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8月中旬的一个周六的下午，祝幕书记在大礼堂做了一场“关于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动员报告”。在这次报告会前，整个大礼堂像往常一样又是全场爆满，座无虚席。下午一点半，大会准时开始，当主席台的大幕徐徐拉开之际，祝幕书记从后台缓缓地走了出来，此时，整个会场立刻爆发起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人们无一例外地都全神注目于这位老书记，足见他在全院师生员工心目中享有多么崇高的威望。此情此景，让华阳不由得想起了以往他所做的多次报告，那些报告几乎每场都是那么精彩绝伦。可能是由于他的博闻强记和卓越的讲演才能使然，他做报告时从来不用讲稿，却都能讲得条分缕析，入情入理，声情并茂，意趣盎然。每逢他讲到精彩之处时，常常被热烈的掌声和欢笑声所打断，真正达到了讲演者与听讲者的相互回应和互动，每次报告都成了轻松愉快的精神享受。可以说，他这位知识分子出身的革命老干部的形象，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人们的心中。这次报告前，人们出于一直以来对他的印象和信赖，而且又听说，这次他做报告，是因为他刚刚从省委开完会回来，大家都认为，他一定是在省委的会议中，得天独厚地先人一步领会了中央精神，这次报告，他一定能将这个精神传达得十分透彻并到位，那么，大家就能按照党中央的精神和所指引的方向去参加文化大革命了。这正是所有的人都非常急切地要想知道并掌握的，因此，人们都殷切地期待着……

　　然而，祝幕书记开讲后，人们越听越觉得这个报告与以往有些不同，渐渐发现有许多地方与人们所学到的“两报一刊”近期所发表的一系列社论及文章有不小的差异。这个报告让与会的一大部分人迷茫而失望了，许多人觉得这个报告与“两报一刊”精神不一致，好像并不是党中央的精神，人们开始议论纷纷，会场秩序开始混乱起来。许多人不知他是从哪里听到了什么消息或是精神，因为他这个报告的主要精神是“文化大革命”必须要由各级党委来领导，他要求党委成员们要敢于领导和各部、系、处、室的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掌握并强化各级组织的领导权；他又点名抛出一个党委成员以及八位老教授和五个中层干部，点名说他们是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应该发动群众揭发批判他们；而且他还大讲特讲一定要大抓并处理“师生中的右派”等等，他又提出，整个运动由校党委统一领导、部署，诸如此类。听完他的这个报告，人们并没有像“文革”前那样对他报以热烈而经久不息的掌声，而是当场就激起了与会者们极其强烈的质疑甚而愤慨……

　　他的这个报告里的许多观点和主张，在那些已经受到党中央的几个重要文件以及“两报一刊”精神的指引，逐渐被发动起来的群众面前，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报告结束后，人们刚刚走出大礼堂，便在以大礼堂为中心的校园各处开始了激烈的大辩论。一些人认为，他这是玩弄迷惑群众和转移斗争大方向的伎俩。还有一些人在极力维护他，拥护他的这些主张，可以说，对于他这个报告的精神和主张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由此而产生了同意和反对的两种观点，进而形成了教室派（持同意观点）和图书馆派（持反对观点）的两大派。

　　在此之后的两三天内，集中揭批他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贴满了主楼和大礼堂外的周围大墙上下。这些大字报主要围绕两个方面：一是揭批他对“文革”指导和领导工作与党中央的精神唱反调，不能引火烧身，反而“舍车马，保自己”，转移大方向；二是揭批他在举什么旗，依靠什么人，培养什么人方面的诸多问题。

　　一时间，这些大字报使得他的威望顿失，威信扫地。在强大攻势猛烈攻击之下，平时思维敏捷，能说会道，敢作敢为，能量很大的他，陷于精神不振，手足无措，无力领导的境地。紧接着，要求将他停职反省，改组党组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贴满了学校的主楼、大礼堂、图书馆以及各个教学楼的内外。

　　此时的政治系原系主任因为被揭批出了许多严重问题已被停职反省，政治系已经根据《二十三条》的精神，率先成立了由革命干部、系部分干部代表和师生代表组成的三结合工作组。这就是“文革”最初的夺权斗争。在全校各系中，除了政治系打头阵以外，中文系、艺术系、历史系等也都先后取得了对系总支夺权的成功，也都效法政治系的经验，成立了三结合工作组，运动在“三结合工作组”的领导下，有条不紊并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不久，全校就分成了两大派，并成立了两大群众组织：一是造反派的“红色造反团”；一是保守派的“八八团”。过了不到半年，全校各级党政机关、各部门，包括党委、团委、校部各部门、各系党政部门均被夺了权。

　　回溯祝幕书记的那次关于“文革”的报告，由于他没有真正看清形势而导致被动，从而令他深深地陷于尴尬境地，细究其因，是“文革”之初，他也和全国各地大多数领导干部一样，对这场史无前例的“文革”是很不理解的，比如1966年6月1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的一张被毛主席称为“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公布以后，“文革”运动已经在全国各地，特别是高等院校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一些异常状况，使得各级党委和领导机构手足无措。7月16日，黑龙江省委效仿北京的做法，向运动刚刚兴起的高等院校派出了工作组。紧接着又在7月18日召开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大会”，开始强调各级党委要敢于积极领导“文革”运动，给各级党委撑腰壮胆。在这种形势的推动之下，祝幕书记觉得有省委的支持，自己当然得站出来领导这场“文革”运动了。另外，也可能是他又想起了1957年的“反右斗争”，因而号召要大抓“对有问题的师生处置”等工作。还有，在另一次全校大会上，他公开叫板：“有人说我‘老奸巨猾’，其实我是‘老马识途’。”他的所谓“老马识途”是在按照1957年“反右斗争”的经验来看待“文革”运动。所以，在全校才有了后来的给师生“划类”，在师生中抓“右派”的举动。他的这种理解，他的这种说法和做法以及省委的引导，显然都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怎能不被动挨打？！

　　还有一次，祝幕书记在中文系的师生大会上信心十足地说：“有中文系六百名生力军按兵不动，我心里就有底。”可见，他对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确实缺乏清醒的认识。虽然对于当时只有三千名师生的哈尔滨联合大学来说，“六百名生力军”确实是举足轻重的。但是，祝幕书记怎么也没想到，早已得到了“小道消息”的政治系部分师生，这时已从秘密串联发展到公开宣传“造反有理”，并且正在酝酿成立“造反团”组织。况且，中文系的所谓“六百名生力军”也不是铁板一块，很快也分化成了“造反”和“保守”两大派。更让祝幕书记始料不及的是，时隔不久，在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干预之下，全国各地派遣到高校的“文化大革命工作组”都奉命撤离了高校。学校党委也很快就陷入瘫痪，已经无法掌控全校“文革”运动的形势了。因此，祝书记彻底茫然而又失望了，而且让他想不到的是，这时的党中央已经出现了“两个司令部”，“革命的烈火”也很快就烧到了他的头上。

　　1966年8月30日，哈尔滨大学造反派联合哈市其他单位的造反派对祝幕书记等领导干部进行了严酷的批判游斗。他们用大卡车拉着所有被批斗对象游街，在每个被批斗对象的脖子上都挂上一块大牌子，上面用黑墨写着每个人的名字和罪行，而且名字上打了个大大的红色的“×”，而祝幕书记还被剃了“鬼头”，他那慈善的脸庞上以及洁白的衬衫上被泼满了墨汁。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他左思右想，对于加在自己头上的种种罪名怎么也无法接受，他回顾自己的前半生，想自己从1935年参加革命，又参加并领导了“一二·九运动”，之后又辗转奔赴了革命圣地延安，直到1957年调任哈尔滨大学出任党委书记兼校长至今，自己一直坚定不移地走着革命道路，真是对党忠心耿耿，党指到哪儿自己就打到哪儿，党让怎么做自己就怎么做，从无二心，从无二话，党把自己领上革命道路，自己就一直坚定地走在这条革命道路上，从无偏差，可是，怎么如今自己竟然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没有人理解自己，没有人信任自己，没有人尊重自己……他百思不得其解，感到自己蒙受了极大的羞辱，觉得自己已经没有了出路，简直生不如死，他彻底绝望了……8月31日的凌晨，人们在祝幕书记家的卫生间发现了他自缢身亡的遗体。

　　当天，祝幕书记在自家卫生间自缢身亡的讯息，迅疾在全校散布开来。华阳也很快就听说了，他甚为震惊。他立即随着闻讯赶往出事现场的人们一道飞快地跑到了祝书记家居的那座小红楼之前，只见那里已经挤满了人，里三层外三层，楼上楼下有不少人进进出出地忙碌着，人们的表情不一，人们议论纷纷……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一辆殡仪车开来，在他的家人们的恸哭声伴随着围观者的唏嘘声中，拉走了他的遗体。这位老革命、老干部的一生竟然就这么悲怆地终结了……

　　随着运动的进一步开展，被批判和揪斗的人越来越多，校内的隔离场所（当时称为“牛棚”）已经容纳不下了。于是一些群众组织领导者都相继采取了甄别、解放和释放工作。

　　在这期间，华阳也参与了对一些老干部、老教师、老教授的甄别、审查以及划类等等工作。那年的夏天，为了对原任学校校刊主编的老干部刘省三的历史问题进行甄别，他受总部委派，和另一个同学邢有才一起去外地调查。此事的来龙去脉是：原哈尔滨联合大学的党委副书记张杰敏也被打倒，在其后不久，就有人把矛头也指向了刘省三老师，前面曾经提到刘老师跟张杰敏是同乡，是张杰敏把刘老师从山东大学挖到哈大的，有人就说刘老师是张杰敏的黑爪牙，在批斗张杰敏时，组织者中有人提出让刘老师与张杰敏划清界限，揭发张杰敏的罪行，刘老师说没什么可揭发的，于是有人就说刘老师是张杰敏的黑爪牙和黑走狗，当场便把他揪到台上让他陪斗，批斗之后揭批刘老师的大字报就铺天盖地而来，有人揭发说，当年刘老师年轻时，在八路军部队谋杀了一名女战士，说他是潜伏的国民党特务，他当时想策反这名女战士时遭到拒绝而将她杀害的。于是一个群众组织就给他戴上了“特务、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交由校内各系和各部门轮番批斗。刘老师始终不服，他多次写材料申诉说，事实的真相是，当初那名女战士追求他，因为遭到他的婉拒而想不开自杀身亡的，并非他所杀。他在申诉材料上还列出了几十位战友及其详细地址，请求组织予以调查和审查。于是，在开展甄别、审查工作时，便把他也列入了名单，这个任务就交给了华阳和邢有才。

　　华阳和邢有才为了尽快完成任务，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马不停蹄，日夜兼程，不辞辛苦，几乎走遍了全国，由于刘老师的战友分布于全国各地，因此他们到过北京、天津、武汉、南京、上海、杭州、广州、贵阳、重庆、成都、郑州、济南等地，尤其是在山东省他的原籍以及他出生和参军后战斗及工作过的地方以及证明人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如：齐河县、固山县、长清区等地，先后找到了几十位见证人，最终取得了几十份证言材料，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回望这次外调确实是比较艰苦的，去城市外调还算好点儿，不论乘车和住宿都比较方便，而去那些县或区或村屯则比较艰难，多数不通车，因为当年的山东比较穷，城乡的基础建设很差，大多数的道路都是土路，山东又多旱少雨，土路上满是一寸多厚的尘土，一脚踏上去则尘土飞扬，因此，行走起来十分艰难。但是，他们咬紧牙关坚持，终于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有个小插曲值得一提，就是其间还发生了一个有惊无险的事情——有一天，他俩正走在山东省两个县间的土路上，突然发现前面有一个人骑自行车从岔路拐进了他们所走的这条路，那个人可能是因为内急，便停下车子，把车子靠在路边的一棵大树上，然后他先从衣裤皮带上拔出一支手枪，便往苞米地里钻。见他穿着便装身上还有枪，可把华阳他俩吓坏了，不知那人是不是劫道的土匪，又想到人们都说：“穷乡僻壤出刁民”他俩立即停下了脚步，不敢再往前走，随即也钻进了苞米地里躲避，直到那人方便完了，走出苞米地骑上车一溜烟儿走了，他俩才出来继续赶路。他俩边走边分析，觉得那不是坏人，可能是便衣警察或者是哪个县派出的通讯员之类的人，带枪是为了防卫。这确实让他俩虚惊一场。

　　两个多月后，他们回校后，立即将这些材料悉数交给了学校组织。真是“工夫不负苦心人＂，他们调来的这些证明材料上交后的确发挥了良好的作用，此后，刘老师不仅没有再挨批斗，而且在“文革”后期的落实政策阶段，刘老师如愿以偿地获得了平反昭雪。华阳和邢有才辛辛苦苦调来的这些证明材料为刘老师的平反昭雪提供了有力的依据，他们都觉得能为自己敬重并爱戴的老师得以解脱而出力，那些外调材料不仅还刘老师以清白的身世，更将他蒙受多年的冤情洗刷净尽。为消除了刘老师后半生在政治生活及政治地位等方面的后顾之忧做出贡献而倍感欣慰，也增进了他们与刘老师之间亲密无间并牢不可破的师生情意和亦师亦友关系。

　　话说当他们风尘仆仆地返回哈尔滨时，已经是哈尔滨在“一月风暴”期间基本完成了夺权斗争之后了，可以说由于这次外调，他们错过了夺权斗争。这一波夺权中，省报社也被夺了权，而每天的报纸还必须按时出版，为此，从各个大专院校抽调了一些人充实到编辑和记者队伍之中，哈尔滨联合大学中文系抽调去不少人，而华阳与邢有才因为当时尚未归来，则错过了这么好的历练机会。前面曾经说过，做编辑和记者一直是华阳的梦想，他心中哪能不对此深感痛惜？这段外调虽然得到了可以为刘老师正名的材料，却失去了进报社历练的绝好机会。这“一得一失”真让他哭也不是，笑也不是。后来有一天，他偶遇自己比较熟悉的一位下届的学友出去采访，他俩交谈了起来，那位学友说：“当时抽调人去省报社，可惜你不在哈尔滨，倘若当时你在的话，肯定会有你。”可惜世上哪有那么多的“倘若”呢！

　　还有一件事，就是刘老师对于校组织总部派人给他做甄别并把他的冤情洗刷掉，为他正了名非常感激，为了表达谢忱和忠诚之意，他主动向当时刚刚成立的校革委会请缨，提出要发挥自己做编辑的特长，编辑一本新版的《毛主席语录》，并点名要与华阳两人共同承担编辑这本《毛主席语录（袖珍本）》的工作，并立即获得了批准。其后，他们就开始了紧锣密鼓的工作。此工作他俩辛辛苦苦地干了近半年，眼看着接近了全部完成的目标，当时是终校和制版都已完成，正等待上机印制，然而，不幸的是，此时哈市掀起了武斗之风，哈尔滨联合大学首当其冲，竟成了被围攻并遭到枪击的院校之一，学校印刷厂的印制人员基本上都已逃离，没有人来上机，开机和印制，因而此书未能付梓印制，最终流产了。遭此不幸，大家都十分沮丧和惋惜。后来，华阳将那本书的终校样仔仔细细地装订成册珍存起来，成了一本未曾上机印制出版的所谓“毛边”校样孤本，作为永久的珍藏，有时候想起来，他还拿出来捧读一番，常常会有别样一种滋味涌上心头……

　　再有一件事就是，刘老师后来调转回了原籍山东省，山东省又依据那些外调回来的材料，为他做了进一步的彻底平反，恢复了他革命老干部的身份，承担省史志办的编志工作，直到退休。他经历了一场场政治运动的多次冲击及腥风血雨，虽然是伤痕累累，却仍能从容面对，无怨无悔。在退休之后，他老人家本应安享晚年的时候，却又以深厚的战友情谊，超人的毅力，顽强的意志，历时23年笔耕不辍，突破万难和艰辛劳苦，将聂绀弩身陷囹圄及在北大荒服刑期间，仍然笔耕不辍所写的几大本旧体诗编写出了宝贵的《聂绀弩旧体诗全编》，在这部书中，他不仅仅是汇编而且进行了句解、详注、集评。为民族文化、国家和社会，为文学事业的繁荣昌盛，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也使得他的晚年生活熠熠生辉！

　　顺帶提及一事，华阳他们在外调途经杭州时，他买了两本当时最流行的《毛主席诗词》以及两幅丝织的毛主席像，准备将这诗词和画像各赠送金瑛一份，此外，他还特意在那里买了两床锦缎被面，那两床被面上都绣着大片的牡丹花，他之所以买这样的两床被面，是因为他知道绣花锦缎被面不仅是杭州的特产，而且在全国乃至世界都享有盛誉，还因为金瑛非常喜欢牡丹花。他想，买回这两床被面可以留作将来自己与金瑛结婚时，做成两床大花被子给她，他想，她一定会十分喜欢。此外，他还买了几件工艺品，其中有：两幅小挂屏、两方真丝绣花手帕、一对塑料男女玩具娃娃，那时的塑料制品还相当的稀少，因而也比较珍贵。另外，他还买了一个瓷制的一对恋人在一起亲热的小塑像。很显然，他买这些东西是花费了很多心思的，而每一件物品都各有深意，承载着他的许多希冀和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