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鸣《油画背后的故事》～连载中）***

64. 我们还没玩够就长大了

（陆军总院的发小儿们在“打倒，砸烂，推翻，撗扫”的口号声中长大了。）

文革的日子对我们半大孩子来说就是解放的日子，不用上学，不用做功课，更不用考试了。家长们天天搞运动，关心国家大事，无暇管我们。我们一群小孩简直是玩疯了。总院的各个角落都让我玩遍了。医院的北墙外是第六十一中学，墙里就是狗圈和花房。有时我们去花房外拔些青草抱到动物实验室里喂小兔子，看荷兰猪和那些做临床试验的大狗们。那会儿家家差不多都有猫，小靖记得她家的猫和汪淼家的猫，都是她爸爸给猫做绝育手术。我们还模仿电影《鸡毛信》把一个小纸条往身上乱藏，我习惯把纸条藏在卷起的裤腿中，妈妈洗衣服时总问我：“纸条是什么意思？”我回答：“是鸡毛信。”

那时候女孩子爱攒糖纸，玻璃纸的、腊纸的，编号要连的，如果玻璃纸的褶子了，就要在水里泡好，再贴在玻璃窗上，干了夹在书或本里，还互相显摆和交换。所以，我就变着法儿地去合作社买新的糖，就买一块，为的是攒糖纸。合作社是我常去的地方，里面有一个漂亮的侯阿姨，她对我们小孩可好了，我总爱去打芝麻酱，是为了在回家的路上偷吃，我想侯阿姨知道，所以我记得她总是多给我一点，每次都叮嘱道：“慢点走，别总盯着麻酱，看着脚下的路，别摔跤……”

（右图：我无论在哪，只要一吃芝麻酱就想起了总院的合作社，漂亮的侯阿姨，她从来都不直说，你不要一边回家一边偷吃芝麻酱，而是说，小心看着脚下的路……）

那时牙膏皮是铅袋儿的。我还和几个男孩子，把牙膏皮放在一个破铁勺中在火上熬化了，往硬币上一倒，就可以造出个一面的钱币。“拨老根儿”的小游戏我也是从幼儿园玩到9岁，讲究的是把杨树叶柄放在鞋里沤着，特有韧性，往往可以最终取胜。白天我们常常跑到停尸房趴门缝往里看死人。再看哭死人，停尸房旁边就是病理实验室。我们趴上实验室的窗台，往里看屋里的标本，当时最让我害怕的是泡在一个长圆大瓶子里的一个死婴，身上还有一块淤青的胎记。

（左图：谁知道呢，反正长大了就不爱和男孩子玩了。男孩子们一块玩，女孩子们一块玩，开始有了男女界线了。）

我们以看大字报为名也常常走出总院到大街上去，往东走有一条最熟的路，有几条东城区著名的胡同，穿过六条(胡同名)是五条，穿过五条是四条，穿过四条是三条，三条东口马路对面就是东四了。我可喜欢在树荫下穿行胡同了，爱看人家四合院瓦檐下那些精美的砖雕；门口那一对对大小各异的抱鼓石，也常常停下来似懂非懂地读着刻在院门上的对联。小时候我们管东四叫四牌楼，因为正对着东四人民市场有一排高大的木质彩绘牌楼，可壮观了，可惜后来给拆了……

（右图：东城的著名胡同都在总院的隔壁，只要能溜出大院，就感觉外边的世界总是那么热闹和新鲜，亲切和陌生。）

九岁的我胆子也越来越大，我们夏天仍然天天泡在游泳池里，后来我们不止是去工体了，有时也去什剎海去游泳。什刹海是比较野的游泳池。脚下全是淤泥。有一次我们用脚探出有蛤蜊，一个猛子扎下去用手捞出了许多大蛤蜊，拿回家放在大盆里让它吐上一夜的泥，等煮熟了，拨开贝壳一吃，一点都不香，一股泥味。工体还是我们最爱，有时我们连游两场。那时我们都有了深水合格证。这也标志着我们长大了，第一次进到人很少的室内深水池，我们又神气又激动，一口气儿跑上了高高的十米跳水台，往下一看还真挺晕的，不知谁说的谁敢第一个跳？我想都没想上前挪动了几步，一步踩空就跳下去了，我们都管这叫“跳冰棍”……自从文革开始后大礼堂的电影只剩八个样板戏了，从前的散场终曲是《彩云追月》、《步步高》、《喜洋洋》，后来变成了《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我们走在大路上》了。

我刚过了10岁，妈妈调到了后勤门诊部工作。我家离开了陆军总院。搬到了北京西山的高井甲32号——北京军区后勤部大院。总院的儿时记忆，慢慢沉淀在我记忆的最底层……

（1966年2月13日，我和弟弟妺妹照完这张合影后，不久文革就开始了……）

（1958年选出了全国劳动模范时传祥，是掏粪工人的优秀代表。因为在劳模会与刘少奇有一张握手的照片。文革一开始这个“粪霸”也被揪斗了，我一直不明白霸着粪有什么用啊？我们小学还组织参观了一个展览，都是掏粪工人们在文革期间从各个厕所掏出来的“四旧”，其实就是那些怕红卫兵抄家的人家，偷偷扔进厕所中的金银财宝、古董文物、珠宝手饰、影集、唱片、瓷器等等好东西，让我知道了好东西都在厕所呢。）

＊鸣谢：杜建林，张靖，关白燕的资料提供*

65. 我当上了文艺宣传队的队长

（左图：这是我的红旗小学的部分同学。左起：李妍、穆风竹、林丽、赵建芬、张秋燕、陈燕冰、李伟丽、宋丽亚、孙燕春。 ）

北京军区后勤的子弟小学叫红旗小学。我记得我已经是高年级的学生了，基本上没有什么文化课。我和班上的牛小玲(牛平)和王力很快就成了最要好的朋友了，三个人天天傻玩，傻乐。那时候男女生开始有了男女界限，不明不白地认为男女就是不能太好，不能在一起玩。如果太过亲近就是小流氓的行为，所以我们基本上不和男生讲话。每天早上上课前也不向老师问好了，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早请示。反正也没有什么可学的，我依然在课堂上画老师，记得画过班主任关老师，数学课余老师……看电影就更少了，我们中间常常误传：今天晚上有电影《夜站白桥》（夜站白睢)、《白蒙尼》（白矇你)、《空军英雄礼堂空》。只记夏天有一次我们在广场上看的第一个电影是《地道战》，闷热的夜晚被蚊子咬了一身包，还没散场一阵大风带来了一阵大雨，我们水淋淋地跑回了家。

从总院的大夫宿舍搬到单元楼，似乎人与人的距离拉开了。我们家住在44号楼，感觉每天上学都需要走很远的路，那时的后勤还在建设中，像一个大工地，我们边走边玩，上学迟到是常事……

有一次上音乐课，陈文荣老师让我唱一首歌，我记得是《天上布满星》，那歌一点都不好听。下课后，陈老师说：“你的乐感不错，吸收你参加学校的文艺宣传队了。”我挺高兴的，觉得排节目总比上课好玩。

（右图：这就是后勤大院的大门和礼堂。）

那个时候的节目是一水儿地歌颂领袖和党的主题，我们先后编排过舞蹈：《红军不怕远征难》、《八角楼的灯光》、《草原英雄小姐妹》、《红军战士日夜想念毛主席》。还曾编排过集体舞《地道战》，这个舞我是参考大型团体操创作的，后来一直把这个舞带到中学的宣传队。很快我当上了红旗小学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

记得有一次我们小学宣传队为后勤学毛著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演出，其中有一个表演唱《四个老汉学毛选》的节目。临上场时突然发现四个老汉有一个没到场。实在没办法，我穿上了演出服，戴上假胡子，扎上白毛巾，上台演了一把老汉。因为舞蹈是我编的，熟练地演完。不过好朋友还是从我穿的一双天蓝色的袜子上看出了破绽，确定是我，从此我多了一个外号——呼老头。

我们小学当时的红小兵团的团长叫樊京平，她毕业后，我就稀里糊涂地当上了红小兵的团长。那时动不动全校就开大会，好像我的工作主要是带头儿喊口号。有一次请附近农村的一位苦大仇深的大爷做忆苦报告，讲着讲着就开始回忆三年困难时期吃不饱的情况，大爷涕泪俱下地说：“要说挨饿，六零年比解放前还……”老师马上让我带头喊口号：“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在口号声中，我把大爷扶下了台。

（那时的文艺宣传队还要负责教会全校师生跳《忠字舞》（一种在行进中的舞蹈）。）

**《油画背后的故事》锐评**

1：童年为呼鸣隔绝了一个非常诡异的时代——这时代看似贫穷，人们却在物质的苍白中熙来利往，仅仅是为了有限而短暂的舒适，就抛弃纯真的道义和情感。然而，实话实说，这一切并不是老百姓可以左右的。人们总是批判文革时的人性之恶，却忽视了大环境给予人的巨大压迫，不够坚强的人们若想逃出生天，往往只能选择苟且。人类为自保而自伤，大概是众恶之最，这，是时代强加给人的恶念和创伤。

呼鸣这一段关于童年事无巨细地描写，与鲜明的时代构成了强大反差，很快，成长，就会带走厚重的云朵，那时，历史的天空将会是一片骤雨罡风。

答：幸好，今天有月光，可以打开窗子，说说亮堂话了。

2：呼鸣再一次不动声色地表达凌厉。童年的无忧虑反衬着整个民族的迷狂和荒废。元代废止了自隋以来的科举制度，文化自然无力昌明。奇异的是，元曲却在如此的背景下，产生了。

孩子们在一种巨大的压力中感受着失重一般的自由。上一代在人影憧憧中各个自危，受尽了来自于爱戴、仇恨等本性上对于自身的凌辱和迁怒。呼鸣的轻描淡写之中，有一种种深深的忧虑。

而文革之后一直都乏有真正的忏悔。甚至，不允许有一句时间和地点都言之有物的真话，于大庭广众之下说出来。呼鸣意味深长地加进去一笔“控诉”的片段，读来令人好笑之时，继而又感到莫明的悲凉。

答：曾经有个时间节点，”八大样板戏“，”XXX的书我最爱读“，似乎又热热闹闹地火了一把，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元曲是有特质的，我们的这种”新瓶装老酒“，只能够闹腾一个下午，风一吹，就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