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英国女王一一张鲁平

　　  呼鸣油画《葵花雨》

      英国女王，是我给张鲁平起的外号。她在我们班年龄最大，20多岁了，究竟多几岁谁也不知道。她长得高高大大的，挺拔的鼻梁和宽阔的胸膛。深深的大眼睛，本来就黑的皮肤，眼圈更黑。据说她是烈士子女，上过高中，那时的她在我眼中是最有学问的。其实那个年代我们谁也没有見过英国女王，更不知道女王长什么样儿，可能就是因为她有点像外国人，还有她那独特的傲慢气质吧？比如，她在看人的时候总是高高抬起下巴，先把大眼晴眯起一条缝之后，再仔细审視着你，像是能一眼看透你似的。我觉得她就是英国女王。我从小就爱和比我年龄大的人交朋友。很快，我们就成了班里最要好的朋友了。我最爱听她在班务会上的长篇大论，那才算是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呢，真像一个真正的首长。

　　我们睡的是大通铺。右边是臊花儿，左边就是女王。我和女王有个约定，就是每晚熄灯后她都给我讲个故事，她真的特別会讲，我记得她给我讲过《基督山恩仇记》《红与黑》《梅花党》《一只绣花鞋》《绿色尸体》什么的。那些日子啊，我就盼着天早点儿黑，能快点儿听到女王的故事。　　 

　　女王不仅博学，还特别讲义气。记得新兵连训练快结束时大家听说就要发领章和帽徽了，每个人都特别高兴，可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候我出了一件大事儿。

　　那是周末的晚上，全连要组织集体去天仓大礼堂观看革命样板戏——京剧《红灯记》的电影。说心里话我真是不想去，觉得没意思，背都背下来了，可这是上级的规定必须去，接受革命传统教育。我和女王坐下后，看着看着电影，就自己找出意思来了——开始你一句我一句地改编起红灯记的后半部分。

　　我和女王边说边笑，终于把红灯记的情节改成了这样：王连举不是叛徙，是我们党打入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在李玉和被押赴刑场的最后时刻，王连举先打死了押李玉和的日本兵，再打伤了自己，随后让李玉和换上他的衣服，巧妙地逃离了刑场，奔赴后山找到了游击队组织。而王连举打伤了自己成了残疾后，得以继续潜伏了下来，最终和后山游击队里应外合，一举歼灭了日寇。这个剧情真是让我们得意的不能自持，兴奋极了??新鲜的画面在我的眼前不断闪现着。

　　可是，万万没想到的是第二天，就有人向连里汇报了我篡改革命样板戏的事儿。连指导员找我进行了严肃的谈话。说我竟然敢把王连举一个叛徒改编成地下党员！指导员给我上纲上线不说，又让我每天关禁闭三小时，反省写检查。就在这时，女王找到指导员说：呼鸣改编红灯记的事儿她也有责任，她也应该和我一起关禁闭写检查。我知道后很感动。更让我感动的是，第二天是发领章帽徽的日子，连里为了教育警告我没有发给我红领章和帽徽。而女王拿到她那份儿后也没佩戴，直到两天后我被通知到连里领到了我那份儿时，我们俩才一起，“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

　　三个月新兵连的生活就要结束了。大家都积极地写决心书，表示到党最需要的地方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有几个特别要求进步的同志还写了血书要求上珍宝岛参战。大部分新兵也都要求去军办造紙厂、养猪厂、炼油厂什么的。我的决心书写的是要求去医院，做个又红又专的白衣战士。我问女王说：你的决心书写了嗎？你最想分到哪里呢?她说：我没有写决心书，听天由命吧。“听天由命＂这四个字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是那么地从容不迫。

　　宣布分配名单的那天，我们新兵二排全体都很紧张。我如愿地被分配到天津254医院，而女王被分配到北京的另外一个医院。那几个班里最积极的同志终于被分配到最艰苦的地方了，其中包括向连里打“红灯记”小报告的那位。她们个个都哭了。我心话儿说，不是你们自己要求去的吗?哭什么劲儿啊。

　　到了最后分别的日子，战友们都相互在彼此的日记本里留下革命的豪言壮语。传抄最多的是这样一段：革命战士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盖个大楼不骄傲，盖个厕所无怨言。

　　女王没有参加什么留言活动，她临走时重重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呼班副，别忘了你的理想，一定要把画画坚持下去。她——英国女王——张鲁平，是我至今失联的战友之一。女王是我15岁时，精神启蒙的老师和榜样。我真想告诉她：女王，我把画画这事儿坚持下来了。

　　我们曾是一群新兵，我们15岁，17岁，18岁，我们即将奔赴各自的新岗位了。

6、天津254医院

　　天津254医院的前身是天津的孙家花园。为军火商孙仲英创建于1903年。1923年转让给临时大总统曹锟更名为曹家花园。曹锟大兴土木，太湖石假山，小湖中间的八角凉亭，园内到处可見石人，石马，石羊和石狮的雕塑。还增建了罗马风格的双柱门亭和带弯曲走廊的西式小楼，建筑面积24万平方米。建有小姐楼，公子楼，家祠堂，书房等风格各异的建筑。

　　1935年天津市政府以十万元收购。1937年＂七七事变＂后天津论陷，公园被日军侵占，整个公园损毁殆尽。1938年公园未恢复，又被改为日军陆军医院。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仍为陆军医院，解放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五四医院。(部分摘自《津沽旧事》)。

　　我如愿以偿地分到了医院。分到二五四医院的新兵大约30多个吧，其中还有几个男兵。大部分的女兵都不是我们天仓受训的女兵。当兵后的第一个春节是在二五四过的。 

　　在新兵班的春节文艺联欢会上，我唱了一段李奶奶的《痛说革命家史》。还朗诵了一段毛主席的诗词《沁园春·雪》。分配时我和两位男兵小周和小赵分到了医院的政治处。他俩去了放映组，我则当了广播员。

    254医院广播室工作照，呼鸣在广播室播音，身后是苏联进口的广播电子管设备

从此，我开始了6年的医院广播员生活。我的直接领导是政治处的文化干事于文一。他也是广播员出身，北京人，一口纯正的普通话，据说当年他当广播员时，声音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夏青差不多，乱真啊。他是一个和气善良的好领导。于干事总说广播室在任何时候都是我党的重要喉舌，广播员的责任重大，要24小时和播音设备在一起，不得擅离职守。

　　就这样，15岁的我就一个人住在广播室。开始时的第一周，几乎天天睡不踏实，夜里还听到窗外有半导体收音机的声音。盯着窗帘上那摇曳的树影，怎么看都像一个破碎的鬼影，总是盯着盯着就睡着了。在广播室的机房，开始了我一生中最难忘的一段生活，我一住就是六年。

　　呼鸣油画《毛主席万岁》

　　7、半夜吹起了起床号

　　我一年中的每天早晨是：夏天5点多起床，冬天6点起床。必须准时唤起全院各个角落的医护人员和伤病员同志们按时作息!早晨播音的顺序是：播放黑胶唱片上的第一圈的起床号，之后，放合唱《东方红》，再之后，可以放我前一天先录好的一些革命歌曲或样板戏什么的。

　　这是我第一个日记本，下面这篇日记写的是，“我分到政治处了，心里很高兴。耳边又想起了毛主席的教导。”

　　7点整，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期间我要迅速完成自己的洗嗽，整理好广播室的内务。一切结束后，开始打扫整个机关的走廊和女厕所，还有会议室。这一切都做完之后，我就要去食堂吃早饭了。我一年365天总是抱着个闹钟去食堂，盯着闹钟吃饭。我睡觉时就把它放在我枕边，听着滴哒滴哒声音入睡。

　　说起这个闹钟它可是我最好的朋友了。最早的闹钟是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画面，秒针是一个女红卫兵手举红色语录一摇一摇地，就像是有节奏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我第一个闹钟就是这样的，照片上的这只是我36年后在潘家园旧货市场买的,什么时候见到它都感到亲切。

　　后来，我把这只闹钟摔坏了。换上母鸡吃米的闹钟，母鸡的头是秒针，随着滴哒声的节奏吃着米，后面还跟着几只小鸡。春夏秋冬的中午饭是12点整。我播放完吃饭号后，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之后，播放我自己编辑的医院生活节目。我毎顿饭一定要盯着闹钟吃饭，因为每顿饭都要在20分钟之内完成。剩下的10分钟是往返走路的时间。特別是午饭和晚饭我都有播音室的现场播音，夏天晚上9点半，冬天晚上9点是播放熄灯号的时间。放完熄灯号后，如果没有工作需要加班，我就可以睡觉了。

　　呼鸣油画《紧急集合》（新文物系列）

      一天晚上，我帮妇产科画黑板报，凌晨一点才睡。迷迷糊糊地好像听到了闹钟铃响，一看表六点多了，坏了，今天晚了，我赶紧打开机器放了起床号，之后感觉今早怎么这么困，真想再睡会。这时突然一阵猛烈的砸门声把我惊醒，开门一看李院长瞪着大眼睛生气的问：小呼! 几点了你吹号?我说今天吹晚了，他瞪大眼睛说：晚了?你再看看表，是凌晨三点半！啊！天哪！我把三点半看成六点一刻了，我连忙说，院长我看错表了。李院长让我立刻停止号声。事后我才知道，因为吹错了号有许多动作快的同志从睡梦中爬起来，跑到操场上集合了。在得知是因为广播员睡迷糊才放错号了，才都回家接着睡。为这事儿，我做了好几次深刻的检查。后来在院里遇到熟人常常和我开玩笑说：呼广播啊，呼广播，你可真是名副其实的“糊广播”啊。

　　 当年电话班的魏润英回忆道：那天夜里我在电话班值班记得非常清楚。半夜三点半吹起床号，全院所有的电话同时亮灯，我第一时间接的李夫才院长的电话，问为什么吹号，我说不知道，李院长放下电话立即从院长室冲向广播室，我站在机关走廊听到了呼鸣和李院长一清二楚的对话。最后，李院长大声说:你立刻把号停了，你！你再好好看看几点了?然后迅速返回电话室让我通知各科室，号吹错了继续睡觉。早上饭堂都议论这件事，你那天不是没吃早饭就是晚去了，一二百人的饭堂没看到你的身影。事后一周你都打蔫，不爱理人。正好你姓呼，个别人开始管你叫“小迷糊”。这件事现在可以当笑话说，但当时确实虚惊了一场，我院不仅工作人员是军人，绝大部分病人也是军人，那几年战备的弦绷得特紧，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响起号声确实把大家吓着了。自那以后再也没把号吹错过。

8、电昏在顶棚里

　　在广播室的工作中，有一项很重要的本职工作，就是要保证全院各个角落的广播线路畅通无阻。就像于干事常指示我的那样：要让每个科室和每个医护人员和伤病员都要听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声音，所以检修广播线路和音箱也是我的重要工作之一。其实，所谓音箱不过是个只有高音的木匣子，我管它叫“纸坯儿喇叭”，放出来的声音只有高音，再加上纸的共振嚓嚓啦啦地响，可真谈不上悦耳。我们的医院病房都是日式建筑，高高的尖顶棚，里面布满了各种电线，有电灯线、电话线和一些我看不懂的电线，我们的广播线就跟着这堆线一路延伸着，深入到了医院的各个角落，当然太平间除外。

　　1971年夏天，爸爸和妈妈一起来二五四医院看我来了

      每次检修时我都反穿着雨衣，腰上扎着装工具的皮带，拿着手电筒去查广播线路。我一这样打扮，走在医院里，大家总是逗我：“呼广播这是求雨吗？” “好嘛！你这打扮像苏联红军！是要去攻打冬宫吗? 哈哈哈。” 

　　其实，并不是所有科室和所有的人都喜欢这些“纸坯儿喇叭”。有一次我到外一科发现两个音匣子不响了，我问一个值班护士说：这两个音箱坏了多长时间了?那个护士爱搭不理地说：多长时间都没关系，呼广播，我看你就别再费劲儿修了，不响挺好，多清静啊，你说呢？这儿是病房。我心话儿：这是什么态度呀？思想有问题，太落后了！ 我理都没理她，搬来大梯子，三下两下就登上了顶棚。顶棚里又黑又脏，稍一动，尘土就腾起来，呛得我直咳嗽。这个顶棚不知为什么特别矮，估计是解放后加建的。必须爬行前进。雨衣捂在身上，不一会儿，我就出了一身大汗。

       左：林彪的话?右上：呼鸣的旧胶鞋

　　右下：呼鸣1971年5月4日的日记

      我用万能表一点儿一点儿地检查，一段一段地排查着。爬行一路都没有发现问题。突然，我用手电照到一大团各种颜色绕在一起的乱七八糟的线团，心想问题一定是出在这儿了。我不假思索地把没用的线都铰断了。等我接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线和什么线接到一起了，我试着拿起两个线头一接，“啪”地冒了一下蓝光，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发现自己躺在黑暗的顶棚里。手电筒一直开着，可能是时间太长了，微弱的灯光真黄啊。我一阵发冷，雨衣下面的军装彻底湿透了，当时也不知道是几点了，我只好自己慢慢地爬出了顶棚。　　

   
   呼鸣在检修广播设备

       在回广播室的路上，我看太阳偏西了。猛然想起快是晚饭时间了，我要播放吃饭号去，身上还是没劲儿，头上冒着虚汗，跑回到政治处碰到了于干事。他看我这样子愣了一下问我：你下午一直在检修线路?问题严重吗?我吱唔了一句说：“没，问题不大，明天还要修。”于干事转身又看看我笑着说“：你先洗洗脸吧，明天上午我和你去，估计有连线的地方。”我什么都没说，隐瞒了我被电击之事，一怕丢面子，二怕领导说我不注意安全，也不熟悉业务。

9、配乐诗朗诵

　　我的播音主要是在午饭和晚饭的时间段里，播送的稿子都是各科室写的，大部分是表扬稿。因为是身边出现的好人好事，所以大家在吃饭的时候都特别爱听。起初就是我干巴巴地念，后来用录音机还配上了背景音乐。

　　在广播室里有架手风琴，我根本就不会，但总是模仿着会拉的样子，没事儿就对着玻璃柜拉来拉去，终于风箱让我拉漏了气。

　　记得有一次我做了一套配乐诗朗诵：张永玫的长诗一一《西沙群岛》，反响不错，有的朋友还以为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朗诵的。当时我可得意了，后来我就到各科室去征稿，还特别向科室的写作骨干们提示，要多多写诗，广播室很欢迎。其实为的就是自己可以朗诵诗，听人表扬我。所以，那一阵子投向广播室的稿件和诗都很多，虽然那些诗大都像是顺口溜，那我也朗诵得很起劲儿。

　　我当时自己也尝试着写诗：

　　开开电扭心潮涌，

　　昔日往事浮心头。

　　十五年成长岁月里，

　　主席思想把我哺育。

　　主席教育叫我永做红色宣传兵。

　　小树不修难成材，

　　战士不改造思想难攀高峰。

　　毛主席啊！毛主席！

　　红色宣传员向您保证：

　　永远忠于您，誓死捍卫您。

　　您的光辉思想传遍全人类，

　　她将永远回荡在太空。

　　——1971年5月4日

　　现在看起来离诗差得很远啊。

　　有一次我在来稿中发现了一首诗，题目是：《大堰河——我的保姆》，属名是艾青。我一口气看完了，觉得特别好。我用了钢琴协奏曲《黄河》做背景音乐，满怀激情地朗诵了这首诗，在一个大家吃午饭的时候播出了，反响依然很大。许多人见了我都问：哎，小呼你播的那首诗是哪个科室写的呀？是谁写的?我说：是一个叫艾青的写的，具体哪个科室的也没有写明。很快，一天于干事找到我说：小呼，有人反映说前几天你朗诵了一首大右派艾青的诗，情况属实吗？我说：对，是一个叫艾青的写的。我哪知道他是右派呀？也不知道他是哪科的。于干事突然笑了：他不是咱们二五四的，唉，你当然是不知道了，他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一个大诗人，在延安鲁艺时就已经很有名了。后来嘛，后来就成了和党作对的大右派了。反右的时候你还小，1957年你多大啊? 我说：我两岁。于干事大笑说：好了，你太幼稚了，今后如果再遇到这样的稿件，不明不白的作者一定要向组织上汇报啊，这次就这样吧，好在也没有几个人知道这首诗。不过，我还是要表扬你，音乐配得不错！

呼鸣油画《OK，我只拿了一根葱》

      几天以来，我都在想这是谁投的稿子呢？终于，有一天在稿件箱里又发现了一首诗，属名是郭小川，也没有属名是哪个科室的。我马上找出了上次艾青的诗，一对笔迹，一模一样啊，是那种蓝黑墨水写的，还用的是繁体字。我像是有了重大的发现。马上找到了于干事把这个发现告诉了他。他很平静地说：可惜啊，郭小川也是右派。后来好长时间都没有这个笔迹的稿子了。几个月后的一天，在稿件箱的上面放着一个报纸包，我打开一看是一本很旧的诗集，已经没有了封面。那里面就有那个叫艾青和那个叫郭小川的人写的诗，我心里深深地记住了这些诗人的名字，那本诗集我没有交给组织上，也没有告诉于干事。一直到79年我上大学前，它都放在我的箱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