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飞”工作结束，我又被校政治部指定参加“政审外调工作”。接受任务时，感到突然，为什么派我参加这项工作？但做为军人，服从命令是天职。

　　我带着这种思想，参加了校方干部政治审查外调工作会议。会议由保卫科长李志祯主持，政治部伊阳副主任讲了部队要保持纯洁的重要性，对每个干部重新进行政审的必要性。所有负责外调的人员，去的地区是解放区，但还有暗藏的特务、土匪，所以，每人配一支手枪防身。参加外调的人员有组织科、保卫科营职干事，还有一营的参谋长以及卫生科的我。主要负责中南区域的调查。按政审调查分工，我重点是负责卫生部的医护人员。对他们的家庭出身、政治面目、历史经历、社会关系等方面进行摸底排查。

　　1955年春节刚过，我们一行五个人南下武汉、重庆、成都、贵阳、南宁、广州等地区。我们先去了北京公安部办理相关手续，在此期间，我向组长请了两天探亲假。回到老家，母亲告诉我；“你父亲在弥留之际，多次拿着你的照片，直眼凝视着。” 我听后，泪水不停地从眼眶涌出，奔向父亲墓前磕三个响头，含泪告慰父亲在天之灵。

　　两天过后，我随调查组一路南下。到了贵州省境，我们开始了工作。我负责调查对象有伪党、政、军，有文教、卫生界人士，有许多人分散在县和乡镇每个角落。

　　解放初期，贵州曾进行三年大规模的清剿大股匪徒，但零散的匪徒逃到深山里隐藏起来，有些人还经常以农民身份下山活动，造谣生事，杀害我区乡工作人员，甚至还袭我区乡政府所在地。面对这些情况，当地政府提醒我们随时保持警惕，不可麻痹。加上被询问的提审对象，多为国民党时期的留用人员，有的思想较好，有的比较顽固或抱有敌对情绪，妄想变天。这些人对我们调查采取应付的态度，说假情况蒙蔽我们。

　　按照分工，我负责贵州片区，也是社情比较复杂的地区。从地理环境来说，山高林密，阴雨连连，也是贫困区。其顺口溜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里平，人无三分银。”交通极不便利，大多靠爬山过坡，县与县城之间只有土路，乡镇之间都是山路，全部需要步行。

　　说到当年交通工具，只有驴和牛车，偶尔有邮政闷罐汽车。对我这北方人来说，最困难的要数了解情况，因语言不通，特别在少数民族地区困难更多一些。我在这一片区走访、找证人、查档案、审在押犯，活动两个月，走遍了黔东、黔南、黔北十多个县，行程足有3000公里。

　　在我记忆中，在这里发生过几件最难忘的事：一是到黔北金沙县的泮水区，调查国民党潜伏的土匪组织情况，以证实与我校卫生科一名干部交待的情况是否一致。我从遵义步行经白腊坎到泮水镇，走了大半天才到。说是一个镇，实际上只是一个有40~50人家的散落村子。不过，这是泮水区委和区政府所在地。区委区政府里的机构相当简单，三四间简陋的办公室，人员只有书记兼区长，几个办事员，加上10多个基干民兵。

　　我和区委书记一见面，通过交谈，知道他是河北人，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我俩愈说愈近乎。他告诉我：“我曾是二野16军139师一个指导员，部队解放这里后，叫我留下来，当区委书记”。

　　“老乡，这个担子很重呀！”

　　“不瞒老乡，担子重我不怕，担心的是不太安全。”他说出了真心话。

　　“这山里还有土匪活动吗？”

　　区委书记说；“残留的土匪不敢公开活动，但时不常出来搞破坏活动。”

　　我接着问：“这一带有个土匪头子，是不是叫吕振华？”

　　区委书记 点了点头： “这是个土匪头，老巢在川南马边一带，被我重大打击后，化成许多小股。一股窜到金沙县境内，后又经过我军几次清剿，基本上清除了匪患。”

　　我又问： “我们卫生科有个黄某某，好像是这里的人？”

　　“老乡，你说的这个人我知道，他家是农商户，是恶霸，但与土匪没有联系，解放后还比较老实。”区委书记当即找来区民政助理，让他带我下乡了解，落实的情况与这位书记（区长）所谈是一致的。

　　区委书记晚上，请我喝茅台酒，这是我第一次喝这个中国名酒。晚上就在他的双人床上一起过夜，我们无所不谈……真是远离家乡倍思亲啊！

　　次日，我返回遵义，有机会参观了红军长征中遵义会议纪念馆，深刻认识了中国共产党为了拯救危机中的红军和中国革命事业。在这里召开会议，结束了博古、李德的统治，推选了由张闻天任总书记，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组，从而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接下来，我乘公共汽车到贵阳，转麻江县的甘粑哨下车，然后步行到麻江县城。该县城实际上不到200户人家，散落在山坡上，仅有一条不到一华里的石板街，我住在县公安科的接待站。

　　第二天，我来到公安科办公室，对公安科长说明了来意，我向他了解一个姓艾的情况，他告诉我：这个人在解放前是县城里有名的绅士，人都不敢惹他，但没有大的罪恶，解放后接受教育，当了县中学教员。调查取证后，我又马不停蹄乘车去黔东南的丹寨县，这是个苗族自治县，位于公山西侧地区。据县公安科同志介绍，我军在雷公山区活捉了谢匪，歼匪7000多人。但还是有漏网之人隐藏在乡间。为查清我部一个基层干部的身份，我按县公安科同志提供的线索，步行十多里到兴仁堡走访。当我到了村边时，突然有一黑一黄两条狗窜出来，对我狂吠并向我发出攻击。我站在那不动，掏出手枪将子弹推上膛，两眼注视着两条恶狗。当它从左右进攻，离我约两米处时，我“叭叭”两枪打在两条狗前面，掀起一股土灰，两条恶狗被吓跑了。村子里迅速出来两个壮年人，怒视我，呱拉呱拉说了一通，但说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懂。他们又比划着要我把手枪交出来。我说：“我是解放军！”把手里的手枪握的更紧以防万一。他俩继续用怀疑的眼光看我，见我穿的是解放军军装，加上我连说带比划的，意思要找区长。双方僵持一阵，他俩半信半疑地将我领到区长办公室。见到区长后，一听口音，又是北方人。我马上拿出证件给他看，区长对那两个人说：“这位同志是解放军同志，你俩先忙吧！”当他知道我来意之后，开始给我介绍起该地区匪特情况及罪恶活动：“当时被谢世钦裹胁的人很多，你所说的这个人是谢手下的一个头目。在当地以势欺压百姓，打、骂等是常事。在我剿匪战斗中被打死，谢世钦被活捉，押在贵阳省监狱中，你可去提审他。”我听完情况，婉然谢绝他留我的好意，当日赶往都匀市。

　　第二天上午，乘火车去贵阳省监狱。在其工作人员帮助下提审谢世钦。这家伙40多岁，很狡猾，大概对我这个青年人根本没放在眼里。当我想给他个下马威警告他“抗拒从严，立功减刑”时，他表面表示唯唯诺诺，一问实质问题，就避重就轻，或以记不清来搪塞。我审问了半个多小时也没有得到有价值的情况，只好作罢了。我同工作人员讲：“这家伙很狡猾！”

　　“是的，没有真凭实据他不会交代的！”

　　“我回去研究一下再审吧！”我带着这个问题回到重庆，向组长（保卫干事）汇报了审犯人不顺的情况。组长说，过几天咱们一起去。待我俩第二次到贵阳市准备再提审时，被告知：“省法院于近日公开审宣判，有什么问题写个材料交法院吧。”后来我们索取的审判材料和我部某人交待的材料基本一致。

　　之后，我又在成都、泸州、遂宁、南充等地进行有关人员的家庭政治、经济情况调查，所得情况与本人交代材料没有大的出入。

　　1955年国庆节，我们外调组仍在四川境内活动。当我们从广播中听到解放军授衔消息后，开始议论：“你能授大尉，我能授上尉……”组织干事比较老，是正营级，都预料他授少校。他却说：“授少校军衔条件很严，抗日战争的副团才能授少校衔。我也估计授个上尉就知足了。”

　　调查组四川工作告一段落，即顺江东下。在武汉转南下广州、南宁等市转了一圈，接着北上东北吉林、长春、白城子，对所去的外调点都是取得证明后，即迅速动身离开。一年多，外调组人员走遍了大半中国，行程足有万里。年底结束了外调工作，回到单位后，我得知自己被授大尉军衔，别提多高兴了。我肩扛大尉衔，显得特别精神。

　　这一荣誉，是党培养我成长的结果，这一恩情永刻铭心，终身不忘。

　　正是：

　　政审外调险情多

　　跑遍大半山与河

　　不畏土匪拦去路

　　凭着勇气闯匪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