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城山里白天风和日丽，到了夜晚大油桶被风吹的满院滚，就连自行车也会被吹出几十米远，用飞沙走石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

　　每天傍晚母亲就会督促我和弟弟去公厕解决大号问题，而我每次都是只顾着玩儿，于是变着法儿的躲避母亲的督促。每当夜风凛冽时我就喊着要去厕所，母亲不知道因为这个事情打骂过我多少回，说我一点都没有弟弟听话、乖巧。

　　弟弟生来比我懂事、听话，比如我要是玩儿累了不管在那儿直接就坐下了，而弟弟不会，弟弟会把要坐的地方收拾干净，即使坐下也不会乱动让衣服粘上土。母亲经常说生颠倒了，女儿性格像男孩儿，儿子性格像女孩儿，关键弟弟还生来眉清目秀，仪表堂堂，小时候更是长得非常可爱。

　　1977年仲夏时，井口边那棵骏枣树挂满了红了半个圈的大枣，交城的骏枣就是个儿大还脆甜，我趁大人们不注意摘了十几个揣兜儿，拉着弟弟去了大灶火边，找了根细棍儿扎在枣屁股上，送进了火眼儿（大灶火下方有一个五厘米左右粗的捅火眼儿），不一会儿就听见枣子噗滋噗滋在响，只要听见砰的一声闷响那就证明枣子里里外外都熟了，我在小心翼翼的把枣子顺出来放一边晾着，然后开始烤第二个枣子，等十几个枣子都烤出来先前的也就晾冷能剥皮儿吃了。我发现我从小就有天赋做一个美食家，要知道那时我才五岁啊！

　　我用报纸包着十几个烤熟的枣子拉着弟弟坐在宿舍门口吃，香的隔壁艳儿和兵兵直流口水，但是，艳儿没我胆儿大，也不敢去摘枣子，怕一不留神掉井里，气的拉着兵兵和七斤姨闹腾去了，弟弟就那样文绉绉安安静静的等着我给剥皮儿吃，我从小就是个扶弟魔，不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都要留给弟弟吃，弟弟吃剩下的我才舍得吃。

　　家属院有一台小平车，是给家属们去周边村里买粮食蔬菜或者取暖用的煤的。六岁时我已经能拉动小平车了，艳儿和她弟弟，我弟弟还有天慧姨家大小子都坐上去我也可以拉的动呢！　每天大人不用小平车时我就学着大人的样子套上缰绳拉他们在院儿里玩儿。

　　那天，我又拉着小平车和小伙伴儿们玩儿，因为前院到工作区有一个小坡上不去，小平车的两条辕直接挑起来了，可能是小伙伴儿们坐的太靠后了，我也被小平车两根辕直接架起来了，弟弟就坐在最后面直接掉下去翻了个跟头，开始哇哇大哭起来。小伙伴儿们见状都出溜下去了，失去重心的我直接被啪叽摔地上了，当我捂着蹭出血的胳膊肘和下巴颏想哭时，听见弟弟哭着喊头疼，吓得我顾不得流血的胳膊爬过去抱着弟弟也哭，母亲闻声赶来抱起弟弟拽着我就回了宿舍，知道原因后我又被母亲胖揍了一顿。

　　到了晌午时弟弟哭着睡着了，母亲一边骂我一边给我涂着紫药水，又心疼地抚摸着弟弟被磕的发青的额头。下午了弟弟还不醒，吓坏了焦急的母亲，母亲学着老一辈人的方法，把弟弟的帽子上系了两条红布条，拿了一茶壶清水抱着昏睡的弟弟，在井沿儿边上一边倒水一喊着：“辉儿，回来吧！辉儿回来吧！”老一辈人管这叫做“喊魂”，可把全院家属诧异了个够，都在取笑母亲太迷信。

　　弟弟在太阳落山前醒了，母亲急切地问：“宝贝，宝贝，头还疼不？”弟弟的泪又溢满了眼眶，母亲以为弟弟还是头疼，也心疼的掉泪，结果弟弟来了一句：“妈妈，我饿了。”母亲破涕为笑着说：“好好好，妈妈给你做片儿汤去，给宝贝打一个鸡蛋，然后头就不疼了哦！”

　　那是我到长大后都后悔的一件事，从那以后，我带弟弟玩儿总是小心翼翼的，走那儿都护着弟弟。

　　冬天时单位也没啥事，米家庄很多村民也都闲下来了，老人孩子们都在家里猫冬，其他没事干的就会三五成群的到316来和父亲还有其他同事扯闲篇儿。

　　宿舍最东边那一间活动室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有两排长条凳子，有的坐在长条凳上翘着二郎腿，有的干脆靠墙蹲着，村民们发黄带茧还皲裂的手里夹着个烟袋锅子，烟袋锅子上吊着个黑色布袋子，里面装着老烟丝儿，捎的唠嗑儿捎的惬意地吧嗒吧嗒抽着旱烟，火炉上吱吱作响的大茶壶边放着七八个搪瓷缸子，谁也不嫌弃谁，渴了拿起来就喝。那时也不讲究茶不茶的，有口热水喝就很舒服了。窑洞里的嘈杂声夹杂着抽烟呛的咔咔咔的咳嗽声以及取笑谁家怕老婆的嘎嘎笑声不绝于耳。火炉内壁上还烤着十几颗村民拿来的沙地山药蛋，满屋皮烟味儿夹杂着烤山药蛋味儿还有各种不洗澡的体味儿，那叫一个酸爽……但大家都觉得无比亲切、快乐，村民们说着村里的各种杂七杂八的笑话，热闹的很。

　　我只记得我和弟弟除了看动画片《铁臂阿童木》或者拿烤熟的山药蛋子，是绝不去那间房子的，因为太呛人。

　　二锣头（米家庄村民）看着父亲捎的和他们说笑捎的飞快的在马扎上上鞋底儿（鞋帮和千层底是母亲做的），不一会一双黑色条绒棉暖鞋就缝合好了，惊奇的二锣头说：“武哥，你还有这一手儿？”父亲笑笑说：“这才哪儿到哪，只要有材料，老武我皮鞋也做得来。”只是，在我记忆里父亲始终没有兑现要给母亲做的那双黑色系带皮鞋，因为后来汾阳百货大楼橱窗里有很多种漂亮的皮鞋。父亲每年快过年时就会带着母亲去一次百货大楼给我们买新衣服，顺便帮母亲挑选皮鞋，时代在发展，父亲会做的老款皮鞋市面上已经没有了。

　　父亲话音刚落，村民们都用崇拜的眼光看向父亲，七嘴八舌的说：“老武老武，让我家婆姨把鞋帮鞋底做好，你给缝合一下成不？看你这缝鞋用的还是弯针，关键是缝的比我家婆姨缝的看上去结实还针脚匀称呢！”父亲爽快地说：“没问题，反正大冬天的我也没啥事，你们拿来吧。”父亲以为是大家开个玩笑罢了，没成想此事一传十十传百，没几天儿，我家地上堆了差不多一麻袋用麻绳穿好还标了名字的各家各户的鞋帮鞋底儿……

　　母亲调侃父亲说：“再让你跟个没腚的张三（我们那里的一句名言，意思是没事儿找事儿，还爱说大话）似的大嘴巴，这下好了哇！累死你。”父亲却说：“没事没事，快过年了，帮帮大家无所谓的，再说，我干活儿快，不出十天都完事儿。”

　　从那以后，每个夜晚父亲都在昏暗的十五瓦灯泡下加班儿给村民们缝合鞋子，记忆里我和弟弟趴在被窝吃着村民们给的沙炒玉米，炒熟的核桃仁儿等，看着父亲不时把弯针在头发里挠挠（父亲说针在头发里挠挠就会粘上头油用起来很顺滑），然后和母亲说说笑笑的飞快的缝合鞋子，那个镜头到现在我都非常清晰。

　　年前，村民们给送来了大黄米糕面，大米，干菌子等等，可把同事们眼热坏了。这不，会计张俊就打小报告给科长任安晋说父亲在搞外快，因为这事父亲还特意买了礼物去了任安静家解释了半天，任安静的夫人是个非常善良的女人，帮着父亲说了很多好话，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正月里，二锣头带着几个村民到了316神神秘秘地和父亲说：“武哥，今年就你和孙哥值班，咱们到文峪河水库凿冰钓鱼去，水库里鱼可有大个儿的呢！”父亲说：“不好吧，让人发现不好交代。”

　　这个事情被我听见了，后来他们还真走了，应该是太阳快落山时走的，估计父亲也想着大过年的孩子们也该打打牙祭了。弟弟早就睡着了，我拿着小搪瓷碗和不锈钢勺子坐在小板凳上不睡觉，母亲问我为啥还不睡觉，我说：“等着吃鱼。”母亲撇嘴说我：“就知道吃，啥也记不住就记得吃，还不知道你爸他们几点回来呢！”

　　我坐在小板凳上打盹儿时，听见大铁门哐当一声，一个激灵就醒了，母亲让我悄悄地等着就出门去了大灶了，半夜时母亲给我端回来一大块鱼肉，借着灯给我把刺儿挑完说：“快吃吧！小吃货。”

　　我母亲不吃鱼，就还是因为小时候跟着姥姥回了趟天津，大老舅家海边的臭鱼烂虾味儿让母亲反胃，一想起那味儿母亲就作呕，能给我把鱼刺挑干净已经是很努力的在克制着自己了，母亲再训我吃货也会把刺儿给我挑完，长大后我做了母亲才知道为人之母是怎样的爱自己的孩子。

　　1978年的夏天，单位有一个小工程，家属可以参与赚点钱，其他家属都比较柔弱，也干不来土工，穷怕了的母亲是不会放过任何赚钱机会的，每天跟着村里的民工热火朝天地在烈日下干着男人们的活儿。

　　母亲安排我每天照看弟弟，白天带着弟弟玩沙子掏房子（把沙子浇上水拍磁石了掏洞洞假装房子玩），或者拿上红色圆珠笔把报纸衬上透明塑料布描字（所以，我早早的就会写字了，上小学时每年都是班里的板报委员）。下午收音机里就会有一个节目是《小喇叭》每当听到那奶声奶气的“小朋友们，小喇叭开始广播啦”，我和弟弟就会很兴奋的拿着小板凳坐那儿听，估计我的普通话就是那时候学会的。

　　母亲一个多月在那个小工程里赚了九十五块钱，那是那个年代一笔不小的收入，父亲那时候一个月才39.5元，尽管母亲被晒得就剩下牙是白的，但母亲兴奋地数钱的情景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人民币没有大面额的，九十五块钱是很大一摞，母亲小心翼翼的用格子手帕包好放在了三斗一柜（三个抽屉一个小柜子）的抽屉里还上了锁，那些钱够母亲在父亲面前炫耀半年了，每次母亲在父亲面前炫耀那笔钱时，父亲都是乐呵呵地看着母亲，但父亲眼里流露出来的更多的是心疼。

　　米家庄村有一个老乞丐，经常去316讨要吃食。那年冬天的一个大雪天，他又来了，衣衫褴褛地在大院挨个敲着门。我刚好在虎生叔叔家门口那儿玩儿，当我的小手在虎生叔叔家门缝里学着大人那样准备夹核桃吃时，惨剧来了，因为我在棉门帘里，老乞丐没看见我。也可能是因为在虎生叔叔家没讨要到吃食，随手使劲儿一关门，我的右手无名指半个指甲带肉就被夹的剩下只有皮连着了。

　　撕心裂肺的哭声把虎生叔叔一家人与隔壁父母吓坏了，冲出来一看，母亲腿都软了，父亲一把推开老乞丐，抱着我回了家，母亲迅速把我的手用白羊肚毛巾裹得结结实实，随即把吓得直哭的弟弟交给七斤姨，父亲穿上军大衣把我裹在怀里，急匆匆的和母亲深一脚浅一脚踏着雪往米家庄卫生保健站冲去。

　　我记得父亲气喘吁吁走着，母亲边掉眼泪边喋喋不休了一路，担心我的手指会不会废掉，反正一路上我是不停地哭，父母不停地说。两公里的山路父母就那样踏着雪不到一刻钟就到了卫生保健站，医生轻轻打开羊肚毛巾时，血又冒了出来，我哭的更凶了。不记得医生咋处理的了，我的右手无名指指头从此变成了葫芦形状，指甲只要是长长就是螺旋型的，很特别，每次做美甲时总会被美甲师问，姐的指头是天生的吗？

　　我的右手可能是上辈子当过小偷儿吧！今生便受到了无尽的惩罚。手指头还没有好利索，手背就被烫伤到掀了皮儿。那天晚上，母亲喊我洗漱睡觉，我偏不，就要拿火铲拍铁桶里的煤饼玩儿。母亲老鹰抓小鸡似的一把把我提溜脸盆那儿，刚刚把我的手浸湿打上香皂，我就气的不停的嚎叫，因为手湿了我又怕手指头疼，就拼命的甩手，悲剧又来了，一不小心把湿手甩的贴在了烧的红红的炉壁上，只听到刺啦一声，手就沾在炉壁上还冒着白气，我疼的一拽一层皮就没了，那个疼才叫个撕心裂肺。母亲这次是真生气了，捎的掉眼泪捎的打我屁股捎的喊着父亲快拿药给我涂，父亲着急忙慌地把暖壶又碰倒了，砰的一声闷响，暖壶内胆炸了，哗啦啦的碎碴儿声伴随着一壶开水从三斗柜哗哗的往下流……那个冬夜父母基本没有睡觉，一直等我哭的迷迷糊糊睡着才都眯了一会儿。

　　第二天，父亲背着我又去了一趟米家庄卫生保健站重新上药包扎了手，连医生都说这孩子今冬是咋了？多灾多难的。殊不知是我淘气的结果，母亲叹着气说我简直比男孩子还男孩子，太淘气了，父亲加了一句：“没事，淘气孩子有出息，说不定咱家丫头长大了还是个人物儿呢！”母亲苦笑着摇了摇头对父亲说：“你忘记秋天时王怀贵家大哥（王怀贵家大哥是学周易的）来咱们站给咱家俩孩子算了命说过得话了吗？咱家儿子一生平平安安很稳当，而丫头命途坎坷了啊！”父亲瞪了母亲一眼说：“别听他瞎掰嚯，这么小的孩子，到能看出个啥来？咱家孩子们都五官端正，脸上也没有不详之痣，只要咱们好好教育错不了。”

　　可是……还真是被说中了，弟弟到现在生活一直很平稳，而我却中了招儿，这是后话……我的短篇小说《雪儿》里道出了半生跌跌撞撞的坎坷经历。

　　由于烧伤留下的疤痕太显眼了，把整个手背都变得皱皱巴巴黑乎乎的，上小学时还没有退掉疤痕，有时候也会被同学们取笑，说我洗手只洗一只。

　　其实，到现在我的两只手还隐隐约约能看出有色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