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3　人民战争打麻雀

　　1958年4月下旬的一天，据说是全县总动员，打一天麻雀歼灭战。头天的晚上，农业合作社就召开了战斗动员大会，社长掏出4月22日的《人民日报》，头版的醒目标题是《首都人民除四害战斗一大胜利　三天歼灭麻雀四十万只》。他放开嗓门念了起来：

　　……从19日至21日……首都全城沸腾，由三百多万工人、农民、干部、学生、战士和居民组成的剿雀大军连日向麻雀猛攻猛打……中国科学院有两千多科学家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战斗。鸟类学家郑作新一面指挥一面轰赶。科学家华罗庚、钱学森等今天早晨不到五点就带着“武器”进入了“战区”。……据北京市围剿麻雀总指挥部的统计，三天中消灭四十万零一千一百六十只麻雀，每只麻雀连吃带糟蹋的粮食每年按五斤计算，就可以节省粮食二百万零五千八百斤。又按每年每对麻雀繁殖十五只计算，又可节省了一千五百零四万三千五百斤粮食。把这些粮食加起来，可以供五万六千八百三十一人一年食用（按每人一年吃三百斤粮食计算）……

　　念完以后，他激动地说：“同志们，党中央和人民政府早就提出了消灭苍蝇、蚊子、老鼠与麻雀的号召，可是我们的行动很缓慢。现在首都带了头，全国要紧跟，掀起消灭四害运动的高潮。”

　　会上对第二天的活动作了周密的布置。会后各家各户的老老少少都自觉行动起来，连夜准备参战的器具。

　　当时的乡里人对麻雀恨之入骨，只知道它们干尽了坏事。每当庄稼成熟时，成百上千的麻雀往往抢先一步，开怀饱食，个别地方会让主人颗粒无收。晒谷场上晾晒谷物时，成群结队的麻雀也会不失时机地作最后一博。地里播了种，麻雀与其它鸟儿有时也会捣乱，嘴刁爪扒，掀开薄薄的那层草木灰或者盖土，将种子吞掉，令人咬牙切齿。

　　农民不得不煞费苦心，挖空心思加以防范，不惜花费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塑造“守护神”。无论是水田还是旱地，随处可见头顶破草帽、手持干树枝的稻草人。这种招术是否真的见效，恐怕谁也不知道。

　　偶尔可以见到麻雀之类的小鸟站在破草帽上活蹦乱跳，还吱吱喳喳地叫个不停，似乎它已经识破了人们的诡计，正在喋喋不休地告慰同伴们：“喂！这是假的，快过来。”

　　同老鼠相比，麻雀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人们无计可施。乘着“破旧立新”这股强劲的东风，驱使敢想敢干的国人将“人民战争”的历史经验移植到平日里只能望而生叹的麻雀身上。

　　第二天早饭后，大伙静静地等候远处传来的三声土炮响，那是全乡同步，全县统一的行动信号。生产队闻队长一声号令，全队男女老少一齐上阵，各尽所能，一场前所未有的“人民战争”打响了。

　　除了令鸟儿四散飞逃的鞭炮外，还有惊天响地的土炮。这种炮身酷似爆破筒，前端的三个炮膛成品字形排列，方言称“三眼铳”。是我国明朝使用的一种射杀武器，流行至近代民间用于放礼炮。

　　土炮手往炮膛里筑进火药、砖头与砂石混合物后，点燃仅约一寸长的引爆火药线，趁着引线火星四溅，“刺刺”作响的瞬间，双手将炮筒高高举起。刹那间，炮筒大幅震动，一柱火星升起，浓烟尘土飞射上空，伴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足可响遍数里。土炮没有任何安全措施，时有炮筒本身炸裂导致炮手伤残的险情。

　　成人们奔向山上各自的岗位，闻队长带几个人敲锣；还有几个民兵打鼓；妇女队长领着各家主妇在半山腰掀起破布烂衫，摇旗呐喊；老人领着孩子们在屋前屋后敲打破烂的容器与锈斑累累的破铁锅。总而言之，万众一条心，要使尽千方百计，不给麻雀落脚栖息之地，将其逼上绝路。

　　对于贫穷落后而又一年劳累到头的山里人来说，一辈子也难得有这么一次全体老少都能参与的带有娱乐气息的活动，不仅挣到了一天的工分，而且还有其乐无穷的享受。民兵班长不知是从别处学来的，还真是他自己创作的，一边放炮，一边大喊：

　　四面楚歌全是兵，

　　东南西北到处奔，

　　急得雀爸没了睛（精），

　　吓得雀妈断了筋（经）。

　　真是一呼百应，小孩和大人都跟着附和起来，小孩有小孩的理解，大人有大人的发挥。

　　大地上辟辟啪啪的鞭炮声、不三不四的各类乐器声、五花八门的破铜烂铁击打声、乱七八糟的狂呼吆喝声交集在一起，震耳欲聋，此起彼伏，不停地在空中回荡。还有彩旗破布的摇晃，形成了声势浩荡的天罗地网，营造了“麻雀过坡，人人喊打”的悲烈壮景。惊恐万状的飞鸟一时间无处落脚，不得已在半空中来回盘旋、发出哭泣般的哀叫。一些疲惫不堪的幼小麻雀走投无路，时而堕落地面，即使没有摔死，也会立即被擒。

　　我带着弟弟妹妹玩纸炮，在当时那是最高档的一次性儿童玩具，能爆破发声，安全、经济与实用。炮丸是薄薄的，圆圆的一小点火药，粘附在两张牛皮纸中间，点阵式分布，间距约莫十毫米，很像现在的药丸包装，一张炮纸上可含上百粒。

　　撕下一粒放在石头上，用铁锤猛力一砸即爆炸。能听到一声响亮的鞭炮音，但不震耳；能见到一小团黑烟，但没有明显的火光；能闻到淡淡的火药气味，但不会呛人。更高层次的玩法是当作自制木头手枪的子弹，枪栓一拉，橡皮筋释放，让其在两块铁皮的撞击下炸响。

　　尽管一角钱可以买好几张炮纸，但山里伢崽还是玩不起。我们玩的那半张，还是一位同学送我的，那可是感之不尽的大礼啊。

　　小学生们上窜下跳，在山腰间来回奔波，有的玩纸炮，有的敲击手里的破锅铁，有的吹着自制的哨子，有的还带着一只小弹弓。我们从未见过如此热闹非凡、群情激昂的场面，而且还能与大人们一块同乐，感受从未有过的狂欢。

　　面对麻雀的空中优势，“战无不胜”的人们也无法赢过它。农村，毕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哪里都有麻雀的藏身之地，整整一天的功夫，人们筋疲力尽，可是战绩平平，只有少量的幼雀成了牺牲品。

　　持续了多年的“除四害”运动，对于麻雀而言，真正造成一定威胁效果的也就只有这么短暂的一天，不过天上所有的飞鸟一块受到了惊吓与牵连。

　　这类全民行动已经将大众推到了狂热的路口，下半年接踵迎来的“大跃进”就成为不难理解的自发参与了。

　　人类对大自然的认识是渐进的，那时候的人们万万没有想到，麻雀也是错划的“右派”。每年的粮食丰收，居然还有麻雀捕食害虫的那份默默无闻的贡献，麻雀只是来分享本该属于他们的那一丁丁点，以维持自身的生存，才能为来年的丰收再作奉献。

　　我们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用今天的认识去偏激地批评那时的全民打麻雀。

　　42年之后的2000年8月1日，国家林业局发布了《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麻雀被收录其内，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中规定的一般陆生保护动物，也就象征着人民政府以法律文件的形式为麻雀彻底“平反”。

　　不受欢迎的还有乌鸦，有时候它在夜里故意作弄人，发出刺耳的尖叫，划破寂静的长空，将人们从甜美的睡梦中惊醒。小时候，家乡的大人们都视乌鸦为不祥之物，设法捅掉它们的窝，杀死它们的孩子，让它们无处藏身。

　　有研究结果表明，乌鸦对垂死危难病人身上腐败的有机物异味特别敏感，它是向人们告警的友好信使，然而没被知识有限的人类接受与理解，反而稼祸于乌鸦……

　　“四害”中还有令人咬牙切齿的苍蝇与蚊子，灭了几十年也没有灭净，仍然活得自由自在，照旧满天飞。即使在卫生环境很好的城市里，苍蝇照常有，蚊子也不少。

　　人类可以将自己分成好人与坏人，朋友与敌人，但人类不可以只从自身狭隘的利益出发，将动物简单地分成“益”与“害”两类，提出保护有益的，消灭有害的。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出发，益与害就有些鱼目混珠了。苍蝇、蚊子与老鼠对人体健康有害，如果将它们灭绝了，那么以它们为食物的那些鱼、鸟、兽类与昆虫就不能生存，食物链会遭受连锁的破坏，动物会被饿死一大串，最终必然危及人类自己。

　　为了人类的健康，普及科学知识，指出某类动物对人们生活可能造成的危害，是完全必要的，在局部范围内实施捕杀也是顺理成章的。然而提出“消灭”的最终目标，那就违背了大自然的生态发展规律。我想那时提议“消灭四害”的专家或者学者，本身也会知道办不到，但出于当时社会活动的需要，或者达到增强宣传效果之目的，才作为一种响亮的口号提出来，因而现在也就无可厚非了。

　　14.4　挑卖柴火聚学费

　　尽管大伙都知晓“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这个传统理念，但总认为那是专属于城里人和富户人家的事。山沟里的孩子想上中学简直是白日做梦。原因不言而喻，一个学期的花费，至少也得三、四十元，其中最大的开销是寄宿伙食费。对于用鸡蛋换盐而勒紧裤带过日子的农户来说，无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鉴于我的学业成绩总是名列前茅而有把握考上初中，能给家人脸上添光加彩，父母才准我报名参加了中考，他俩明明知道没有实力送儿子上学，但是能向外表露一下子女的实力，同时也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侥幸心理。

　　1958年夏季，高小第26班近50个同学，大部分放弃了报考初中的权力，应考的少数考生中，最终只有3个人收到了录取通知书，与我同桌的那个小女生考上二中，我和一个姓张的女同学考上三中，遗憾的是那位女同学不知何故而最终未入学。

　　湘乡县城里有县第一中学、县第二中学、县第四中学与东山学校4所中学。县第三中学位于县城外约七里的泉塘农村，学费最低，仅仅如此，我只能填考县三中。

　　县三中创办于1926年，最初是一所私立女子职业学校，1943年扩改为初级中学。解放后再扩建，而且从1958年开始和县二中一块增设高中部，跻身全县仅有的三所完全中学之列。

　　车到山前必有路，穷人想出了穷办法，使得当时的中学生分解成三个群体。除了住校“寄宿生”与家居学校附近的“走读生”之外，还有极少量乡里的特困生，在学校周边找个好心的人家“借住”，自己备锅碗、扛柴火、挑大米、担蔬菜，自行烧煮。那就只需交一点学杂费，曰之上“假通学”，意为假的走读生。

　　初级农业合作社已升格为以集体经济为主体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天天强调共同富裕，一家人挣的工分再多也富不上天天吃鱼肉，工分再少也穷不至时常饿肚皮。父亲母亲还在壮年，能够承担一家人平淡的生计，不强求13岁的孩子过早当劳力。

　　我家世世代代贫苦，父母哪会没有改变命运的期盼，面对已经拿到升学通知书的大儿子，他俩还是有所触动，反复商量，终于决定让儿子试一试租屋自煮的假通学。

　　俗话说“靠山吃山”，山里人穷得叮当响，但只要勤快，柴火倒是烧不完，到县城卖干柴是冲里人的一招好戏，只可惜农活太多，平常腾不出时间。

　　眼前要筹集学费，紧要的农活干完后，父亲不得已挑柴进县城。他还让我跟着一块去，他挑一百多斤，我挑一丁点，只是打个伴，更要让我学着怎么同外界打交道。

　　干枯的柴火左右两大捆，几乎淹没了父亲，想要柴火的买主老远就会打招呼，大声呼喊：“喂！同志，你的柴怎么卖？”　回答是伍毛钱一百斤。

　　“好吧！挑过来，让我看看。”挑到主人的面前，主人掀开柴垛细细地检查，搜索里面是否隐藏了近日才砍的湿柴。父亲说：“同志，您一万个放心吧，这些全都是半年前砍的枯柴，我不会做那种缺德的坏事。”

　　主人验收完毕，拿出黑里透亮的木质杆秤。父亲弯下腰，扁担穿过麻绳制作的秤毫，让铁质的秤钩勾住柴火。父亲伸直腰后，还要踮起脚，这捆柴就悬空了。主人小心翼翼地在秤杆上挪动秤砣的位置，使秤杆基本保持水平状态，但让尾部微微抬起，然后用手指掐住秤砣绳。父亲这才放下担子，和主人一块数着秤杆上闪闪发亮的秤星：

　　“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啊，七十八斤。”

　　父亲转过身，配合主人再称另一捆，接着又称我挑的两小捆。父子两人的加在一起，买主给了九角钱，两人乐滋滋往回赶。

　　街上有几个孩子手里抓着短棒，边嚼边吐，一路上留下他们吐出来的残渣、表皮与节疤。我好眼红，细细察看，吃惊不少，那不是高粱秆吗？怎么也能吃？可是看到别人那津津有味的模样，又顿生疑惑，居然像磁石一样吸引着自己，愈感饥饿难忍。

　　我快步靠近，似乎有了新的发现。便放慢脚步，故意拿开距离，接着往后扫视半圈，发觉附近再没旁人。机会来了，猛然弯腰出手，麻利地捡起他们吐出来的一块节疤，塞进自己的嘴里，启动那钳子一般的牙齿，细细品嚼起来，连同沾在上面的灰土一块捣烂。

　　哇，好甜啊！我几乎惊叫起来。既不是高粱秆，也不是玉米棍，我的问号只能埋在心底。这副馋猫模样去求教父亲，那不是自讨耳光吗。恰好，从没吃过甘蔗的父亲，也就幸免再次被问倒而犯难。

　　路过一个小吃摊，父亲的肚子有强烈响应，不得不放慢脚步，搜扫两侧，最终才下定决心，给我买了一个两分钱的煎油饼。我肚子饿得叫，黄灿灿的圆饼又是首见，倍感新奇，便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没料到里层的糖汁破饼而出，一条火龙钻进口腔与食道，顿时满口火泡，蹲在地上，压着绞痛的肚皮，泪水直淌。父亲轻轻拍着我的背部，抱歉地说：“我不晓得里面还包了糖，没提醒你，烫坏了吧？”

　　我一听，原来爸爸也没吃过，我怎么一个人独吞了呢，内心愧疚不已，更加隐隐作痛了……

　　用不着吆喝，柴火就卖掉了，这种生意好简单！没过几日，我决心自己单独试一试。父亲为我准备了两捆上好的枯柴，四十二斤。这个重量同平常挑水浇菜地相比，只算小菜一碟，轻轻松松上肩。沿着进县城的道路也不知走了多少里，路旁有人叫我：“喂！细伢崽，你的柴怎样卖？”

　　“四十斤，两毛钱。”主人召唤我过去，他掂了一下柴火：“你这两小捆哪有四十斤，三十斤了不得了，一角伍分钱。”

　　“大叔，我在家里称过了的，四十二斤，不信您称一下。”主人挥挥手，满不在乎地说：“称不称无所谓，角把钱。”

　　我望着主人那貌似阔绰大方的架势却虚情假意的脸态，蹲下去挑起了柴火：“一毛伍，我不卖！”

　　我满怀信心地又上路了。不知不觉挑到了城里，拐进了一道小胡同。街旁的一位妇女喊住了我，最先的对话与前者几乎一个样。我挑到这位大娘的跟前：“大婶，您要就称一下吧。”

　　“看你这模样，是个勤快老实的好伢崽，我信得过，不称了。”大娘还朝楼上喊了一声：“妹仔，快下来帮忙。”哪有什么忙可帮的啊？　我想她要女儿下楼的真正目的，应该是要让她看看农村孩子的辛酸。

　　小姑娘急忙下楼，两个孩子年龄差不多，一个婷婷玉立的阔小姐，一个破衣补丁的小樵夫，相互对视了一眼。这天壤之别，让我十分尴尬，感觉狼狈不堪，不得不扭身就走。大娘叫住我：“孩子，还没给你钱呢！”

　　我这才猛然清醒过来，停住脚步。大娘从缸子里抓了一把花生，塞进我的衣袋里，又递给我两张角币。我激情地望着大娘，一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大婶，我……”大娘说：“好伢崽，快回去吧，以后还可以给我送柴来。”

　　我深情地朝大娘鞠躬后，又觉得在这个小姑娘面前丢了丑，赶紧转身，飞步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