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为了形势发展的需要，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的李德才提前毕业，随延安警备旅作为中共南下第３支队奔赴南方抗日第一线。

　　听说要打回江西老家，李德才和一些从中央苏区出来的１方面军老同志格外兴奋。

　　“终于要回老家了，可以看看分别多年的亲人和那片洒满烈士鲜血的红土地了。”刚出发那几天，李德才他们从陕西渡过黄河，一路上不论行军还是打仗，一帮人都格外的带劲。

　　但是刚到了河南漯河，突然接到中央的命令，部队暂时停止南下，所有从党校出来的干部则一律立即掉头向北。

　　原来，为了迎接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专门发出指示要在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大力发展人民武装，仅民兵就要达到３００万人。党中央决定南下方针以后，即派遣八路军１２０师３５９旅组成“国民革命军第18集团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由王震、王首道率领挺进江南，相继在湘鄂赣建立新的根据地。计划逐步连接鄂豫和广东东江抗日根据地，成为我党在南方一翼。

　　南下支队由３５９旅各团抽调，组成４个大队，包括由中央抽调的懂得管理城市财经的一批干部，总计约５０００人，由王震任司令，王首道任政委。于１９４４年１１月１０日由延安出发，东渡黄河，进入吕梁山区，越过同蒲路，而后过太岳，再渡黄河，转道豫中，从汝阳和临汝、宝丰之间穿插而过，再经鲁山、叶县、午阳、遂平、确山向南开进，于１９４５年１月２９日到达晋冀鄂豫皖五省边区大悟山区和新四军5师胜利会师。这一会师，为五省边区开辟了一条通向陕甘宁边区的直达交通线，并扩大了解放区，使华北、华中和陕北的人民武装力量联接起来，打击了日寇在正面战场上的气焰。南下支队在大悟山地区经过休整扩充后，又增组由第５师１４旅旅长张体学为首的两个大队，共计6个大队，从红安的大、小金山南进，在黄冈的长圻燎渡江，于3月初抵通城、崇阳地区转而入湖南，于3月26日夺取平江。随后，南下支队改称“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各大队改为支队，坚持就地斗争。４月底，成立湘鄂赣边区政府，王震为军区司令，王首道为边区党委书记兼政委，张体学为副司令，王恩茂为副政委，全面领导平江、岳阳、大冶、鄂城、咸宁等地斗争。 

　　为了支援南下斗争，扩大华南解放区，党中央决定将３５９旅留在延安的部队组成以刘转连为司令、张启龙为政委的八路军游击第２支队；将延安警备旅之一部，组成了以文年生为司令员、雷经天为政委的八路军游击第3支队，这就是李德才他们那支队伍，总共有6000人，作为南下第二梯队。

　　１９４５年初夏，日寇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中共中央迅速命令已经到达河南的南下第３支队停止南下，奉命开赴东北，成为后来向北发展的一部分，加入东北我军序列。

　　于是李德才他们又反过头来，跟随那支队伍从河南改道，经过焦作进入河北，然后沿饶阳、河间来到冀中１０分区所属，刚刚被我军解放的霸县胜芳镇，碰上了正在那里指挥大清河战役的冀中军区参谋长黄寿发。

      提起黄寿发，恐怕晋察冀的许多老同志还都记得起他。

　　他是福建人，红军初创时期参军的老战士，一直在红1军团工作，长征中曾经担任过主力团团长。抗日战争初期担任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的参谋长，后来调到萧克率领的冀察热辽，先后担任过平西军分区、第１１军分区的司令员。１９４5年来到杨成武担任司令员的冀中军区，先后任副参谋长、参谋长。黄寿发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身经百战，抗日战争中又经受了残酷环境的考验，是个为革命出生入死过的老同志。

　　但是，日本投降后，他自持自己战功卓著，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经常同自己在军区电台当指导员的爱人何茵发生矛盾。当时在他家的保姆是一个从天津来的妇女，人长得比较漂亮，一来二去黄寿发便同她有了暧昧关系。一次，何茵在回家时发现了他们二人的不正当关系，十分气愤，便同他发生争吵，还要到上级那里去告他的状。黄寿发恼羞成怒，头脑一热，竟然拔出手枪将何茵打死，酿成惊天动地的杀人事件。

　　据说，情况报告到延安，中央领导和毛主席为此事颇费了些脑筋。有些同志认为黄寿发是个老同志了，为革命出生入死，到现在腿里还存有敌人的弹片，又担任着党和军队的高级领导，虽然错误严重，但罪不当死，还是要高抬贵手。但是黄寿发的问题使延安各位领导的夫人们义愤填膺，尤其是妇联的那些女同志们，她们认为革命还没有最后胜利，这些当家的们就开始腐化堕落，抛弃结发夫妻，另找新欢，性质十分恶劣，多次集体找到毛主席谈话，坚决要求严惩。这件事一拖就是一年，直到１９４７年底，考虑到严肃党的纪律和迎接抗战胜利后的艰巨斗争，毛主席还是下了最后的决心，在军事法庭上报的材料上批道：“黄寿发问题不能原谅。”判了他的极刑。使他成为我党我军历史上第二个因为男女关系问题触犯党纪国法被判死刑的高级领导干部。

　　另一个是早他几年的黄克功，江西省南康人，少年参加红军，长征到陕北后，任抗大第15队队长。当时他的队里有个学员叫刘茜，山西省定襄人，原在太原市友仁中学读书，思想进步，是民先负责人。“七七”事变后她来到了延安，入抗大学习。黄克功与刘茜在接触中渐涉恋爱。当刘茜后来转入陕北公学学习后，两人开始疏远，黄克功见刘茜与其他男同学有来往，心起嫉妒，并要求即刻结婚。刘茜对他渐生反感，屡次劝说、批评无效，后表示拒绝结婚。黄克功认为“失恋是人生莫大的耻辱”，遂萌杀害刘茜念头。１９３７年10月5日晚，黄克功身带手枪，找刘茜到延河边个别谈话，当她断然拒绝结婚要求时，黄克功头脑发热，拔出枪下了毒手。

      黄克功被捕认罪后，也曾幻想党和边区政府会对他从轻处罚。在法庭上，面对审问他的法官傲慢地说：“我15岁参加红军，在革命队伍中什么都干过，打土豪，分田地，翻雪山，过草地……去年渡河东征，我还带一营人消灭敌人一个团，……”说着，他竟当庭脱下衣服露出伤疤，炫耀自己为革命流过血，负过伤。

      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听取了群众的各种意见，在董必武院长主持下，认为黄克功在民族存亡的时刻，以最残忍的手段，枪杀革命同志，违犯红军铁的纪律，破坏边区法律，为维护革命的纲纪，应予判处死刑。

      上报中央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毛泽东同志主持下经过讨论，批准了边区政府和高院的意见，同意将黄克功处以极刑。10月11日，在陕北公学大操场，召开数千人大会，进行公开审判。抗大政治部主任胡耀邦、边区保安处黄佐超、高等法院检察官徐时奎为公诉人。由审判长雷经天，抗大、陕北公学群众选出的李培南等四位陪审员以及书记员任扶中组成审判庭。经过审讯被告，询问证人，群众代表发言和辩论，最后，当庭宣判黄克功死刑，并向广大群众宣读了毛主席写给此案的复信。中共中央总书记洛甫（张闻天）同志参加大会，在审判结束后，发表了怎样正确对待和处理恋爱婚姻与革命关系的重要讲话。通过公审大会，广大群众对边区高等法院的判决，一致表示坚决拥护，并从黄克功由人民功臣堕落为人民罪人的活生生事实，受到深刻教育。

       黄寿发和黄克功两个人开了我党我军惩办腐败的先河，比起解放后在“三反五反”运动中被枪毙的刘青山、张子善早了整整６年。

　　黄寿发这件事对中央的震动很大，同时也给冀中军区带来了很不好的影响，一直到了１９４８年，党中央从延安迁到河北平山。时任冀中军区司令员的孙毅同志到西柏坡向中央领导汇报工作，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见到他的第一句话就是：“冀中军区出了黄寿发，在全军影响很坏。”

　　不待孙胡子解释，他马上又追问：“黄寿发打死老婆，你负什么责任？”当着中央诸位领导的面，闹得孙毅十分尴尬。

        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

　　但1945年时的黄寿发在冀中战场上还是一个相当出色的指挥员，他刚刚成功的组织指挥了冀中第９、１０分区进行的大清河北战役。

　　黄寿发脾气大是出了名的，在抗战初期在１分区当过参谋长，后来到平西１１分区任司令员时，由于和周围同志关系不好，甚至动手打了下属，工作局面十分被动。所以他一开始并不愿意被调到冀中来，认为是上级不信任他，降了他的职，曾经直截了当地对当时的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说：“我不愿意给你当参谋长。”

　　深知黄寿发秉性的孙胡子也不掩饰，直通通地说：“调你任职是上级决定的，不是我个人的意见。既然你认为自己能打仗，就好好打出个样子来叫别人看看。”

　　于是，黄寿发为指挥此次战役颇为动了一番脑筋，在军区的战略意图下发挥主观能动性，部属有方、指挥得当，取得了重大胜利。

　　冀中１０分区在１９４２年日寇发动的“五一大扫荡”中遭受了严重损失，司令员朱占魁被俘，主力部队都被迫撤到了路西，只剩下一些零散的地方武装在大清河以北的大苇塘中坚持斗争。

　　１９４３年８月后，新任１０分区司令员刘秉彦和政委旷伏兆率４３地区队开始集中力量恢复１０分区西部地区。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１０分区由３个联合县发展为６个联合县，不仅恢复了第３５地区队，还把零散的外围武装全部改编为地区队和县大队，基本上恢复到了１９４０年以前的局面。

　　１９４５年７月冀中军区部队按计划发动了大清河北战役，在由黄寿发率领的冀中军区前方指挥所的指挥下，第９、１０军分区部队进行战斗７０余次，消灭日伪军３０００余人，扩大解放区１０００多平方公里，根据地不断扩大，直逼北平和天津市郊。

　　战斗结束后，冀中军区司令员孙毅和政委林铁都对黄寿发的表现十分满意，让他直接向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汇报了战果，受到了聂老总的表扬。

　　早在黄寿发在晋察冀1分区任职时李德才就和他打过交道，十分的熟识。加上他们这一路上缺吃少穿，辛辛苦苦走了半个月，早就巴望着能找个机会改善改善，在这里遇到老战友，十分的高兴，1方面军的那些老同志们都纷纷嚷嚷着要黄寿发请客打打牙祭。

　　此时，黄寿发正值春风得意，一扫刚到冀中军区时的所有不快。听了李德才他们的要求，满口答应，立即吩咐管理员打酒割肉，还买来几篓有名的胜芳皮蛋，在指挥所的院子里摆下了一桌丰盛的酒席。

　　席间，他和李德才几个人推杯问盏，互相诉说着这几年的风风雨雨。看着这几员过去在红1方面军战场上的虎将，黄寿发心中一动。目前冀中军区正在迅猛发展，尤其是１０分区部队扩大的势头很猛，急需一些有实战经验的指挥员。早在晋察冀军区初创的时候，他在1分区当参谋长，李德才在老1团当1营营长，对他指挥作战的能力相当了解。所以十分希望李德才能留下来，在自己麾下担任一员战将。

　　于是，他在饭桌上打起了小算盘。

　　黄寿发给李德才碗里夹过一筷子肉，故意问他：“老李啊，你到东北去干什么呀？”那年他才３０多，比李德才小好几岁，所以别看职务高，也尊敬地称老李。

　　李德才嘴里嚼着肉，不解地抬起头看看黄寿发，咕嘟着说：“你说咱还能干啥，打仗呗。”

　　黄寿发放下筷子，撇撇嘴说：“咳，要是去打仗，你到关外那地方干啥？前两年我在１１分区当过司令，那地方靠近关外，几十里地都不见一个人，荒凉老去了。不好，不好。”

　　他连连摇头，说着还拿起放在一旁的马鞭子比画着，夸张地形容说：“那里可冷啊，冬天到外边撒尿，还要带个棍子不停的敲打着，不然没等落地就冻成冰棍了。哪如留在咱们晋察冀，气候好，人也熟。”

　　让他这么一悠忽，李德才还真含糊起来了。别看他打起仗来不怕死，可还偏偏挺怕冷。这几年在中央党校学习，陕北高原的寒冷气候已经让他非常的不适了，再加上冀中军区的几个老战友在一旁撺掇，他带着几分酒意回到驻地，马上就向带队的文年生司令员说：“我不去东北了，就留在晋察冀！”

　　文年生是个老同志，湖南省岳阳县人。

   南下支队司令员文年生

　　他１９２６年就投奔国民革命军第３６军教导团当兵，１９３０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从战士开始，任红3军团排长、连长、副团长、团长、师长，参加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他担任过抗大学员队长，八路军１２０师３５９旅７１８团团长兼政治委员。在蒋介石掀起反共高潮后，为了保卫党中央，他率队从山西渡黄河返回延安，任陕甘宁留守兵团警备第8团团长，绥德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员，警备第1旅旅长兼关中军分区司令员。

　　１９４５年初，为了壮大我党在南方的实力，推动今后抗日形势的发展，中央决定抽调留守兵团718团和八路军总司令部特务团，合编为八路军南下第3支队，到湘粤桂边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文年生又奉中央指示，带领延安警备旅以八路军南下第3支队司令员的名义，率警备第１旅和八路军总部警卫团，从延安南下开辟游击根据地。

　　南下支队日夜兼程，向南开进。到了河南漯河附近，遭到伪军和地主武装的阻击，过不了河。而日军虽宣布投降，又不愿放下武器，故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反攻作战仍在继续进行。根据中央军委的电令，部队暂在豫西一带活动，配合晋冀鲁豫部队，先后收复了济宁、新乡等地，控制了北宁线，阻止了国民党军利用铁路四处抢摘抗战胜利果实。不久，我党及时调整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中央军委电令南下支队停止南下，迅速挺进冀热辽，以接收日军投降，开辟东北根据地，文年生再次奉命带领南下支队和李德才他们那一批党校学员队出发北上。

　　此时文年生见李德才不愿走了，问清缘由后连忙阻止他说，调党校学员去东北是党中央的指示，别人是没有权利改变的。

　　但李德才不听那一套，他扭头走回宿舍，一边收拾自己简单的行李，一边气呼呼地说：“老子不去东北了，就是要留在晋察冀，你们他妈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看到拦不住他，文年生也没办法，只好马上向上级作了报告。

       留在冀中10分区的李德才

　　皮球最后推到了刚刚从延安返回晋察冀的聂荣臻那里，聂老总一来考虑李德才年龄大了，千里迢迢奔波到白山黑水之间太辛苦；二来也有个私心，想留下李德才这员猛将。于是把情况专门向中央作了报告，把他就地留在了冀中１０分区，担任了刚刚组建的７５团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