织宣传队宣传抗日，支持上海十九路军蔡廷锴部“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3年春，国民党丰县当局为了清除丰县的共产党，他们在县党部增设了一个“肃清委员”，由陆路鸥担任。

　　1933年暑假前，开展了反对校长董雪山的斗争，学生罢课请愿闹到县教育局，国民党丰县当局不得已撤掉了董雪山的校长职务。

　　1933年6月，李贞乾同董玉珏赴镇江参加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选举会议。21日，李贞乾写信给黄体润，揭露国民党江苏省政府选举的丑闻。

　　1933年暑假后，张印章（砀山人，又名张信资）任丰县师范校长，因在校网络“砀帮”，贪污挪用学生经费，受到学生的攻击。张印章恼羞成怒，开除了皇甫瑞森、王昌恩、刘重雍、王云章、吴秀民、陈云峰、赵汝卿、朱惠杰等11位学生，皇甫瑞森离校后，丰师特支书记由张凯元接任。

　　李贞乾愤世嫉俗，看到国民党地方官员的丑恶行径，深感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堕落，下半年曾一度离职回乡。

　　1933年8月，丰县师范特别支部领导了反对县保安大队大队长朱敦典的斗争。县保安大队长朱敦典是个花花太岁，他年过半百，竞恬不知耻要娶县女子小学17岁女学生王兰秀作妾。女子小学师生无不义愤填膺，极力反对。其他学校师生闻讯，也都愤慨，一致谴责朱敦典缺德少耻。为此，丰师特支组织了丰师、女小、文庙小学、书院小学、实验小学等8所中小学师生联合起来与朱敦典斗争。一日上午，丰城500余名师生游行示威，高呼：“解放妇女，保障人权！”“打倒无耻的朱敦典！”等口号。当队伍游行到县保安大队大门时，游行队伍更是振臂离呼：“拉出朱敦典示众！”门卫虽荷枪实弹，终未敢阻拦。游行队伍穿街走巷，历时3个多小时。朱敦典闻讯丧胆，偷偷躲进国民党丰县党部寻求庇护。第二天，由丰师学生自治会发起，召集了县城学校和机关的代表会议，作出两项决定：一、把朱敦典赶出丰县；二、决不允许朱敦典娶王兰秀为妾。并将决议印成传单，一面广为散发，一面送交国民党丰县政府和朱敦典本人，致使朱敦典威风扫地，狼狈不堪。不久，朱敦典被撤职，灰溜溜地滚出了丰县。

　　1933年12月9日，陆路鸥从沛县借来了叛变自首分子朱敦杰。朱敦杰曾任中共沛县县委青年委员，以前常来丰县帮助工作，对丰县党组织情况很熟悉。当日中午，国民党丰县当局就逮捕了县委组织部长皇甫瑞森。皇甫瑞森成了可耻的叛徒，他供出了丰县共产党党组织的负责人赵淘（赵万友）、康文斌、孙兆立、王厚隆、陈殿祥、王昌恩、刘重雍、张凯元等20人。当夜，国民党丰县县党部派军警到丰县师范、尹小楼、付庄、蒋屯、宋楼、徐老家、赵庄集、于双楼、单楼等地搜捕共产党员。

　　1933年，县保安大队长朱敦典利用权势，强抢女子小学学生王秀兰为妾，激起中小学生以及各界群众的反对。李贞乾对朱敦典的行为十分气愤，他支持中小学生以及各界群众的正义斗争，带领工商界群众向当局反映朱敦典的行为，终于迫使国民党当局把朱敦典赶出丰县。

　　1934年春，由于叛徒皇甫瑞森的出卖，赵淘在丰砀公路旁一饭店被捕入狱。乘敌人吃饭时，赵淘在被敌人监禁时在厕所越墙逃跑，走到丰城西北柳将军庙时，还写标语大骂国民党＊＊＊。当即丰县县长董玉珏、杨良宣布全丰城戒严搜捕他，丰县党组织受到破坏，赵淘无法再露面工作，他就积极寻找党组织，奔波在长江流域，自觉地进行一些革命活动。由于丰县党组织的活动是单线联系，敌人的大搜捕并没有搞垮丰县的党组织，不少党支部如华山支部、尹寨门支部、尹长庄支部、石庄支部、虎王集支部都得以保存下来。孙兆立等被捕的同志在狱中坚持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1934年2月8日，李贞乾接到黄体润的信，担任丰县农会副干事长。3月16日，同黄体润、董玉珏、王香山等人筹备丰县武术表演，并联名致函全国武术评判员张剑泉来丰任评判长。

　　1934年4月，县长杨良伙同秘书逯建华伪造秋季二次重征单，加重了丰县人民的负担，激起群愤。

　　李贞乾得知实情后，不顾个人得失，数夜不眠，撰写了控告杨良伙同秘书逯建华横征暴敛行为的呈文，并动员各区乡农会会员百余人，带头向来丰县视察的铜山区专员王德博陈述杨良伙同秘书逯建华重征殃民的罪状。经过多次斗争，杨良和逯建华终被免职。王述先任丰县县长。

　　8月28日，李贞乾同黄体润一起，向新上任的丰县县长王述先推荐董玉珏任丰县教育局局长。后发现新上任的丰县县长王述先仍然是个贪财好利之徒，李贞乾继续与之作斗争。

　　9月13日，李贞乾出任国民党丰县党部特派员。

　　1934年秋，赵万庆被提前释放出狱。残酷的狱中生活更磨炼了赵万庆的革命意志，使他更加坚定，历尽艰辛，奔波苏鲁豫边区各地，发动民众，与史为公、路光前等秘密联系，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他还在华山北夸庄主持党的会议，介绍狱中斗争情况，讨论下步工作。分别在朱瓦屋，康庄，朱窑等地发展党贝，壮大党的力量，与国民党反动势力开展积极斗争。会后丰沛边境一带很快相继建立了“少共团”“贫农会”“鞭杆会”，组织农民开展抗捐免税斗争。活动在丰县东南的阎树棠等人，在国民党丰县当局大搜捕时，积极做好地下党员的隐蔽和转移工作，并在他家秘密召开了党员会议。阎树棠向到会的同志介绍了江西革命根据地斗争情况和丰沛县党组织被破坏的经过，要求大家提高警惕，严防敌人破环，鼓励人家坚持地下斗争。

　　1935年1月26日，李贞乾同黄体润、董玉珏、王香山一起，向省政府及民政厅来丰人员，揭露丰县县长王述先贪污好利等罪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