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春，王公玙正式出任丰县县长。王公玙，原名王宗屿，连云港市连云区墟沟镇人，生于1903年，1922年秋考入北京私立中国大学文学系，在校期间独立经办《海星月刊》。1925年参加中国国民党。“五川”惨案后组织“铁血救国团”并主编团刊《铁血》。1927年，王公玙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供职。王公玙当丰县县长是经江苏省的国民党元老刘汉川推荐的，有省政府下文直接委任的。当时，王公玙尽管只有24岁，然而却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雄心壮志。

　　王公屿年轻有为，礼贤下士，他对李贞乾在丰县教育界的名气有所耳闻，为了了解丰县民情，便经常邀请李贞乾到县府内议事，因与李贞乾年龄相仿，二人就以兄弟相称，十分投缘。

　　李贞乾见王公玙要做“治世之能臣”，便有意接近他。王公玙对旧县衙的人员制度和陈规陋习非常鄙视，一直想要革新，打算着手整顿县政府班子。于是，李贞乾建议王公屿在丰县首先放了第一把火：改革吏制。

　　王公屿首先对县衙里原有人员进行考评、甄选，精干的留用，把原来县长身边必备的师爷、弟子、大门、二门、快班、补班的人员统统清退回家等待，然后量材擢用。他用人才，荐贤良，象古代祁黄羊那样，“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他让他的学法律的族弟王宗瑗担任乘审员，让自己的同窗好友、以办事果断快捷稳健出名的逯剑华担任县政府秘书；同时，他也让一名跟自己有矛盾，但很有才干的士绅担任征收赋税的官员，而且还把原县衙里管田赋档案的人继续留用。对于清退人员，王公玙除了给足安家费之外，还对他们的生活作了周密的安排。当然，他知道在乱世之际，枪杆子的重要性，他要令行禁止，指挥如一。于是，他让自己的弟兄朱秉莲担任警察局长，掌管军权，还把自己的亲信夏铸禹、谢俭斋、冯欠斋安排在重要位置上。经过番整顿，县政府的人员精干了，办事效率提高了，威望也建立起来了。为此，他赢的了上峰的嘉奖和当地各方面人士的一致好评。

　　1927年的徐州、丰、沛地区是军阀混战的交点。那时丰县是国民政府刚从北京直鲁军张宗昌手中收复的新县。周边的形势十分严峻，局面也特别错综复杂。丰县的西北面的山东鱼台县，驻有北洋直鲁军张宗昌的重兵。徐州、沛县一带又驻有与国民政府有隙的属于“尾大不调”的西北军石友三部队。王公玙这个新任的县长能在这种情况下生存发展，而且游刃有余，确实是不容易的。这里不仅要有文韬武略，而且还须胆识过人。但丰县士绅的两大派势力让王公玙感到头疼。

　　于是，王公屿问计于李贞乾。李贞乾毫不掩饰地对丰县士绅的两大派势力进行了分析。左右丰县政局形势者是北派首领孙基士。孙基士本是清末秀才，世居丰县城北常店，他既担任过北洋政府的山东省议员，又被石友三部队委为参议，而且，他本身也是丰县有名的巨绅，钱庄、店铺、货栈很多。他广有家财，丰城里有名的“泰源公”布匹杂货店便是他家独资经营的，还拥有其他商号股份。张宗昌驻丰时，孙基士任丰县商务会会长，此人善于观察政治方向，掌握本县政治经济形势。孙基士凭借他独特的势力，拉山头，竖杆子，收罗了几百人的武装，组建了“丰县自卫团”。他自封为自卫团团长，时常走马坐轿于丰城至常店之间，是丰县城里跺跺脚城里城外都要“抖三抖”的人物。

　　孙基士的手下在丰县城内强买强卖，强收治安费据为己有，而且还敲诈平民百姓的钱粮，横行霸道，为非作歹，自然威胁着王公玙及其县政府办事人员的安全。王公玙自到丰县，一心要推行新政，北派自然成了他的绊脚石。

　　南派则以外号叫“李小爷”的李明德为首，并联同董汉槎、丁景文等人，多为革新派教育界人物，实力尚不如北派雄厚，很难与北派对衡。于是，李贞乾与董汉槎、丁景文等人一起，联络丰县县长王公玙，提议要王公玙为民除害。

　　王公玙决定先除掉孙基士，但是孙基士不是一般人物，要干掉他，必须要有充分理由和把握。面对李贞乾等人提议要除掉孙基士的问题，王公玙表面装作不加理会，反而对孙基士更加恭敬如常，百般笼络让孙基士感到：他是王县长的亲信密友。

　　这是王公玙巧设的韬诲计。先让孙基士对他不存戒心，然后寻机除害。另外，也要请示省府，做到名正眼顺。思来想去，便想到了孙基士当年在南京潜逃之事，这岂不是一个适当的借口？

　　要公开捉拿孙基士，却又有困难，孙基士身边拥有四十名骑兵卫士，而县府仅有几名警察，其力量悬殊之大，很难下手。

　　王公屿问计于李贞乾，李贞乾微微一笑：“对他只能采取计杀。”

　　这天上午，王公屿让人捎话给孙基士，要他下午去县府有要事相商。孙基士有恃无恐，让四十名骑兵随时准备听候命令，只带一名听差胡登明前往县府，他料想在城里不会出甚大事。

　　县府内早已布置停当，王公玙端坐大堂上。

　　孙基士来到县府门外，随来的听差胡登明被拦在门外。孙基士以为这是一般规矩，心想：“谅你新县长也奈何不了我！”他便径奔大堂而去。

　　孙基士刚一进门，王公与忽地站起身来，大声朗读：“省府命令，逃犯孙基士拿获后，着即就地正法！来人，速将孙基士绑了！”

　　孙基士一愣，当他与王公玙严肃的目光对视时，这才意识到情况不妙。

　　几名卫士上前将孙基士扭住。

　　孙基士明知这是有意安排的，仍愤愤地对王公玙道：“请把省府电令让我一观，死而无怨！”

　　王公玙一阵冷笑，将手一挥：“立即执行！”

　　孙基士被推到大堂后东院内，王公玙的一名卫士随即举起了手中的枪……

　　孙基士的听差胡登明听到枪响，不知里面发生了什么事，心里正在疑虑，这时，几名警察便将孙基士的尸首拉了出来，胡登明吓得拔腿就跑，一路直喊：“孙基士死了，孙基士死了！”

　　孙基士既死，丰县的南北派之争便日趋消弥了。王公玙命人贴出布告：接省府令，宣布孙基士是国民政府的内奸等十大罪状，并指明只处决孙基士，不搞株连九族，让孙基士的亲友无法反驳和报复。

　　接着，王公玙接管了孙基士的“自卫团”，又进行了相应地整顿社会秩序和社会治安，使丰县出现了相对稳定和安全的新局面。

　　处决了孙基士，李贞乾受到王公屿的器重。为了大力提倡开展妇女解放运动，提倡妇女放脚、剪发等，李贞乾向王公屿提出在丰北二区开办民众教育，并以用王献臣的房舍在师砦店子村办民众教育馆的名义，掩护他的家产不被国民政府没收。王献臣也欣然同意，王献臣得家人对此非常欢迎。

　　王公屿支持丰北二区办民众教育。于是，丰北二区民众教育馆开办，李贞乾让二弟李坤若出任民众教育馆馆长。

　　丰县的地势低洼，经常闹水灾。王公屿得知这一情况，十分关切。他亲临乡里，勘察民情，查水患，寻根源。他在听取水利专家意见的基础上，查阅了丰县水涝的大量资料，决心开挖丰县到鱼台的干河——复新河，来彻底根除水患。

　　李贞乾在学生中大力宣传清水患、挖新河、造福两县民众的好处，全力支持王公屿的壮举，并号召南派士绅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王公屿对李贞乾的舆论支持十分感激。

　　干这样的事实在太难了，没有经费，没有人设计，没有人监督，一切靠县府自己解决。加上由于宗族、地界以及封建迷信的束缚，开挖复新河，并没有得到南派士绅们的实质性支持，有些丰县的士绅还暗地里鼓动一些地主富户反对，同时还遭到了鱼台县的人反对。

　　王公屿有个特点，就是认理不回头。他认为对的，不论有多大困难，他也要干到底。他敢于碰硬的，一面请人设计河道，一面筹集经费，同时动员老百姓以工代税，以工代捐。

　　为了支持王公屿，李贞乾主动捐钱捐物，并建议王公屿身体力行。王公屿采纳了李贞乾的建议，他自己不但带头捐钱捐物，而且亲自到河工监督，接着对当地绅士们则恩威并施，强制要他们出钱出粮，而对于鱼台县人聚众闹事，他一方面设法调停，另一方面也带自卫团来维护治安。另外，他也努力到省府要求减免税捐，并争取治水患的赈灾粮款。

　　经过一番努力，复新河水利工程顺利开工了。为了抢在汛期前完工，王公屿几乎每天都到挖河工地上去检查，及时处理有关事务。

　　由于他的不懈努力，长达近百里的复新河竟在三个月竣工了。王公屿在百般艰难的条件下，利用一百天的时间，控制了近百里长的新干河——复新河。他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件事在两县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这条河的开挖，使丰县内涝有了排泄的出路，同时也为鱼台县人带来灌溉的便利。所以丰县和鱼台县的老百姓纷纷给王公屿送“万民伞”，这是老百姓对贤良的县官的最高奖赏。当时那些反对开挖复新河的丰县士绅们，又特意到县府赔礼道歉，并捐出相当可观的钱粮来赎罪，王公屿又利用这些钱粮来为县城修起了公路。

　　1928年，国民革命军光复丰县并建立政权，县长王公屿和国民党党部的主要人物在李贞乾的建议下，率领警察、学生大闹城隍庙，拉倒了那些泥塑的神灵怪物，像垃圾一样都清除出去，填入庙后的大水坑里。继而把这所散布封建迷信的城隍庙变为丰县民众教育馆，内设图书室、阅览室、博物室。白天有拳师教练青少年武术，晚上市民上夜校学习，成了反迷信的科学文化阵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