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词典”里，我所在的22师隶属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后，这支部队一共有两位军事主官，一位是黄永胜，他是湖北咸宁人。辽沈战役时，段苏权接替了他的职务，任第八纵司令部，他是湖南茶陵人，曾率领第八纵队参加了辽沈战役。不过，后来在东北野战军第45军成立之后，段苏权被调离了部队。

　　1947年12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22师正在沈阳外围战斗紧张之际，我积极要求上前线奋勇杀敌。然而，没想到的是师卫生部医务处通知我去兴山（今鹤岗市）中国医大学习深造。接到通知后，我既高兴又有点不安，高兴的是，我的战地伤救技术确实需要提高；不安的是自己文化水平太低，连小学都未毕业，怕跟不上学习课程。我带着这种复杂的心情，离开看护士长的岗位，将自己的工作交给战友王平安。

　　临行前，我对王平安说：“两付担子都交给你了，任务不轻啊！”

　　王司药却说：“我羡慕嫉妒你，但还是为你有机会学习而感到高兴，祝你以优异学习成绩回部队工作。”

　　我俩依依不舍的相互拥抱，却忘记了两人过去曾发生的不愉快锁事。

　　就这样，我成了兴山中国医科大学第38期学员，学战伤外科专业。

　　我和所有从东北各纵队调学的战友约有30多人集中在彰武，在这里，我们受到联军后勤卫生部一位领导的接见，他嘱咐我们努力学习，提高技术，回来更好地为部队服务。

　　第二天，我们从彰武到哈尔滨一路步行，于次日到哈尔滨驻联后司令部招待所，卫生部一位科长传达首长指示，要我们在这里休整几天。

　　休整期间，正逢哈尔滨市道里剧院上演大型京戏“三打祝家庄”，部里发给每人一张戏票，让我们这群“土豹子”大饱眼福。我还把手中的长城币换成东北币，并请几个战友又看了一场“逼上梁山”，看完戏后，我请大家在俄罗斯饭馆吃了一顿西伯利亚小水饺和一顿“黑列巴”，这是我们第一次尝到的俄国风味食品。从频繁的战斗部队下来，享受如此的休闲生活，心里都有说不出来的高兴。

　　几天后，我们一行30多人乘火车到达了佳木斯，一出车厢，所有人就被小米粒大小的冰雪块打在脸上，如刀刮一样疼，特别寒冷。我们背着自己的行李，步行至东南岗一座孤零零三层楼住下，房间有火墙还比较暖和。

　　后来知道，这里是中国医大预科，在这里需要进行文化补习。这期学员有30多人，男女都有，都是从部队调上的清一色共产党员，职务有看护长、医助、医生，最高的一位是某医疗所长武永清，他成了第38期学员队支部书记。年龄最大的是冯明大姐，是位受人尊敬1938年的老八路。

　　刚开始，一些学员对学习文化不感兴趣，认为耽误时间，要求直接学技术。又加上这里生活条件十分难苦，夜间野外时常听到野狼嚎叫。一天夜间，一只大灰狼钻进了楼里，被一个解手的同志发现，他尖叫起来，惊动了全楼的人。几个胆大的人抄起扫把、铁锹连喊带打把狼赶跑了。事情发生后，少数学员因怕狼，要求不在这里学习文化直接去学技术。这件事，很快反映到王斌校长那里。他立即来到预科班召开会议，一开头，就带着批评语气说：“我们当兵鬼都不怕，还怕狼吗？”他接着说：“学技术一定要有点文化的，从你们登记表上看，大都只念2－3年的书，好一点也只念4－5年。有些登记表里错别字还不少呢，把调来学习写成‘吊来’。”他又风趣的说：“我们这里可没有绳子啊！”

　　一位学员说：“校长，我的胡子都长老了，等不及了。”

　　王斌校长却说：“胡子长了好办，用刀子刮刮就年轻了。”他的一席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情绪也安定下来，专心学习文化。

　　四个月过后，我们进入兴山总校专修战伤外科，共有学员60多人，除部队来的外，还有30多同班的是东北籍的学生。记得，男生有孙树润、陈福余等人，女生有张力军、范子霞、薛杰等人。老同志和新同志各有长处，部队来的老同志都是共产党员，有政治思想优势，模范作用较好；新同志很尊重我们，靠近我们，称我们为“功臣”、“模范”。我们经常给他们讲战斗故事，解答他们提出的一些问题。当时，我是党支部宣传委员，常常有学员问我，还不时的向我提出纪律与自由问题：“纪律严了，会不会影响自由？”

　　当时，我对这个问题理解不深，简单的回答：“部队纪律是严的，八路军是铁的纪律谁也不能犯，可它能保你进步，保部队打胜仗。”

　　一位女学员问我：“革命胜利后搞工业化，用机器打锄头好种地呀！”

　　我回答：“工业化是要造机器、造汽车、拖拉机、火车，发展经济。”

　　一位可能出过国的学员对我说：“美国比苏联富”。

　　我毫不犹豫的回答：“美国穷富差别大，苏联没有这个差别，政治上是平等的。”

　　在学习中，我发现青年学生的优势是文化程度较高，思想活跃，接受能力强、要求进步。对我们这些“大老粗”的学员帮助极大，他们经常辅导我们应对难记忆的内容，编成顺口溜或歌谣。记得在学解剖时，将12对脑神经编成：“一嗅、二视、三动眼、四滑（车）、五叉（三叉）、六外展、七听舌咽……十迷走、十一副、十二舌下。”既好记又有序而不乱。还将八块腕关节骨编成：“舟、月、三角、豆，大、小、头状、勾。”

　　在学习传染病时，将斑疹伤寒编成：“斑疹伤寒病原体呀，它叫立克茨，骤然发病，恶寒战憟发高热，头痛呕吐，鼻衄血，神志不清有皮疹，外裴反应是阳性。”

　　将肠伤寒编成：“肠伤寒是急性传染病，体温是阶梯样上升，脉搏缓，腹胀满，肥达氏反应是阳性，危险就是合并症，肠出血，肠穿孔，它的治疗在护理，在护理。”这几首歌谣既有病因又有症状，既有化验又有治疗，好记。如今，想起来，我还要感谢他们，但解放后，大多失去了联系，实在太可惜了。

　　当年，学校政治、文化生活活动较多，领导作形势报告，如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上政治课，如“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政治内容；文化生活丰富多彩，看电影，有“民主东北”纪录片《留下他打老蒋》，这是我看到的由东北制片厂出品的第一部短剧片。剧情较简单，描写我军某部一个战士擦枪时不慎走火，将一房东独生子十多岁的男孩打死，按我军纪律打死要偿命的，判他为死刑。在宣判大会上，全场群众都向部队首长求情，不要将这战士枪决，“要留下他打老蒋”。据说这是一起真实故事，使我们感悟到人民群众对人民子弟兵的热爱，对蒋匪帮的憎恨。苏联的彩色故事片《西伯利亚交响曲》，是描写苏联集体农庄生产生活的，此片对我们产生了深刻的影响。4个月的前期课结束，我们转到哈尔滨分校与40期（五官科）合并，以后又并入哈尔滨医科大学。

　　我们后期主攻战伤外科，采取边上课边实习的方式授课方式。哪个医院有伤员就到哪里去，除哈市的医院外曾去延吉（龙井）、牡丹江等地医院。遇到什么伤老师就讲什么伤，先讲解该伤治疗方案、手术方案、注意的问题。有时在一旁观看，有时直接当手术助手。

　　我印象最深的是，在牡丹江一所军队医院中实习，该医院是日本关东军北满边境内一所重点医疗单位，依山而建，大部分为山洞房间。医护人员多为来不及撤走的日本人和朝鲜人，联军后勤卫生部也派一部分行政人员和医务人员管理这所医院，收治的大部分为重伤员。我们十几个学员轮流上手术台当助手。我有幸当了日籍市川大夫为一颅脑伤员取碎片开颅手术的助手，这是一次比较大的手术，当手术助手就拉钩、拭血，一站就是三个多小时。这次手术比较顺利，终于将弹片从颅内取出。市川将软、硬脑膜缝合好后，就示意我将颅骨外头皮两层缝合上，这也是我第一次做缝合术。

　　在哈尔滨学习期间，我们住在兆麟公园南侧，距李兆麟遇刺牺牲的一栋三层楼很近，我们利用休息时间，到现场悼念这位英雄。

　　李兆麟生前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指挥，日本投降后任，松江省政府副主席并主持哈尔滨市党政工作。于1946年3月9日，被国民党特务以反映情况为名，将李骗到此楼上乘李不备刺死。为了纪念这位抗联领袖，将道里公园改名为兆麟公园，让我们对国民党特务罪行恨之入骨。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活动，让我至今没忘记。1949年国际劳动节，我们参加学生队游行，高唱歌曲《将革命进行到》，高呼纪念国际劳动节，建设新中国口号。忽然天空传来轰鸣的马达声，一架飞机在会场上空出现，大家特别是新学员都慌了，惊恐的叫着：“国民党飞机要扫射了。”会场主持人大声宣布：“这是我们自己的飞机，来为大会撒传单祝贺来了。”大家抬头一看，机翼下还涂着红五星呢，高兴极了。

　　“五一”后，我们学习结束了，以高兴的心情结业了。在同学们离校前互相畅谈友情，互写赠言留念。我们给新同志写的赠言多是期望、鼓励、祝贺之语。希望他们政治上进步，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要努力提高技术，争当工作模范等，他们给我们的赠言多为颂言敬佩之词，如“模范”、“功臣”、“榜样”等，大部分同学赴部队，我和一部分留在东北参加建设。

　　短暂的学习，给我感触最深的是学员队支部书记武永清同志，他沉着老练，热心待人，对我后来的工作影响很大。毕业后，我俩又被分配在沈阳防空学校卫生部工作，他任医政科长，我在他直接领导下任科员，分管干部工作。当年，他母亲来队时，约我同去照相馆，就这样，我自己留下解放战争后期和第一张照片，可惜，因工作多次调动，多次拆家，相片找不到了。

　　另外一位是冯明大姐，四川人，1938年的老八路。对我关心备至，把我当小弟弟看待。我有困难时、缺衣物时，只要她有的都给我用，如毛巾、衬衣、短裤等。她毕业后分配到抚顺矿物局任幼儿园园长，50年她曾给我捎信说她要组成新的家庭，我立即请假去祝贺，她们夫妇热情接待了我，留我在她家住了两天。

　　虽然岁月消逝半个多世纪，而那深厚的感情仍是终生难忘。

　　感悟到战争年代，同志之间建立起的感情是亲密的，友谊是深厚的。当然这不仅仅是个人之情，而是人民军队同志之间的手足之情，是我军的一个光荣传统。

　　正是

　　离开战场赴兴山

　　深造医术再向前

　　同班学友真情意

　　戎马一生情谊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