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抗日战争时期

                                             （1939——1945年）

                               九、保卫总部 掩护转移 血染十字岭

        1941年6月22日，德国突然向苏联发起进攻，苏联卫国战争开始。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更加嚣张，为了巩固华北占领区，经常偷袭我们的根据地。

       有一次，我们团在河南武安县刘家庄白家庄一带整训，当地有个汉奸秘密向日本鬼子报告说：“庄里来了一个新兵团，估计有一两千人。”敌人接到情报后，就利用拂晓向我们驻地偷袭，被三营游动哨发觉并鸣枪警示。大部队听到枪响，立即占据有利地形，副团长马忠全命令二营与三营配合，歼灭来犯之敌。敌人误以为我们都是新兵，就冒然进攻，结果正碰上太行山的铁拳头把他们砸个粉碎。敌人伤亡了50多人，其中有中队长一名，小队长一名，还抛下5具尸体。敌人吃了埋伏就往回逃跑，正撤退时，又碰上我一营副营长带的一个连从敌占区筹粮返回，迎头又是一阵猛打，敌人狠狈不堪，仓惶退回武安紧闭城门。

       我们团打退敌人偷袭后，仍然驻在刘家庄、白家庄一带整训，团里在刘家庄还召开了党代会。我有幸奉命去给团首长洗眼，返回时看到会场已布置好，我就进去，看见会场墙上挂着马、恩、列、斯，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洛甫、王稼祥、博古等人画像，这些都是团政治处自已画的，还有哪些人记不清了，反正墙壁上挂得满满的，估计是党中央委员的画像都挂上了墙。当时，党组织在部队还不公开，连队党小组开会都是秘密进行。有一次，我们班的宫四科偷听了排的党小组会，他回来就对我说：我们参军已两三年了，他们还说我们是群众。他觉得很奇怪。实际上，我们自己对“群众”这一概念也弄不清楚。

       1941年下半年，国民党密令在伦陷区的部队投降敌人，名曰曲线救国，先后向日本投降的有国民党中央委员22人，高级将领58人，军队50多万人。蒋、汪、日配合围困封锁八路军，加上那年灾情严重（水灾、旱灾、虫灾），根据地物资极端困难，几乎到了没有衣被鞋袜，没有食油蔬菜，没有纸张和医药的严重局面。根据地面积缩小，人口由1亿降到5千万，我们为了打破敌人封锁，在春夏之交组织了一次邢沙永战役（邢台、沙河、永平）。这次战役打了个把月，摧毁敌人碉堡100多个，填平护路封锁沟120多里，俘虏大批伪军，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与此同时，我们在河南省林县南又打了一仗，名叫林南战役。后来，又到浮山翼城打了一仗。这两次打的都是国民党顽固派，也是国民党投降日本人的部队。在浮翼战斗中，我们团进攻的是个土围子，叫李家堡，那里驻扎着阎锡山的二〇六团，他们把山都挖空了，里面是土围墙，围墙里面是猫耳洞，人都住在里面，有水有干粮。我们班有个看护员是河北人，喜欢吃面食，因为部队长期吃不上面食。这次作战中，他吃了发霉的干馍馍，第二天清早突然死了。我们都感到奇怪。后来，队长张仁斌反复检查尸体，又查看他没吃完的食品，最后对说是食物中毒。这次战斗，我们团俘敌三四百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和骡马。

        这年12月7日，日本人偷袭了珍珠港，接着侵占了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等国，为了把中国变成他们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用极端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了无人区，妄想从根本上摧毁解放区军民的生存条件，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的扫荡，一年四次大扫荡，一次比一次残酷，一次比一次花样翻新。他们效仿地方风土民情，自编很多与当地人相同的姓名，在山上山下到处呼唤，“某某某出来吧，敌人都走了”。当他们呼唤的名字恰巧与你的名字相同，你误认为是同村人喊你，当你从隐蔽地方出来，他们就把你捉住了。有时，他们用梳篦式办法一遍又一遍反复清剿，把人抓住后捆起来，把柴草垛成堆，火点燃烧。他们见房子就烧，把耕牛农具抢走，妄图把根据地弄成山穷水尽的无人区。

       我们为了生存，对付敌人清剿，每天走路、打仗。太行山是黄土高原，吃水相当困难，我们经常是吃不饱饭，忍着饥渴行军打仗。有一次，刘伯承生病，由于没有水喝，干渴得昏倒在地上。抽烟更是困难，经常是一支烟四五个人抽，一人只能吸几口。当时，我们执行任务的地方，多半在平汉铁路附近，如磁县、彭城、永年、武安、沙河、邢台这一带铁路沿线，如公司窑、观台、刻石岗等地就反复打过三四次。我们打下以后，敌人反攻又占领了地盘，战斗十分频繁，经常是围绕太行山的大山转圈，一时山上，一时山下，多是白天睡觉，晚上行军打仗。

       1941年，冀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生活十分困难，总部决定由七六九团护送一批弹药、给养、银元及干部到冀南。正值冬季天寒地冻，敌人在太行山与冀南平原之间沿铁路线挖了几条道护路沟，又用积土筑成与沟平行的长城，在公路与铁路之间还加设鹿砦与木栅，并筑有平行公路。在铁路沿线每隔一二里或五六里就构筑一碉堡，强迫民众看守。一到夜间，必须张挂马灯，并分段递呼联络口号，传递签名、票单。如发出联络口号或票单中断，马灯熄灭，马上就派出装甲车巡逻，用探照灯照射。还在一些地段的钢轨上装设录音机，闻钢轨有响声，即放出警犬侦察，嗅出埋设炸药，立即派部队追击破路人员。

       1941年12月下旬，我们往路东护送物资及人员，由于通讯联络出了差错，路东路西两部队汇合点没接上头，路东部队到磁县南填沟排除路障后，不见路西部队，路西部队在磁县北填沟排除路障后不见路东部队。当时已天明了，敌人来了装甲车巡逻，部队只好用高粱杆、玉米杆放入水里填沟。由于初冬水没有冻死，只冻了上面一层，部队只好淌水而过。前面只过去两个连，敌人的铁甲车坦克出来了，部队立即退到一个孤山上，坚守了一天。那天，我走在后面，还有十四团团长孔庆德、政治处主任等，也跟在我们团后面行走。敌人把我们部队截成三段，前段穿过了冀南，中段退到孤山，后段退往太行山。

       我们正退的时候，敌人追过来了。敌人距我们约二三十公尺，用步机枪朝我们射击。我一手捂着十字包，身上背着其他东西。敌人一枪射到我药包剪刀上，剪刀顿时断成三截，子弹从我右姆指擦过，险些伤到骨头。当天，我们退回原地，往返走了180里路，一整天水米未进。第二天又返回时，很多战友受伤后冻坏了腿和脚。因为战士淌水又受伤，穿的湿裤子、湿袜子，有的人甚至冻掉了脚指。

      1942年，是敌后抗战最困难,一年。4、5月份，日寇集中5万兵力和700多辆汽车扫荡。与此同时，驻山西的第一军团军团长筱冢义男，纠集25个大队和3000多伪军共25000余人，对太行山一带实行三光政策，扫荡冀南冀中平原。当时的惨像是，无村不带孝，到处闻哭声。在山西平西马家庄村，日军把群众290人逼到一个院子里用火烧死，把韩洪镇400余人赶到一个废庙内放火烧死。我们团第三营由营长张林先带领两个连，在冀南被敌人围在一个村庄里，血战三昼夜，敌人用坦克攻、火攻、毒气攻，最后全营官兵大部阵亡，剩下几个中毒未死的，被敌人抓去，送往东北下煤窑。

       敌人对太行山的政策更为残酷，把壮丁抓去，女子掳走，儿童老弱杀死。牲畜拖走，不能走的老牛杀食，食不完的放毒。房舍烧毁，财物抢走，生产工具搬走，不能搬走的就烧毁。埋藏者挖出，残存者放毒，目的是摧毁人们的生存条件，造成无人区。敌人在根据地的大路边设立据点，修筑碉堡，又组织特别挺进队偷袭八路军总部[5]，企图暗杀总部和师部首长。

      5月24至28日总部与师部中断联系，敌人以日行六十，夜行四十昼夜前进，目标是八路军首脑机关。他们经常用飞机侦察和拦阻轰炸扫射，5月24日，敌人在晋豫交界地区发现了我军目标，把在扬岸、李堡、麻田、阳邑扫荡的日军三十六师团、独立第三第四旅团第一第八旅团各一部，共2万多人集中起来，对南艾铺、姚门口紧缩包围圈，对通向南、北艾铺的道路发动火力袭击。

       我们三十八旅是太行山的主力部队。自从敌人5月大扫荡开始，他们就千方百计妄图寻找我们决战，在武乡，东田一带布成合围圈，旅首长机动灵活，指挥部队从韩壁附近敌人的空隙，跳出了合击圈，并命令部队缩小目标分散行动。

       5月25日拂晓，我们团团长郑国仲、政委漆远涯率团直属队和一营一起行动，准备插到冀西一带活动，途经南艾铺十字岭时，遇到了敌人。团长、政委立即向总部首长请示，总部左权副参谋长说：“现在情况紧急，敌情有新的重大变化，总部突围的路被堵了，总队人马多，目标大，白天突围很困难，要求你们掩护机关行动。你们的任务是坚守十字岭附近要地，扼守撤出运动要道，坚守到太阳落山。”

       当时团的战斗部队只有三个连和一个警卫排，团长立即决定由一营营长李德生率二连、四连坚守南艾铺西南大山，阻击麻田偏城方向敌人。一营教导员王亚扑率三连，坚守十字岭，西北山垭口一侧高地。团长也到那里坐镇指挥。政委漆远涯率警卫排坚守另一侧高地，保障从石灰窑至山垭口的通道。

       上午9时许，东南、西南、正南方向，传来枪炮声，用望远镜观测，是我旅十三团方向和我团一营方向与敌人交火，枪炮声响得十分激烈。10时左右，在三连扼守的高地附近，发现五六百敌人插入三连，副连长李基中率一排利用有利地形，阻击与己十多倍的敌人，战斗打得非常激烈。中午时，敌人5架飞机开始轰炸、扫射，总后勤部的少数牲口受惊脱疆乱跑。敌人发现了我们隐蔽地的人马，就向东西两面发射炮弹轰炸，包围圈愈缩愈小。十字岭东北山头上的警卫排与羊角方向的来敌浴血苦战，漆政委也负了伤。

       我军侧背受敌，眼看敌人就要扎住口袋，此时已到午后两三点钟，总部发出命令，分路突围。政治部向东南方向突围，后勤部向正东方向突围，总部直属机关、党校（干部团）、北方局、抗大、新华日报社、冀南银行等工作人员向西北方向突围。人马混杂，队形密集，牲口驮垛子很多，通向石灰窑方向只有山梁上一条小道，两面都是深沟，人马拥挤，白天行动飞机在头上轰炸扫射，两面炮弹呼叫爆炸，有些人爬在半山腰隐蔽不动。左权大喊：“快快上来走，前面有部队接应，冲出山垭口就摆脱了敌人。”正在这时，几发炮弹落在左权身旁，他中弹牺牲了。骡马、驭手死伤不计其数。死伤人畜，阻塞道路，部队前进不得，后退不得。两面敌人直接瞄准山圪梁射击。总部机关人马在极其艰难危险环境中，终于在25日零时，大部人员突出包围圈。

       在掩护总部突围的十几个小时战斗中，我团二连、四连处于四面被敌人包围状态，阻击了比自己十多倍的敌人进攻。任务完成后，李营长率二连、四连从西南方向硬是打开一个缺口，跳出了合围圈。我团二营由张添枢率领，在南委泉一带阻击从涉县方向来的敌人，在茅岭底与敌激战数小时，用运动防御的战术节节阻击迟滞敌人的行动。我们三连在敌我兵力悬殊，既无坚固工事，又无重武器支援的情况下，坚守阵地18小时。撤出阵地后，排长李长林发现还有一百多人没跟上来，又冒着被敌人歼灭的危险返回，抢救出了患难兄弟。

       我们团打了一天一夜，打破了敌人的合围计划。25日后半夜，鬼子虽然冲上了十字岭，但发现空无一人，于是心虚胆颤，到处燃起篝火，张扬声势。我们与友邻部队配合，用调虎离山计，迫使敌人放弃了搜山。兄弟部队又在麻田一三〇〇高地，把敌人死死吸住，掩护总部机关分散突围。

       我们团机关人员，坚决执行就地分散隐蔽、待天黑后再突围的命令。卫生队长张仁斌指着大家说，你们各人自已寻找地方藏起来，敌人喊叫不要出声，从你身边走过也不要动，抓住了不准供出同志。我藏在长满茅草的石板下，一整天没吃饭喝水，一直躲到25日零时，队长喊我们出来集合。我们的人到齐后，就向西面的灰石窑北山垭口突围。

       前面部队撤退的山垭口，已成为明光发亮的蛮土陡坡。刚突出合围圈，看到敌人烧的火还没熄。这时，队长说，把随队伤员带上，到辽县拐儿镇后山隐蔽。我回答：“是！”我去的那个小山庄有十几户人家，是老根据地，有党的组织。我带的伤病员有十几个人，他们都是轻伤，基本上都能慢慢走动。我的任务是负责他们的治疗和安全。吃饭从老乡家派。我每天除了给他们换药、洗伤口外，就是放哨，保护他们的安全。5天后，来人把我们接回部队。队长看我任务完成得很好，就又要我和他一起到十字岭打扫战场，搜寻伤员。

       这条山梁有十几公里长，山脊左右都是沟壑。我们一踏上山脊梁的小路，扑鼻而来的是浓烈血腥味。虽然敌人已辙退一个礼拜，但这种味道还很明显，眼前的景象真是凄惨得目不忍睹。人畜尸体遍野，鲜血染红了山坳。两边山坡上布满了烈士遗骸，有的是中弹死亡，有的是人马拥挤夺路时摔死的，军用物资丢失得满山遍野。

       在十字岭山坳上，我们发现了左权将军遗体，他看上去约30多岁，身穿白衬衣，头部和衬衣上有血迹，是弹片伤。张仁斌队长指着尸体对我说：“这就是左副参谋长”。说话时，他很悲伤。因为张仁斌和左权是老战友，曾在一起工作过。我们顺着山脊梁，又仔细查看，未发现一个伤员，尸体都已腐烂。

       十字岭战斗我方死伤人员，绝大多数是总部机关工作人员及北方局机关和抗大总校干部，再就是总部勤杂人员、驭手等。敌人这次扫荡规模大，时间久，手段残忍，达到了顶峰。日军动用了3万多人，是抗日时期最严重的一次大扫荡。

       粉碎敌人5月大扫荡之后，我们到武安东井村休整，指导员贾志敏、司药胡家富都找我谈话。他们说，“根据你平时及战时表现，组织上研究认为你具备了党员条件，我们愿意介绍你加入中国共产党。”于是，我就很快办理了入党手续，候补期是一个月。 

注释：

       [5]八路军总部突围。769团政委漆远渥军旅生涯回忆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是掩护八路军总部突围。八路军总部被日军合围于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太行山南爻铺一带。总部及直属队一万多人马，拥挤在崎岖山道上。日军的铁桶合击圈已经收拢，正以梳筚队形向南爻铺一带压缩，步步逼进，大有一口要吃掉总部的态势。负责掩护总部转移的是129师385旅769团和13团。769团是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缩编的主力部队。漆政委回忆说：“战士们真是英勇啊，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用手榴弹和刺刀硬是杀开了一条血路。敌人的重重包围被我们硬是撕开了不足200米，连敌人刚刚扔下的烟头还在地上闪着红光。四挺机枪分别向两边不断连续扫射，769团的战士们顾不得回头看一眼正在撤退的总部首长，奋不顾身地向疯狂冲击的日本鬼子射击、投弹、拼刺刀。不断有人倒下，有人负伤，但每个战士都以自己的生命拼命完成战斗任务。在769团部队掩护下，总部和北方局、党校以及后勤人员，都是通过这条杀开的血路冲了出去。这一仗，全团近千人打的仅剩几十人。769团这支具有红军光荣传统的英雄部队，掩护总部突围。”多少年过去了，每忆此役，漆政委总是热泪盈眶：“为掩护总部，全团几乎全部打光了，一将功成万骨枯，而我是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