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近立冬时母亲带着弟弟终于回来了，我们搬进了离姥姥家相隔两百米的东街路口曹家院儿里，曹家院儿里住着几户人家，正房是曹大娘一家，东西房有两家租户，而我们与曹大娘一家在正房各占一边，东屋我们住西屋曹大娘一家住，可能是因为父亲出的租金多所以我们占了东屋。

　　新租的房子也是老窑洞，冬暖夏凉的，一共三间上房，中屋属于我们家与曹大娘家共用，我家的大水缸就在中屋靠后墙那儿立着。为啥一定要提到大水缸呢？这是我四十多年隐藏的一个秘密，我母亲喜欢把剩菜剩饭放大水缸盖儿上，说那里比较阴凉不怕坏掉。

　　有一次母亲炖了一小盆儿猪肉块儿放在大水缸的上面，因为天冷猪油冷却后就变成了白色的封层，上面只留下几块儿俏皮的肉立着。

　　曹大娘的大儿子是个智障儿，当初大概十五六岁的样子，从未上过学，可能因为看过几场战争电影的缘故，嘴里经常学着电影里日本鬼子的样子，拿着根棍儿系上块儿破布满院子、满大街喊着“呀了给给！”“呀了给给！”（可能是日语冲啊的意思吧），然后又假装中弹，啊！的一声倒地半天不动弹。曹大娘的傻大儿成天就只会喊着这么一句，然后重复着剧情。经常被村里其他孩子起哄：“呀了给给”，“呀了给给”，你过来呀！我们开枪你必须倒下。傻大儿就乐呵呵地配合着一遍又一遍地倒在地上。所以全村人只知道他叫“呀了给给”，反而忘记了他的真名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他叫什么。

　　那天那盆猪肉让“呀了给给”看见后就把上面露出来的肉都抠着吃了，留下了很多洞洞。母亲看见后就和曹大娘说了此事，那个时候能吃上肉是很难得的。于是，曹大娘揪着他的傻大儿在院子里好一顿打，母亲拦都拦不住，母亲后来还说真后悔和曹大娘说了那个事情，可怜的孩子因为几块肉挨了一顿打。

　　隔了一个月后父亲休假回来了，母亲又炖了猪肉放在了水缸上，母亲觉得曹大娘的傻儿子应该不会再偷吃猪肉了。　可是，第二次是我偷吃的，我知道母亲说成啥也怀疑不到我头上，反正有人顶缸。所以乘母亲和父亲去队里领菜的空儿，我迅速地把露出来的所有瘦肉抠着吃了，又拿报纸把手擦了又擦，感觉还是有一股猪油味儿，拿着香皂又洗了一遍才闻不出来，赶快把洗手水也倒了，随即我安安静静地坐小桌子上写作业去了。

　　午饭时，母亲拿肉要炒白菜时发现肉又被偷吃过了，气呼呼的回来和父亲说：“哎！又被偷吃了，真是打不住的傻儿子啊！”然后我借机就开开门嚷嚷：“曹大娘，曹大娘，傻哥哥又偷吃我家肉了。”这次曹大娘打傻儿子打的更凶了，傻儿子满院哀嚎，嘴里还喊着：“没，没，没……没吃……”

　　看着傻哥哥哭的鼻涕眼泪和成了泥，我的心突然就很难过。可是，我当初没有勇气承认错误，怕母亲和曹大娘似的那样打我，一直把这个秘密隐藏到现在。我不知道傻哥哥还在不在世，因为后来傻哥哥的父亲（傻哥哥的父亲是六二压，之前有解释过六二压，这里不在赘述）落实政策后带着全家定居省城了，再也没有联系过。很多年后耳边总会响起“呀了给给”傻大哥在喊着：“没，没，没……没吃。”

　　每每想起这件事情，心中总是会有一丝愧疚，小时候的我为啥那么的淘气啊！

　　1981年秋，我上二年级了，我们家又租了北门赤脚医生刘志明家的三间东房，日子越来越好了一些，家里添置了收音机、二八大杠自行车，父亲还买了一块儿上海牌手表，当时在村里已经是很多人羡慕不已的人家了。

　　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回家，母亲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俩，每天还得去生产队赚工分。所以，我上学必须带上弟弟，上课时弟弟就坐我旁边，弟弟很乖巧听话，比我们班同学还听老师的话，李老师经常夸弟弟，以弟弟为榜样教育班里的孩子们。每天放学后我再拉着弟弟回家，姐弟俩走在夕阳的余晖里那一幕经常在我脑海里萦绕着。

　　当时农村虽然落后，但罗城村是汾阳县贾家庄乡最大的一个村，当初就已经有三千多人口了，罗城村在古代叫做卧牛城，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村落，始建年代无考。晋十六国时期，匈奴左部帅刘渊于左国城（今离石）反晋，遣部将乔嵩攻西河。乔筑城自固，营有八门，所以又叫八门城。村中老人说，村里在明清时期，是一个以“四刘四李一崔一魏”十甲家族为主的数千人大镇，镇内有“九街十八巷”。

　　北门城楼为牛首，村中心的虸鳌庙为牛的心脏。与西街平行的另一条街叫“石溪”街，据说是因为这条街是地下水的龙行走道，以前发洪水水就从这里过，形成一条“溪滩”，又叫“石溪”，虸鳌庙夹在西街和石溪街的中间。剧资料记载，清康熙《汾阳县志》中载“虸螯庙，在城北十五里罗城内。相传，凡遇蝗蝻，祷即自绝”。村中老人说，虸鳌庙以前全是木质结构，高度比城内北关的五佛楼还要高，庙门口有两个一人高的大石狮子，可惜在解放初期庙被拆毁，石狮子不明下落。庙毁后，旧戏台被翻新建起砖制新戏台，我上小学时已经是翻新后的戏台了。

　　我每天就是带着弟弟从家到戏台后面上学，再拉着弟弟从庙前街回到北门街。按我现在估计大概有四百米左右，小时候觉得好远好远，好在上二年级时我去了新学校，离家就很近很近了。

　　可是，深秋的一天，我却把弟弟落在了半路上了，可能是遇上了同学玩了会儿就自顾自回家了。一进院门儿母亲看见我后面不跟着弟弟，就问：“你弟弟呢？在后面吗？”我立马愣住了，弟弟呢，母亲看我站那儿不动，又急步跑出院门儿也没看着弟弟。抽出高粱杆就照着我屁股招呼过来，边抽边说：“你知不知道路上那么多马车，你把弟弟丢哪儿了？”我惊慌失措地撒丫子就顺着原路往回返。还好，不远处弟弟正流着泪顺着墙根儿小心翼翼地边走边哭喊着：“姐姐，姐姐你在哪儿？”母亲拿高粱杆抽我我没哭，但看着弟弟那样哭着找姐姐，我自责的泪如泉涌，从此后我再也没撒开弟弟的手，直到弟弟十几岁。

　　弟弟从小比较嘴馋，又挑食，一看见母亲做了纯玉米面的窝窝头就总喊着要蘸白糖吃，要是掺了白面还好，就上炒菜也勉强吃些，反正弟弟挑食的毛病经常气的母亲打他屁股。

　　有一次放了学回去看见母亲做了肉包子，我的眼睛都亮了，弟弟却不知道因为什么和母亲置气就故意坐那儿不吃，但眼睛却斜瞟着我俩。母亲故意大声说：“春儿，他不吃咱俩吃，都吃完别给他剩。”我知道母亲是故意的就也大声回道：“好！”于是，我俩开始了大快朵颐的模式。当弟弟看着笼里的包子越来越少后，一下子就把笼抱住道：“都是我的。”脸上还挂着泪。我和母亲看着气呼呼的弟弟的可爱模样笑的前仰后合，就知道他憋不住，小样儿吧！再让你耍小脾气，弟弟看着我俩笑个不停也不好意思地跟着笑起来，嘴里的包子馅儿掉了一胸口。那是我们娘儿仨在那个岁月里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情。多年后我们还调侃弟弟：小馋猫为了包子服软儿了吧？即便是现在也经常说给我的孩子们他舅舅的糗事。

　　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很少回家，生产队发粮食、蔬菜都是母亲一个人往家扛，很多时候母亲会自言自语地抱怨：你爸就是吃现成的，啥也指不上。在农村很多家庭都是男人在外面干重活，女人辅助干些力所能及的事儿。而母亲却是一个人挑着重担，尤其冬天挑水是最艰难的，还得去巷口公用水井排队挑水，不仅吃力还路滑。我经常看见身高一米五六的母亲，摇摇晃晃地挑着两只大水桶走在雪后冻住的地面上，连和别人打招呼都是哼哈的不敢多说，生怕一不小心滑倒。那时我就在盼着自己快快长大，长到能替母亲挑水的身高，十四岁那年我终于如愿以偿了，只是“好景不长”，村里在我十五岁时接通了自来水，也就不需要再去井口用辘轳往上汲水挑水了，这是后话。

　　在316那些年母亲已经过惯了有父亲一起干活儿的日子，况且在316时也不用去生产队劳作。回来后一个人带着我们姐弟俩，还得里里外外的忙碌着，确实有点不太习惯了。父亲为此经常讨好母亲说：“我们家二宝是李铁梅，里里外外一把手，从不让我担忧。”一说这，母亲总是狠狠地瞪一眼父亲回应：“哼！我就是受罪的命，给你生娃，给你稳固后防，别说漂亮话了。我再有一颗红亮的心有时候也会力不从心，如果你要是在本地上班该多好啊！”父亲总是无奈地叹口气，尽力在休假期里把所有事情打理利索，带着母亲的些许抱怨踏上去316的路。

　　1982的春节，父亲因为单位值班安排大年三十下午才回来，还带回来一只杀好的羊，那只羊头就在西房放着，瞪着圆圆的眼睛，吓得我和弟弟连父亲买的小动物饼干都不敢去西房拿着吃。母亲当时正在帮刘医生家包饺子，母亲是知道父亲回来了的，也是故意不回来的，只有我和弟弟高兴地围着父亲要压岁钱和好吃的花生糖块儿等。

　　父亲连忙贴好对联，把羊肉切块儿剁馅儿，看着母亲蒸好的花馍，父亲笑着哼着小曲儿麻利地做着年饭，也不敢去招惹母亲。天渐渐暗了，母亲才回来，看着父亲剁好的胡萝卜羊肉馅儿若有所思：父亲剁的馅儿肉多菜少，看着就好吃也好包。想想刚才在刘医生家的胡萝卜羊肉馅儿，两大筛子胡萝卜只放了一斤羊肉，再巧的手也很难包那黄灿灿的一舀就散的馅儿，邻居们都是小心翼翼地帮忙包的。

　　也难怪刘医生家的馅儿都是胡萝卜，刘医生家有六个孩子，四个儿子两个女儿，还有一个老母亲刘奶奶，平常吃饭那是真的节俭到咋舌。刘大娘每天和一大盆儿高粱面里面需得撒一把榆树皮磨得粉，不然纯高粱面和起来是不能煮的，一煮就成面糊糊了，撒了榆树皮就会粘在一起。刘大娘每天晌午一手烧柴和，一手拿着大铁铲铲面，然后迅速得在用食指把面等分开拨到锅里，那个动作的娴熟劲儿非常麻利，一听到嚓、扑通，嚓、扑通的声音就知道刘大娘在做晌午饭了（当初农村一日两餐，早晨九点左右，午餐两点左右），刘大娘的餐桌上只有盐、醋、酱油和一大黑碗大蒜，从来没见过有拌面的菜，但一到吃饭时那声音真的好大啊！高粱面做的铲铲尖儿面食也就两寸左右长，就像陕西的面鱼儿般，八九口人一起吃面的声音呼噜呼噜的响彻那个农家院。

　　其实我最馋的是刘大娘家的醋，她家醋是自己发酵做的，那个味道非常独特，也是那个年代的味道，现在找不到那个味道了。

　　刘大娘把每天烧柴火剩下的灰用开水泡一天沉淀后拿来洗衣服很是顺滑，也是那个年代很多家庭的写照，农村人自有农村人的智慧，那是节俭的优良传统，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勤能补拙，俭可助廉。此乃勤俭之风盛行于当时，也是国之本，家之幸，民之福啊！

　　母亲看着父亲带回来的整只羊，还有米家庄豆腐坊的一整版豆腐，几袋水果、干菌子等，心里也就不再那么生气了，毕竟自己家的条件和周围邻居比起来那是优越多了，再加上我们家人口少，父亲每月还有39.9元的工资，负担相对来说就小很多呢！只是倔强的母亲还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绝不会先服软儿的。

　　父亲笑着看了我俩一眼，示意我俩乖一点，不要惹母亲不高兴，母亲看着我俩和父亲的默契互动。嗔怪地说：“两个叛徒，你爸一回来就不认娘了。”我赶快说“妈妈，爸爸买的糖可好吃了，您尝尝？”母亲瞪了我一眼：“去，边儿去。”母亲某种时候真的还是一个大孩子呢！得父亲深度哄，也还哄不好的那种噢！

　　那年正月初六村里请了后来被评为国家一级演员的晋剧艺术家王爱爱来唱连本戏《打金枝》，大队的票是一毛五分钱，而售票窗口卖的票是两毛钱。母亲知道父亲要带我们去看戏早早就去队里买了票。初六了母亲还在和父亲置气，又怕父亲多花钱，就在庙前街拐角那儿穿着二大衣（比大衣短一些不过膝的大棉袄，我们那儿叫二大衣），拿着小板凳，一会儿就探头偷瞄一下，等我们父子仨要拐弯时，母亲突然冲出来一把把票踹父亲手里攒着劲儿恨恨地说：“呐，票。”随后赌气转身自己个儿看戏去了。

　　我那节俭的母亲如若不是怕浪费钱是绝对不会先低头和父亲说话的，只见父亲满脸兴奋地说：“走，孩子们，爸爸给你们买焦米棍儿吃去。”

　　后来的几天，父母又开始说说笑笑了，我和弟弟又感觉到了在316的那种温馨了，可惜父亲又快去上班了。父亲把羊肉做成了压花肉、虾羊肉蒸碗肉，羊肉丸子，还剁了很多馅儿和姥姥家分着吃，也给大姨家送了些。

　　临上班前一天，父亲还请刘医生夫妇和前院儿二不赖的父母过来一起喝了酒。父亲想着自己经常不在，有什么事情周围邻居也可以帮衬一下。比如队里分发东西什么的母亲一个人拿不回来时二不赖的父亲有一架驴车可以帮着驮回来。如果我们姐弟俩有个头疼脑热的刘医生肯定是第一时间到东房来看我们的，我就记得小时候一发烧只有四环素和安乃近这两种药，很难下咽。二不赖家妈妈也是顶好的一个农村妇女，非常善良实诚。平常母亲与刘大娘和二不赖家妈妈经常在一起做鞋，打毛衣什么的。说是毛衣，其实是用父亲发的白手套攒了几十双拆成线染了色织成的橘色毛裤，记得穿着特别硌腿，倒是非常好看呢！

　　那年五月份底，我不知怎么就得了腮腺炎，半边脸肿得和大馒头一样，高烧不退。刘医生家正好在他家菜园子里掏井，刘大娘说井底泥和花椒水和起来能消肿，每天我的脸上被母亲糊的泥巴盖着，清凉是清凉，就是一照镜子就和小乞丐一样，学也上不成了，每天在炕上躺着盖着小花被，枕头上铺着报纸怕落泥巴。我就那样每天烧的迷迷糊糊，还被母亲剥去了裤子，说怕我烧迷糊尿裤子，母亲在褥子上又给我铺了小漆布，记得烧的最厉害时那漆布就会和身体粘一起，一翻身滋啦滋啦的扯着肉疼。

　　母亲每天愁的直掉泪，后来几天我进入了半昏迷状态，刘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了，大姨父和母亲商量着第二天送我去医院，耽搁不得了。随即给正在大同学习计量的父亲拍了电报：「小女病重，速归」。

　　那晚迷迷糊糊中听见刘大娘在祈祷：是哪路大仙儿路过啊！我们孩子还小，有得罪大仙儿的地方请您提示一下，我们好给您烧个香啊纸啊什么的，求您放过孩子吧！我当初只记得巴掌大的家里站满了人，都是紧张的神情。而我啥也顾不上了，连弟弟偷偷摸摸到我被窝摸走母亲哄我开心的饼干都顾不上计较，不一会儿就沉沉地睡过去了。

　　当时父亲正在大同学习计量，接到电报的父亲慌了神，计量小组领导蔡金波看着父亲急得六神无主的样子，塞父亲手里五十元钱，又让财务给父亲支了一百块钱，催着父亲买票赶快回家。火车是凌晨三点到的太原，父亲只能又步行到长途汽车站等着第一趟车回汾阳。

　　我不知道父亲是怎样在夜幕下焦急地等待着黎明后的第一趟车的，只听父亲后来说：“就怕再也看不见他的机灵鬼春儿”那种感觉我做了母亲后体会过，那是一种痛到不能自已的感觉。

　　说来也怪了，第二天清晨时我突然喊：“妈妈，我好饿。”喜极而泣的母亲说：“你这倒霉孩子急死妈了，想吃啥妈这就去做。”刘大娘听说我醒了还喊着要吃东西，也是边抹泪儿边说：“看看，看看，大仙儿听见我说的了，原谅了咱们春儿了，今晚一定要到东南角儿烧纸去，记住哈玉萍。”母亲高兴地点着头。

　　大姨父带着215地质队的车过来准备送我去汾阳医院时，我已经在喝稀饭吃馒头了（母亲那天特意给我蒸了纯白面的馒头），大姨父看着我已经能正常吃饭了，高兴地说：“好了就好，好了就好，那我带车回单位去，就是电报发了，她爸爸应该快回来了，不过没事，孩子好了就都放心了。”

　　不到中午时父亲满头大汗面色匆匆地回来了，看见我正在院子里独自玩羊拐（后来我学会了玩羊拐），一脸狐疑地看着正走过来的母亲，母亲说：“你这么快就赶回来了？哎！昨晚还高烧不退，今早突然就好了，烧了五六天了，吓死我了。”说着母亲眼圈儿又红了。父亲摸了摸我的额头说：“是不烧，究竟咋回事啊！”母亲就把经过和父亲说了一遍。父亲看着还不太精神的我说：“没事儿了就好，吓死我了，一路上心慌意乱的，你这个臭丫头，你想急死爸爸啊？”

　　父母相视一笑看着已无大碍的我都松了一口气，中午又和刘医生询问了一下确实没什么后遗症什么的也就欣慰的炒了几个小菜叫了刘医生和他家最小的儿子过来吃饭。饭时，母亲又叫过来刘大娘说：“刘嫂子，我和您商量个事情，您看能不能让我家晖儿认您两口子做干爹干娘啊？您看您家姓刘，在咱们这儿就是姓刘与姓赵做干爹寓意为留住了，照住了，孩子在多子女的家庭就像在羊群里一样好养大。”我都不知道母亲哪里来的那么多迷信道理，许是前院儿二不赖家妈妈说的吧！

　　刘大娘笑呵呵地使劲儿点着头说：“我同意，老头子快点头啊！”刘医生高兴地说：“求之不得，求之不得，谁也没晖儿这么乖，这么懂事儿，还长得眉清目秀的，我一个赤脚医生何德何能，我应下了。”这件事情就这么轻松愉快地决定了。

　　弟弟比刘大娘家小儿子大一岁，于是弟弟变成了刘大娘家的小四儿，而刘大娘家的小四儿变成了小五儿。从此后弟弟多了两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一个弟弟。刘大娘给弟弟买了一个搪瓷碗儿和一把钢勺儿，母亲回赠了一条围裙，这门干亲就算是正式认下了。

　　到现在弟弟每逢节日都会回乡去看他的干爹干娘，早些年干奶奶过世，弟弟还回乡披麻戴孝的发送了老人。现在刘大娘夫妇也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一看见弟弟就会说：“俺家四儿回来了，还惦记着干爹干娘，真好，真好啊！”

　　后来我问母亲，为啥是我病好了却是给弟弟认干爹干娘而不是我，母亲笑着说：“傻丫头，在咱们这儿一般都是给儿子认干爹干娘的，没儿子的人家才会给女儿认干爹干娘，妈也不知道为啥是这样的风俗，你有妈还不够吗？”母亲撇着嘴嗔怒道。

　　好吧！我有一个妈就够了，母亲年龄越大越像个孩子了，反而经常向我撒娇呢！

　　可是，我好喜欢这样的感觉，我终于可以让母亲依靠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