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天津八里台的南开学校，占地一百二十二万平方米。原是严范孙和张伯苓创办的新私学，经过数年的家馆时期，至一九〇四年创办中学，一九一九年创办大学。

一九三七年校园被侵华日军炸毁，学校南迁。一九三八年与北大、清华合组西南联合大学，被誉为“学府北辰”。一九四六年回津复校并改为国立。

刘希民每次走进南开校园，总会想到一个人，一个他非常熟悉、非常敬重的人。这个人就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也是中共谍报工作的缔造者和领导者周恩来同志。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五岁的周恩来跟随调任长芦盐运司的四伯周贻赓来到天津。同年八月，他报考了当时已颇具盛名的南开中学并被录取。因表现优异而被严范孙、张伯苓所器重，视之为“宰相之才”而特别免除了学杂费。

相貌英俊的周恩来聪明潇洒，在南开还曾反串表演，期间结识了以后的妻子和革命伴侣邓颖超。

毕业时，南开学校《毕业同学录》中对他的评语是：“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

一九一七年，周恩来赴日本明治法律学校学习。两年后，得悉南开学校即将创办大学部，周恩来决定回国学习。临行前，他把《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书赠予仍留日继续学业的学友张鸿浩，表示自己要“返国图他兴”了。

九月八日，周恩来注册入南开学校大学部文科学习。其后大学部正式改名南开大学。不久即爆发了五四运动，他积极投身其中，成为运动的领导核心。

九月十六日，周恩来组织成立觉悟社，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并用笔名“伍豪”在报刊上发表时评文章。

一九二〇年一月二十九日，周恩来等四人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被当局拘捕。在直隶省教育厅的压力下，校方开除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被捕学生学籍。

为了保护难得的人才，严范孙特捐七千银洋，设置“范孙奖学金”，资助周恩来和李福景出国深造。

从此，这个胸有浩海、志向远大的青年便走出了南开，走出了国门，投向革命事业。

此时，南开校园的墙壁上和板报上，贴满了红红绿绿的布告和标语，与树上的黄叶红叶交相辉映，整个校园给人一种色彩斑斓的感觉。

刘希民走进板报一看，只见上面贴着一张辽沈战役胜利消息的布告，还有要生存、要吃饭和反内战、反南迁的标语。

在南开大学，男女学生们都在争相传阅着报纸。虽然是一张普普通通的报纸，但那上面的消息多么振奋人心啊！

这些没有呼吸过自由空气的青年学生，听到辽沈战役胜利的消息后，都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他们忘记了自己的处境，都在高声欢呼起来，手舞足蹈起来。

这个好消息通过板报、标语和言传等形式，很快传播到广大学生中去，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

南开大学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高等学府，在中国革命历史中，那里的学生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一直担当着急先锋的角色。他们虽然没有财力，没有武力，甚至手无寸铁，却是最爱国忧国的一个群体。

让我们翻开案卷，看看这半年来南开学生用鲜血和泪水上演的一出豪情剧吧！

五月十八日，作为天津学界的代表，南开大学的学生会上演了反内战话剧《凯旋》，并将配合全国学生运动举行游行示威。

国民党当局决定以野蛮手段来对付广大学生，派出伪装成伤兵的特务捣毁了话剧演出场地，继而准备对学生的示威游行采取暴力镇压。

五月二十日清晨，南开大学的游行队伍刚走到迪化道，突然被几百个便衣特务和身上刺龙画虎的流氓打手及武装军警包围起来，他们用石块、木棍、皮鞭殴打学生，而警察一边护着特务，一边鸣枪向学生队伍逼近，乘机乱抓乱捕学生。

气愤至极的学生一个猛冲，与警察、特务扭打起来。其中一个身材苗条、气质文雅的女生因打不过膀大腰圆的特务，便朝特务的手臂狠狠咬了一口，疼得那个特务嗷嗷直叫。

就在学生与警察、特务打得难解难分之时，为了避免遭受更大损失，学生主席团决定暂停游行活动，将学生撤回学校。

回到学校后，学生们得到了进步教职员工的支持，其中有历史学教授、文学家和翻译家等。

历史学教授讲话时，难过得半天抬不起头来。他泪流满面地哽咽道：“大家不要泄气，举起拳头，直到打倒法西斯为止！”

南大教授、讲师、教员及助教等六十余人，为响应同学反内战、反饥饿运动，毅然发表了《告全国同胞书》，其中写道：

我们是犯罪吗？我们不过是为了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呀！可是我们六个人被捕了，二十人受伤了。对于这些，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五二〇”惨案的主持者，谁不明白是我们的当局呢！如果你们同情我们，那么请你们把眼泪咽下去，让我们紧紧团结起来，罢工、罢课、罢市，为了反内战、反饥饿！

经过这次运动，使南开大学在内的全国广大青年学生认识到：要生存，要和平，要自由，除了团结起来推翻国民党政府之外，别无任何出路。

中秋季节，菊花盛开，满地金黄，令人想起了“我花开后百花杀”的著名诗句。

此时，辽沈战役胜利的消息已由悄悄的传说变成公开的议论。看到校园里充满着革命斗争气氛，刘希民非常兴奋，但不能溢于言表。

校园里的政治环境太复杂了，国民党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到处派有便衣特务和三青团员，法网严密，耳目众多。作为中共的地下党员，为了适应险恶环境，刘希民必须像当地的一种萝卜那样红心白皮。

这是一栋青砖灰瓦的房子，外墙几经风化，几经修补，刷过白灰和青灰，涂过红漆，书写过不同内容的标语，最终又被覆盖了。风雨再次把覆盖层胡乱地揭下来，形成一片斑驳的杂色，融汇于灰色的笼罩之中。

在这个斑驳陆离的灰色墙壁上，贴着一张海报。

就在刘希民怀着欣喜的心情看海报的时候，旁边站着两个年轻人。他们好像也在看海报，可是眼睛又一直游移不定。再往远处看，那里有两个人与这两个人似有目光对接。从他们的气质看，这四个人都不像学生，很可能是国民党特务。

从事地下工作多年，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刘希民准备将计就计。他拍了拍其中一个人的肩膀，故作关切地问：“小伙子，这张海报是你贴的？”

那个年轻人摇摇头，又点点头：“是的，是的！”

“这海报上都写些嘛呀？”

“说解放军打下了东北，下一步要解放天津。”

“今年多大啦？”

“二十一。”

“你小小的年纪胆子可不小，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呀！”

“哦？”那年轻人用一种惊疑的眼神看着刘希民。

“这是反政府的文章，你就不怕警察找你麻烦？”

“不，不是我贴的，不知是谁贴的。”那年轻人改口道。

“不是你贴的就好，学生要好好上学。”

说完，刘希民就离开了那两个行迹可疑的人，往学校大门走去。发现后面没有“尾巴”，他又从另一条路绕了回来。

南大图书馆里，书的颜色耀人眼目，书的味道扑鼻而来。这里摆放着一排排装满图书的木架子，旁边摆放着一些桌子和椅子。

平时，图书馆里的学生很多。他们津津有味地阅读，七八页书看过就一阵恍惚，仿佛掉进了书的旋涡，谁来了谁走了一概不知，甚至不知今夕何夕了。正因为如此，刘希民才把会面地点选在图书馆。

由于时局动荡，现在来图书馆看书的学生不多了。但在图书馆一角的书案前，却坐着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女学生，面前摆着几本书。

这个女学生瓜子脸，大眼睛，加上皓齿娥眉，朱唇浅笑，显得率性纯真，风韵绰约。她不时放下手中的书本，向图书馆的大门瞟一眼，接着又继续看书。

这个女学生叫刘书红，是天津郊区人。按照约定，她在等一个人，一个对她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看嘛书呀？这么投入！”刘希民坐到刘书红对面。

“哦……”刘书红被突如其来的声音吓了一跳，“刘老师，您也来啦！”

刘希民看周围没有人，就说：“辽沈战役胜利了，你知道不？”

“从报纸上看到了。听说南方的淮海战役也开战了！”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防守转入全面进攻！”刘希民轻声问，“学校里有嘛反应？”

“这两天，国民党和三青团的人利用南方同学多的特点，制造了南迁的舆论，一时间使学校的南迁主张充斥校园。”刘书红认真地说，“我们不能上反动当局的当，你看东北学生入关后受到的流亡之苦多惨呀！我们要记取这个教训，决不能让南开的师生南迁，绝不能让反动当局的阴谋得逞。”

“你说得对！”刘希民赞同道，“国民党政府为获取美国的经济援助，不惜出卖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美国货充斥市场，阻碍了民族资本的发展。对内横征暴敛，巧取豪夺，苛捐杂税，名目繁多，不择手段地压榨人民，聚敛财富，滥发纸币，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使社会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各阶层广大群众，包括上层民族资产阶级和高级知识分子已经对国民党的统治失去了信心。”

“现在，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加紧镇压群众，一方面做南迁的鼓动工作，企图摧毁天津这座城市的工业和经济。听说他们不仅利诱南开大学、北洋大学的主要教授、教师南迁，还要把主要工厂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大型机器设备也迁往南方。”

“北洋大学的教师都行动起来了，他们基本上都赞成共产党的主张，拒绝国民党的利诱，表示要与学生同甘共苦，留在天津，迎接解放。他们甚至打起了‘政府有权打内战，我们有权要饭吃’的大标语，还高呼‘反对饥饿，反对内战，反对南迁’、‘把打内战的钱省下来办教育’等口号。”

“我们也要和工人团结起来，积极开展护校、护厂、反南迁的斗争，宣传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并广泛团结各阶层群众，保证天津基本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为天津的解放事业做出一点贡献。”

“刘书红同志，你申请入党的事，上级研究过了。”刘希民兴奋地说，“我正式通知你，从今天起你就是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啦！”

听说组织已批准自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刘书红心里卷起一汪热潮，激动得嘴唇直哆嗦，泪水涌出了眼眶。

刘书红一把拉住刘希民的大手，半晌才说出话来：“谢谢，谢谢您，刘老师！谢谢党对我的信任！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积极为党工作。”

“书红啊，入党了，尤其是做地下工作，不仅很光荣，而且也很危险。我们面前的敌人是武装到牙齿的国民党反动派，我们的工作充满着不确定性和严酷的挑战，随时都有被捕、坐牢、杀头的可能。”

“刘老师，请您放心！我从小就受到父母精忠报国思想的教育，上学后又进一步学习了救国救民的道理，秋瑾女士慷慨就义，陈天华从容蹈海，都是我学习的楷模。”刘书红壮声壮色道，“你说的被捕、坐牢、杀头，我早就有准备了，我不怕。如果有一个能为党为人民献身的机会，那是我一生的荣幸！”

“其实，一个人的作用也许很渺小，但当一个人把自己完全贡献给革命的时候，这个人就显示了一种高贵的品质。这就是说，人人都是普通之人，人人都可能做非凡之事。”

刘书红低下头来，默默地咀嚼着刘希民这句话的深刻含义。这句话，像一股清澈的甘泉，注进了她的心田；又像一道明朗的阳光，照亮了她的灵魂，使她从今以后，在艰险的环境里，永远不忘这郑重的启示。

庄严的瞬间，正是无数共产党员都曾有过的决心向党献身的时刻。尽管非常时期的入党仪式非常简单，但刚刚踏进共产党大门的刘书红，心情仍然非常激动。

此时，刘书红发现刘希民一直在安详地注视着自己，目光里带着深深的暖意。

“党的秘密工作需要真挚地忘我，更需要不忘信仰，力担使命。”刘希民接着说，“你现在不再是普通的革命群众了，在做党的工作时，一定要谨慎小心。今后，敌人的反动统治会更加严厉，你要特别注意安全，注意隐蔽自己，保护自己。”

“我明白，请刘老师放心。”

“我们是单线联系，垂直领导，切记不要和其他党员联系，避免交叉，以防引起暴露。”刘希民又说，“今后你不要主动找我，由我来找你，一般一个月联系一次。接头地点，这次定下次的。”

“如果有特别情况，比如紧急情况，怎么办？”刘书红急忙问。

“这就要灵活掌握了，急事急办。”

“知道了！”

“我们都姓刘，我比你大十来岁，再见面时，你不要叫我刘老师了。为了不使外人生疑，我们以兄妹相称，就像自家人一样。你以后叫我大哥吧！”

“好，大哥……”

刘希民起身正要离开，突然看到那两个形迹可疑的年轻人已进图书馆大门，并向他鬼鬼祟祟地走来。

刘希民一边给刘书红使眼色，一边以长兄的口吻说：“家里都好，咱爸咱妈的身体也很好。你在这就安心学习吧，家里有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