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

　　到了一九六六年的春天，一些报纸、刊物纷纷提倡狠抓阶级斗争，一些批判类文章都刊登在显眼位置，政治空气已经到了炽热的地步，文化领域的革命已逐渐形成，政治形势日趋紧张。

　　张择儒观察着目前的形式，感觉到可能对自己不利。于是他在日常工作时，如果不是因为特别需要，他尽量不去县委大院，即使是作汇报或者反映紧急情况，他也是只和小刘接触一下，尽量不去打扰刘书记和王县长，以免引起别人的注意。

　　正当应届毕业生进行考试升学之际，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胜利召开。随着大会决议（十六条）单行本的下发，史无前例的、轰动世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了。

　　“捍卫伟大领袖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破四旧，立四新！”

　　“向资产阶级路线开战！”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革命造反精神万岁！”

　　“革命”的口号响遍了中国大地，全国所有的大中小学的在校学生及应届毕业生，都留在原校闹革命。高中三年级应届生们的大学梦，也就这样被革命的大潮淹没了……

　　这一日，一伙外地高校的学生带着红袖章来到吉南县中学，向全校师生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员宣传。还把带来的一批印着“红卫兵”三个字的红袖章，根据学生的档案，发给了根红苗正的学生。

　　经过本县学生的加入，革命队伍壮大了，这些运动的急先锋，首先在县城进行“破四旧，立四新”活动。

　　革命队伍高举着红卫兵的旗帜，喊着口号，在大街上游行。

　　随着红卫兵队伍不断壮大，又分成了若干个小组，分头向下边的村社进发，进行更大面积地宣传和发动。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各个角落开展起来了。

　　各级机关政府和工矿企业都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简称“文革小组”。学生和革命教师，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开路先锋，县中学当即成立了文革会，副校长杨辉担任了学校文革会主任。

　　吉南县政府大院，也成立了文化革命小组。由县委副书记宋月明同志为文革小组组长，刘玉林同志为副组长，另外几名同志任小组成员。

　　县政府大院的文化革命运动，在文革小组宋月明的领导下，紧张地进行。经常组织批判会，大批四旧，组织群众上街游行，进行各种革命活动。并鼓励群众和革命干部给县里的主要领导提意见，刘书记和王县长他们对所提意见都虚心接受。对提出的批评，他们不但接受，还作深刻检查。

　　似乎文化革命运动，在这所县委大院进行的有条有序，全县的各项工作及工农业生产，仍在有条不紊地全面进行着。

　　可是这种平静的运动方式似乎不符合当时形势的发展。同时这也给以后的派性斗争，埋下了隐患。迫于形势的压力，刘书记悄悄告诉刘玉林，让他转告张择儒，不要来县里上班了，还回高家屯去吧。

　　张择儒又回到了他曾经住过的那两间小土屋，因为这几年没有人住，也就没人修理，所以比以前更破了。其实这都无所谓，只是张择儒对自己的前境，感到有一种极度的恐惧和无形的压力。

　　高家屯的文革小组组长是宋金石，他佩戴着红卫兵袖章带领红卫兵队伍，每天喊口号搞宣传，整天战斗在第一线，担负着破四旧立四新的领导工作。

　　他们首先对全村的“地、富、反、坏、右五类分子，进行集中控制监督劳动。对他们的家里，进行了查抄。对旧瓷器、旧衣服、旧家具，进行了没收或者销毁。然后对大队的当权派高有才，高树林，也进行了斗争批判。

　　张择儒的“家”很简陋，也没有什么东西可抄，只是在炕头上有几本农技方面的书。即使如此，还是被红卫兵拿了去，说是进行研究分析，看有无反动的词句。

　　高家屯的群众们，在宋金石的领导下革命热情无比高涨，文化革命运动就像黄河的波涛，勇往直前。

　　宋金石回到了家里，宋大爷非常气愤，他说：“你们这些年轻人忒不像话了，都是本村本土的乡亲爷们，干嘛这么过分。”宋金石理直气壮地说：“他们地主富农和贫下中农是两个不同的阶级，不同的阶级就要进行长期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你懂吗？”宋大爷非常不满：“你别管我懂不懂，什么死啊活啊的，他们都该死啊！都该死为什么当年土地改革时，不把他们都枪毙了呢！那时候把他们都枪毙了现在不就省心了吗，就用不着搞这些斗争了，也能过个安生日子。”这一番话，让宋金石也无法回答，就只能随便回了他一句：“现在的形势你不了解，你就别跟着瞎掺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