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六

　　张小兰这个当年活泼开朗的知识女性，因为受着社会和家庭的双重折磨，已经是面容憔悴，精神颓萎，身心极度疲惫不堪。她对家庭以外的事，尤其是社会上的事根本无暇顾及。可是当有线广播里播送关于国家的目前形势时，她还是静心倾听，她感觉出国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当听到中央决定恢复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时，使小兰不由得为之一震，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消息啊。这对一个爱好文化，渴求知识的青年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那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她又考虑到自己的出身。像她这种身份是不是也可以参加高考呢？她心里没底。

　　于是她怀着忐忑的心情，瞒着丈夫胡立庭，去公社探询了一下情况。当她看到那报考表的栏目时，上写：年龄，婚姻状况……唯独那“家庭成份”一栏，显得特别醒目。她暗自思忖，虽然是“四人帮”倒台了，可能这成分论还是没有取消啊，像她这样的情况还是不能参加高考吧！

　　既然来了那就问清了吧，于是，她怯怯的试探着轻声地向工作人员问道：“家庭成份……不，不好，能，能报名吗？”她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有些口吃。只见那位工作人员从叼着香烟的牙缝里挤出了两个字：“不行！”小兰有些羞愧的低着头，怯怯的离开了报名处。

　　她哪里知道“天高皇帝远”，在农村一些基层单位的人，还是以前的思想意识，有些还是靠造反起家的人仍在地方上掌权，他们跟“四人帮”之类掌权时没什么两样。后来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这些人的思想才不得不有了转变，当然这是后话。

　　国家形势每天都在发生着变化，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全会确定了改革开放的方向，并对过去的一切都作了正确的评价，首先把进行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定为“十年浩劫”。

　　并对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中所产生的一切问题，尤其对重多的冤假错案进行重新审理。对一些在运动中被迫害致死致残的干部、专家和无数的知识分子等人员，都进行了平反昭雪。

　　对“阶级斗争”问题，作了具体分析，对于“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作了正确的定位，对“唯成份论”这一荒唐谬论，进行了纠正，彻底铲除了“四人帮”之类所遗留的恶毒影响，真正地做到了拨乱反正。

　　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使蜷缩在社会角落里，大脑几乎麻木了的张小兰，好像又有了生命的复苏。

　　她一遍又一遍地聆听着有线广播里对十一届三中全会文件的全文播放，上面所说的每一句话，甚至她觉得每一个字，都是那么的亲切，那么让她心情澎湃。

　　这一切，让她觉得形势变得这么突然，想到这里，她不由得感慨万千——二十多年前，刚好八岁的她，跟随父母来到华北大平原偏僻落后的吉南县。那时她稚嫩的心灵，是那样的纯洁无瑕。随着年龄的增长，她也曾有过美好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

　　可是，政治形势变化莫测，时局对她这个小小的可怜虫根本不屑一顾，在她懵懵懂懂的时候，就无辜地成为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二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三十岁的她，已经成了一个地道的农村妇女，而且还是三个孩子的母亲。美好的青春时光已经被那“政治运动”的漩涡，侵吞的片甲无存。连最后仅能使她改变命运的“高考”，都没有给她机会。她现在能做的，只有随其他社员去地里干活，回来以后洗衣做饭，照看孩子，晚上缝补一家人的衣服和鞋袜，还不时的遭受着婆婆的白眼和丈夫的打骂。每当夜深人静之时，她闭目深思，回想这些年的坎坷经历——父亲惨死母亲因精神失常而走失，至今下落不明。自己的身心遭受了莫大玷污，她失去了纯洁的爱情，失去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想到这里，几乎使她伤心欲绝。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一切都逐渐步入正规，在县委书记刘文凯和县长王进业的领导下，各项工作都在有条不紊的进行中。尤其是以副书记宋月明为组长的专案组，对在十年浩劫中产生的所有冤假错案都进行了细致地清理和平反。

　　对本县最大的冤案之一，原县农业局技术员张择儒同志的案子，进行了认真的处理。事实证明张择儒同志当年所提的意见，不能算是错误的，更不是反动的。是对农业方面负责任的一种态度，而且他对吉南县的农业生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为张择儒同志进行平反昭雪，并举行追悼会，还对他的遗体重新进行了安葬。县委、政府及所有干部们都送了花圈。追悼会上，县长王进业同志致了悼词。

　　在追悼会上，现任农业局局长的刘玉林，怀着极度悲伤的心情，把一束鲜花，慢慢地放在张择儒的遗像前，发着颤抖的声音说：“张老师，您终于可以平静的安息了……”不等说完，只见他双泪交流，哽咽得再也说不出话来。

　　专案组还对原县中学校长李民及所有被迫害致死、致残的人都逐个进行了清理和平反。

　　县农业技术员张择儒同志的妻子欧阳兰，自从当年因精神崩溃而失踪，他的女儿也因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迫害而下落不明。

　　经县委县政府研究决定，由刘玉林带上两个助手，负责寻找失踪多年的欧阳兰和女儿张小兰，给亡灵张择儒一个交代。

　　最近高家屯大队的宋金石心情非常郁闷，因为他担任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高家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职务都被撤销了，他成了一个普通的社员。

　　而在文革运动中被打倒的原支部书记高有才和大队长高树林，都恢复了原来的职务，这让他很难接受。

　　有一天，和他在运动中闹派性时，属于同一派的社员宋喜来聊起了天。金石说：“这些年来，我一直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当年我担任民兵连长，在公社布置的各项工作中，每次都被评为先进。有一次我带领着民兵抗洪，为了堵住决口我冒着被洪水冲走的危险，跳到水里进行抢险。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安危，可以说我对革命事业没有一点的私心杂念。”宋喜来点头说：“对，你的革命精神，让人说不出二话。”

　　宋金石低头沉思了一下，然后抬起头来有些义愤填膺地说：“在那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是没日没夜地工作。尤其是在两派武斗时，即使我被打死了也觉得值，因为我那是捍卫毛主席的正确革命路线。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引到哪里，我就战斗到哪里，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我坚决拥护伟大领袖毛主席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革命论述，我的阶级立场永远是坚定的。为了保持我贫下中农家庭的纯洁性，也为了我无产阶级的革命形象不被歪曲，我毅然决然地和我相恋了好几年的女友分了手。我是为革命牺牲了爱情，十年来我全身心的投入到了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我为革命放弃了婚姻，从而错过了建立家庭的最佳时期，到现在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还是一个单身汉。可以说我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为我们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贡献出了一生啊。就因为我没有成家这个事，现在整天忍受着爹娘的抱怨，乡亲们的冷嘲热讽。哎！你说我到头来连一点职务也没有了，我就是不明白，怎么就落了这么个下场呢？”

　　宋喜来也有些沮丧的说：“我也弄不懂，怎么会是这样的结果呢。”说到这里他稍稍停了一下，略有懊悔地说：“有时候我想，是不是咱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搞“群众专政”，“清理阶级队伍”各项运动时，打击力度忒大了，而且有些过火了？毕竟还死了人吗。”

　　宋金石抬起头来理直气壮地说：“阶级斗争就应该是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不是说过吗‘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能那样文质彬彬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暴烈的行动’。我们对那些反动的牛鬼蛇神采取的革命行动有错吗？没错啊！他们死有余辜。这是我们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领导下，彰显出来的革命力量，只有群众专政，才能把无产阶级队伍中暗藏的牛鬼蛇神清理扫灭干净……”

　　宋金石说到这里见对方没再搭话，他也没兴趣继续说下去了。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的一些言论主要的就是唠叨抱怨，慢慢地逐渐成了他的口头禅。时间长了就没人愿听他说话了，甚至人们见了他都躲开。这更使他觉得郁闷无趣，后来他竟不愿出家门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就慢慢地淡出了人们的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