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鸣《油画背后的故事》～连载中）***

58. 我的画儿送到了少年宫参展

（左图：1962年的10月18日，是我7岁生日。这是妈妈带我在生日时单独照的最后一张像了。以后就是和弟弟妺妺的合影了，从这时起我的照片开始有更多不笑的表情了，那迷失的眼神儿，似乎开始思考人生了。）

一年级的第一节美术课，老师让同学们画一个太阳，当时大家都努力地画着圆圈……当作业本发下来时，老师说：“同学们，大家都画的是圆太阳，可是你们看这张作业，呼鸣同学画了半个圆太阳，还放着光芒！呼鸣同学你站起来给大家讲讲，你为什么这样画呢？”我大声说：“是太阳刚刚升起，就是半圆的，等升到天上才是圆的呢……”多少年后发小儿聚会时，当年的同班同学吴晓明回忆起这个小段子。

后来，我就是变成了落后学生，美术老师依然喜欢我。我的美术作业都没得过4分，全是5分。上三年级的时候是文革前夕，大约是社教运动吧？全校选出几个画画儿好的同学要画几组童工血泪史的画，说是要参加少年宫的阶级教育展。我分到的是《包身工的故事》中的三张画。老师发了我几张水彩纸和12色的水彩，记得那是我第一次用锡管水彩颜色，我高兴坏了，一口气完成了三张画。三张中只有一张我记得是：资本家的胖老婆抓着被机器压断手指的童工，用大剪刀剪断手指的情节。我把那个资本家的胖老婆画得丰乳肥臀还烫着头发，穿着一身水绿旗袍，旗袍上还滚着绣花儿小边。老师一看就笑了，指着这个胖女人问：“这是你画的吗？”我说：“是啊！女特务不都是这样吗？”后来我画的三张画都被选上了。

当我第一次在景山少年宫中看到了我的画挂在墙上时，心里高兴极了。其实，从那个时候起书店已经有许多的忆苦方面的丛书了，记得家里曾给过我和大弟弟一人几块钱去买书，我买了一大堆和万恶的旧社会有关的书，什么《郑师傅的遭遇》、《百岁衣》、《一块银元》、《我要上学》之类的。转身看我弟弟呼吁只买了一本厚书《彝族之鹰》。后来等我回家后，发现呼吁那本书比我那些丛书都好看。

（右图：这些小丛书每次看完都特受教育，特别是那本《一块银元》，喝了水银的童男童女端坐着，被人抬去陪葬的情节，想象出的画面把自己也吓得不轻。 ）

我最喜欢这个儿歌，觉得特别地逗：

“吃汽水，

喝面包，

夹着火车上皮包，

下了皮包往北走，

看见一个人咬狗，

拿起狗来砍砖头，

反被砖头咬一口。”

我们班上，不光是陆军总院里的孩子，还有住在附近许多胡同中的孩子。我的同桌孙秀英就是住在三义宫的那条胡同里的。我喜欢看她说话，她说话声音很小，一说话就爱笑，一笑就有两个小酒窝。瘦瘦的手腕上还戴着一副银镯子，头发总是用头油梳得亮亮的，像年画上的小姑娘。有一天上课，她病了没有来。放学后，老师让我去她家给她送留的作业，我按着地址找到她的家，她家的屋子又小又黑，真是一间房半间炕的那种，她坐在床上，穿着一件有补丁的小夹袄，看我来了脸上的表情特别不好意思，我张口就问：“你家的大人呢？谁照顾你呀？”她小声说：“妈妈去人家做保姆，晚上才能回来。”“那你爸爸呢？”我接着问，她的声音更小了：“我没有见过我爸，我妈说他死了……”我什么也说不出了，把留的课堂作业交待清楚就离开了她家。后来二年级的时候，我的同桌孙秀英还是办了病退休学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左图：小时候的胡同是这样的，家家孩子多，住得挤，大杂院里人气旺极了，讲礼儿讲面儿……）

“南门仓，点儿铛啷，破桌子破椅子破门窗。南门仓，是破庙，经过改造，变成学校。”这首当年的顺口溜就是我们南门仓小学的真实写照。在这所普通小学学习的同学中，大部分市民家的孩子的家里生活都很艰苦。当时班里有一个叫王双喜的男同学，衣服穿得非常破，真是没有一件衣服是没有补丁的。冬天的棉袄也没有罩衣，袖口和前襟总是黑亮黑亮的，从来也没有见他穿过袜子。那时我们每个学期的学杂费是2元5角。一开学同学们要亲自走到讲台，把学费恭敬地交给老师。当王双喜走到讲台时，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碎钱，一分二分地数了半天，当时我不明白为什么不交整钱呢？现在想起来，一定是他家里很困难很困难的，交学费是一分分地攒的钱啊……

59. 我们的大操场和大礼堂

我家住在陆军总院的大夫宿舍。后窗子外就是大操场。这片空地儿可是我们的天堂，我们玩“跳房子”、“攻城”、“木头人儿”都在大操场上，夏天的晚上常在大操场放电影，那也是我最幸福的时候了。我妈把我们三个孩子都洗得干干净净的，还在背上脖子上，腋下都用粉扑扑上痱子粉，我们浑身香喷喷地拿上小凉席、绿豆汤、大蒲扇奔向大操场，铺好凉席，摆上板凳，早早地先占好了位子。电影要是好我就一直看完，觉得没意思就平躺在席子上，看天上的星星，一会儿就睡着了……

（右图：这是我家的邻居，（左起）王平、王和、王昭的合影，他们的身后就是我们最爱玩的地方，总院大操场。）

大操场旁边，是红砖三层的解放初期盖的单身宿舍楼。里面是那种宽走廊的筒子楼，楼道永远干净阴凉，白天有的时候，我们去那里玩捉迷藏，骑着楼梯的扶手从三层滑到一层，常常会吵醒下夜班正在睡觉的叔叔阿姨们。楼前的门口有一架大大的紫藤，我们经常在足有小腿那么粗的藤萝上攀爬。我记的那时候小朋友流行的儿歌是“奔儿头奔儿头，下雨不愁，人家有雨伞，他有大奔儿头。”

（左图：这是发小儿关白燕和关白洋在陆军总院大礼堂玩耍时的照片。大礼堂对于我来说应该是我在艺术道路上的第一个课堂。）

我们的总院大礼堂，天天晚上都有电影。和苏联老大哥好的时候，每晚差不多都是苏联电影。我还记得看过《一个人的遭遇》、《列宁格勒保卫战》、《牛虻》、《乡村女教师》、《夏伯阳》，还有一些其它国家的电影《勇敢的胡安娜》、《好兵帅克》。中国电影基本上都是解放之后拍的电影，不过也有几部是解放前拍的进步电影，比如我还记得看过《清宫秘史》、《七十二家房客》、《万家灯火》什么的。不过，我还是最爱看反特的片子，什么《国庆十点钟》、《铁道卫士》、《古刹钟声》、《羊城暗哨》、《虎穴追踪》。那时候的动画片我只记得《没头脑和不高兴》、《神笔马良》、《人参娃娃》、《大闹天宫》……

 （解放前拍的一些进步电影）

（我那时最爱看的反特影片）

（以上是我看过的前苏联电影）

我们大夫宿舍最要好的几个女朋友总坐在大礼堂里左边第七排的座位，像个联络站。有的电影我们看了又看，词都会背了。电影不要票可以随便看，可话剧什么的是政治处发票，我们小孩常常是没有票。我们的办法一般是如果一个人有票，她的任务是：直接去女厕所，只要节目一开始，厕所就没有人了，这时她要把窗户打开，放进来窗外事先等候的其他人。之后各自分散，在礼堂里找空座位坐下。实在没有空座位，也就只好溜达了。

有一次军区战友文工团来总院演出话剧《山村花正红》。开演后我们又分别从女厕所出来了，我直接上了二楼，我找了半天也没有空的座位，我就站在二楼第一排靠着墙趴在护栏看，看了一会儿，我就骑在护栏上，身子靠着墙看，楼上没有什么人注意我，慢慢迷迷瞪瞪地我睡着了……可是慢慢地楼下的人开始躁动，我听有人大声说：“这是谁家的孩子呀？胆子怎么这么大啊！怎么没大人管啊？” 我低头儿一看楼下的好多人在抬头看我。我想下来，可是腿麻了一动也动不了，我僵在那儿了……后来一个叔叔把我抱下来了。为这事儿，我爸暴打了我一顿，第二天都没有上学。

（这是不久前，我们部分发小儿，又故地重游到陆军总院大礼堂前合影。）

**《油画背后的故事》之锐评**

1：戴着小银镯、终于因病辍学的小秀英；衣襟油亮、用散碎零钱艰难凑够学费的王双喜……

 呼鸣平铺直叙着1962年的南门仓往事，一如《城南旧事》。她将自己的目光完全拉回到一个孩子的视角，其间的砥砺和纠缠，就这样被她有意无意地滤掉了，但，她从来都没有失掉赤子之心——那是任何岁月都磨蚀不去的底色——就像她画的太阳，始终要还原那冉冉升起时半圆的样子。

 但正是这样的不加粉饰，却让事件和人物在经年累月的铺陈中，有了另一种叙述的力量，从此，一个民族的特殊经历，终于有了“不可说，一说即破”的前尘密码。

 很多不同观点的人建议呼鸣从画作或写作中表明态度，但是作为艺术家，她的呈现，却在概念过度透支的当下，是一眼清泉。不伪饰、不讨巧，这，同样也需要胆色和勇气。

 即便是琐碎，但，凡是真实的映现，那都是金贵与珍贵。

答：我从秋天走过，我不觉得落叶是秋天的眼泪，我只想轻轻地拾起来，去看看它的前世与今生。

2：“我们浑身香喷喷地拿上小凉席、绿豆汤、大蒲扇奔向大操场，铺好凉席，摆上板凳，早早地先占好了位子。电影要是好我就一直看完，觉得没意思就平躺在席子上，看天上的星星，一会儿就睡着了……”——

我想最好的致敬之一就是回味原文。好的文字有触手可及的画面，那时天上的星星，怎么就还在梦里？……

呼鸣的画面是一个个转瞬即逝的刹那，往往在最出其不意的时候，以最合理的方式出现在人们面前，于是人群躁动在炫目的美和不安里，惶惑地挪不开眼睛。当然，有人以为艺术可以为概念备书，但，呼鸣绝不，她只想做自己天空的星星。

她从小就是这样，连“迷糊”都能成为焦点，骑跨在电影院二楼的护栏上靠着墙睡觉，惊扰了整个楼下的剧场，话剧在继续，她却在危险地打着瞌睡……

答：有时，选择真是一道巨大的难题，好在，我有我的办法，只要是我不喜欢的，“躲进梦里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你别说，这办法，堪堪的，妙得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