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鸣《油画背后的故事》～连载中）***

48. 爱是可以忘记的

（二五四医院外一科部分护士合影，后排中间的是我。）

初恋的刻骨铭心，是每个人可以拥有一辈子的私有财产。在七十年代里，我们的初恋，有的浪漫而惨烈，有的像是舞台剧或行为艺术。

在部队只要提干了，是允许自由谈恋爱的，但是如果你刚刚十八岁，也总是要避开公开场面，很多时候都要转入地下的。记得我的初恋约会是带有侦探色彩的，一般去幽会的暗示是要在晚饭大食堂里完成的。如果一方需要见面，无论是谁，要是把刷过的碗使劲儿地甩水(动作要大)，就说明今晚有行动。时间是固定的，准时在晚上7点30分时，在二五四医院外不远的金刚桥桥头见，当然是不见不散了……

那天下午，各个科室接到全院礼堂开大会的通知，可是在晚饭刷碗时，他仍然做出甩水的动作。我一看，心想一定有啥急事要见面商量。我们医院的大门口一边是传达室，另一边是总值班室，这个时间很敏感，许多院外的同志都在家吃罢饭，疾疾地往医院礼堂赶回来开大会。这时出去是太显眼了，我灵机一动，肩上扛了一把扫街大扫帚，低着头走到大门口，真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正好让值班的王副处长看到了，他大声问道：“哎，迷糊！不是全院开会吗？你们科有爱民活动？”我换了个肩，支吾道：“嗯，一会儿就扫完，误不了开会。”我加快脚步，止不住地偷笑着，一溜烟儿就到了桥头，扛着大扫帚在海河边上溜来溜去……

（左图：这是我(中)和好友陈红亚(前)、张海萍(后)在二五四医院湖边的合影。）

 虽然我们这段初恋没有修成正果，但是那时我们还年轻，欢乐和痛苦都是在学习和体验中。我的一个好友王君利她的初恋过程比我要沉重多了。我们是在1978年医院羽毛球选拔赛时认识的，她的球打得和人一样漂亮。

她当时还没有提干，在结核科当卫生员时爱上了一个病人。记得那是五月的一个晚上，天空干净地一片云影都没有，月亮特别圆，夜，简直熟得发酵了，空气暖暖的，连风都带着些醉味，她和我分享她的幸福时，我基本是听众，最后我很不应景儿说：“他是战士，又是肺结核病，再说，你父母不是也不同意吗？我看，你还是打住吧。”可是，君利没有听我的话，她真的在爱情的陷阱中迷失了……不久，传出了一段惊人的消息，君利在我们医院附近的地方医院做人工流产时，被院里的家属认出，并向院领导汇报了。这种事在当时可是天大的事啊！院里做出了组织处理是：撤销王君利的预备党员，复员回原藉。我听到这个消息后，马上找到了君利，在她消瘦苍白的脸上，双眸炯炯发光，射出两股奇特的冷焰来。她的两颊仍旧微微地带着红晕，像是刚刚打完比赛一样的兴奋。可是她的嘴唇却干枯地裂开了，脸上的肌肉绷得变了形。她笑着说：“这副羽毛球拍送给你吧，你的球打得太臭了……”我说：“君利，你打算回北京还是？”她仍然笑着说：“当然是和他回乡下喽，男耕女织，做他的贤妻良母了。”“什么？去农村？ 你别傻了，那你父母同意吗？”我大声喊道，她又说：“我和他们脱离关系了，我是非他不嫁！”我不再说什么了，默默地帮她整理着东西，后来还给她找了两个装东西的大纸箱子。

几个月后，君利终于来信了，我得知，那个结核病人在家时早就定了亲，对方是村干部的女儿，退亲不成，已经和未婚妻结婚了。君利信上说，她已经万念俱灰……后来就再也没有收到她的信，她也是我失联的战友之一。君利的故事第一次使我明白：爱是可以忘记的。

（呼鸣油画《白大褂遇上了白尾鱼》）

49. 她们画得都比我好

 （右图：这是1975年我在中国美术馆里的留影。我画的画儿第一次挂在美术馆的墙上，我高兴极了。 ）

从1977年以后，我就像走马灯似的，一会儿分部，一会儿后勤，一会儿又是军区，被上级机关以各种理由频繁地借调，什么部队业余美术创作班、各种展览设计和布置，同年还参加了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国庆节的水上舞台设计和施工。记得是北京军区范围的抽调，其中还有我认识的剪纸老师——二五五医院的姚红翠干事。我们十几个人在颐和园里住了两个多月，我在颐和园中画了许多的速写……终于在1976年底，我的护士职务变成了政治处的俱乐部主任。那一年我22岁。

在一次天津驻军幻灯汇演时，我认识了天津警备区的女放映员刘晓莉。我们住在一个宿舍。一看她画的幻灯就知道她比我画得好，她话不多，艰苦朴素，她的女红很好，还教我如何锁扣眼，几年后她创作的一幅年画《谁又替我把雪扫》风靡了全国……

 （左图：这就是当年刘晓莉创作的年画《谁又替我把雪扫》。这幅画荣获过许多的大奖，当时在全国的各大新华书店都有售，是真正的家喻户晓。）

 早在1974年，在北京军区后勤举办的战士业余美术创作班里，我就认识了后来在艺术道路上最重要、也是最要好的一个朋友——邵飞。其实，在这之前，我们彼此早都知道对方的名字。当时北京军区后勤部范围会画画的女兵，只有七分部的邵飞、八分部的呼鸣。我们真的是一见如故，有说不完的话，一直到现在也没说完。

我那时留着极短的头发，邵飞留着两条又黑又粗的辫子，松松的，毛茸茸的。创作班里只有我们两个女兵，住在同一个宿舍。我总觉得不如她，其实她才比我大一岁，可比我成熟多了，连身上穿的军装颜色都比我深，一种橄榄绿色，是一批援越的军服。邵飞告诉我，她的军装颜色叫“国防黑”，我的军装才叫“国防绿”呢。

 （右图：这是年轻时的邵飞。我们一起走在军营里，她可是100%的回头率啊！ ）

邵飞的父母，都是专业搞美术的。她一直就比我画得好，我们白天在创作班上互相学习探讨。我们住在一个宿舍里，晚上天南地北地聊着、笑着，有说不完的话题。我当时创作的是《学习潘冬子，做党的好孩子》的年画。由于基础差，反复折腾。邵飞画的也是年画，题目好像是《从小初学马列》。这个期间，领导还请来了中央美术学院的老师为我们辅导。我记得有一个漂亮的女老师叫冯真。

终于，我和邵飞的画都被选中了。1975年，我们的画都参加了北京市的工农兵业余美术展。在参展之前，我们在美术馆又作了最后的修改，记得负责帮助我的老师叫万青力。当画展开幕的时候，我看到了自己的画挂在美术馆的墙上真的很激动。和那么多好作品比起来，觉得我画得太差了，当时就下定决心一定要在绘画的基础训练上努力，赶上刘晓莉和卲飞……

虽然这幅早期作品画得很是幼稚，但奇怪的是，在后来的30年里，无论是在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总会在梦里出现那幅年画挂在美术馆时，自己很难为情，因为画得太差了。

（在二五四医院举办的运动会中，获奖科室的代表和政治处领导合影。）

（1998年10月20日离出国还有几天，我和邵飞在五台山的路上……）

**《油画背后的故事》之锐评**

 1：呼鸣的叙事风格似乎从来都是朴实旁观，不落痕迹。就像任何一个季节吹过的风…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文章阅过后，那种丝丝入扣或者重如雷击的震撼情绪，就会迷散开来——她，真有“此时无声胜有声”，只字千里的能力。

诚如今日美术馆馆长高鹏说，“你不能拒绝她的影响，你会发现你就这样不知不觉地按照她的思路走下去了……”这是不是一种近乎于魔幻的能力呢？

 这篇文字的第一段是诙谐而轻松的春风，是“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的无猜初恋。后一段却像“江南雁到迟”的晚秋之风，萧瑟而苦涩。呼鸣是善于以小观大的人，她，尽量不让自己踏入同一条河流……

答：从河流走过的儿女，我听到了，涛声依旧，我看见了，爱还在天边，几度夕阳红！

2：说点其它，看官，一观之：

第一次听说邵飞是在陶咏白先生家里，听她娓娓说着邵飞和呼鸣、庆庆等等“女孩子们”艺术上的好与不同……邵飞的美、优雅和多才就弥漫在讲述者的感情里了。

终于见到她，是在呼鸣今年的画展上。邵飞的眼睛深邃而黑，有一抹倔强的纯真，非常的独特、非常的明亮。她是呼鸣一生的挚爱好友。这样的知己，好似已经超越于岁月的轻与尘里，“相看两不厌，唯有静亭山”。

 呼鸣是个大刀阔斧的人，她不喜欢小儿女的鹣鹣鲽鲽，她更愿意将深情细腻的元素揉和在画作中，你看，那裸露的肌肤上似乎听得见劳作时汗水滑落的声音，你看，在她以油代水的工笔重彩中，那些绚丽又柔情的仕女，她们幽默地穿过古今，停驻在人们共有而永恒的情感里。

 呼鸣生性率真、从来懒怠于经营，也从来不惧情感的断裂，这个如平原大野的人，却和很多老友保持着几十年长久的情谊，她，一直都是备受大家珍视的“呼子”！

 很多人让呼鸣“端着点儿”，每当此时她就一脸呆萌和迷茫——的确，生活于她而言，早已无斧凿和琢磨的必要，她就爱那么“端着”，因为，她就是那个有些傲骨却无傲气的“迷糊”。

答：面对大山，我也仰望，面对大河，我也凝目。因为啊，有鸟飞过，山才有情，水才有意，这样的风景，才不会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