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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无论什么事一旦做起来是绝对不会马虎一定做好的。图书馆原本就是把书整理一下借给职工看，就连工会也并没有想到母亲做的这么认真。这个图书馆最后在北京市工会系统拿了奖，母亲还作为先进工会工作者，出席了在劳动文化宫召开的颁奖大会。当时，当红的作家浩然还去了母亲的图书馆，在礼堂做了讲座。

我也就是从那个时候真正的接触了很多的书，在天津的时候，姥姥为了避免我上街淘气，曾经强迫我坐在床上看书，当然是从街上推着小车租书的那里租的连环画，也叫‘小人书’。那些花花绿绿的“小人书”对我来说是一种另外的感觉，它既不是好吃的，也不是好玩儿的，但是，租的书看完了，对租书的到来却总有一种期盼。后来也看过一些小说一类，不过已经不记得了，到今天为止我还记得当初我看的第一本小说是王鲁彦写的《归家》，内容已经没有印象，只记得那本书不太厚，包着淡蓝色的书皮，已经非常破旧，书皮的纸都起了毛，书名是用钢笔写的，歪歪扭扭。

在母亲的图书馆里，我第一次看见这么多的书，我还记得和母亲整理图书馆的时候，翻弄那些书有一股尘土的味道，因为时间太长，那尘土的气味都是辣的。

大概是因为母亲没有念过书，所以她对书特别的爱惜，每一本书都她认真地爱护，不管是借出去的书还是还回来的书，凡是破损的一定是修补得整整齐齐，这是她做的最多的工作，我后来也常去母亲的图书馆，经常看见她坐在那里粘补破损的书和包书皮。

“看看，这样是不是就好看多了？”母亲把修补好的书递给我看时说。

由于图书馆就在食堂的门口，一些职工买了饭到图书馆来借书，一边吃一边看，母亲就会提醒他们，吃完了饭把手洗干净再看，不能把书弄脏。

也正是因为她爱护书，很多书被她无意的保护了下来。那个时候上边文化部门经常会给图书馆一些书单，上面标明哪些属于“黑书”、“禁书”，虽然文革已经到了后期，一些作家或者一些作品还在经常的变动和调整中。比如《水浒传》，我记得当时图书馆所藏的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七十回版本，一种是一百回版本。这两本书和当时被称为“四大名著”的书是属于可以借阅的范围的。可是，到了毛主席提出评《水浒》的时候，《水浒传》就出了新的版本，一种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百回版本，一种是上海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百二十回本。

当然，《水浒传》以前就有章回不同的版本，文革出版的这些版本基本也是根据旧版本的改造。因为毛老爷子提出了评论《水浒传》批宋江的运动，新版本应运而生。旧版的《水浒传》就属于禁书了。

我记得母亲从新华书店进了几十本新版的《水浒传》，还是我用自行车把它们驮到图书馆的。

打开新版《水浒传》你会在书的首页上看到用黑体字印的毛主席“《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及“《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两段语录和鲁迅的“《水浒》不反天子，招安后去打别的强盗，终于是奴才。”的话。

而且书的内容也有改动，比如旧版《水浒传》方腊是武松擒住的，因为水浒的章节里有《武松独臂擒方腊》，新版《水浒传》则把擒方腊的人改成了鲁智深。为什么这么改动鬼才知道，大概武松这个人的革命性没有鲁智深彻底吧？

虽然现在看起来这些事不可思议，但是当时就是这样的情况。不过有一点，如果谁的手里还存有文革版本的《水浒传》，现在也属于值钱的收藏品。

“评水浒”应该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做的最后一件大事，时间大概是1975年，1976，华国锋就宣布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结束”的决定，同一年，毛老爷子也逝世了

那些被划定为“禁书”或者“黑书”的书，按照规定要送去造纸厂的，母亲没有这样做，她把它们单独放在一个书架上，用布帘蒙起来。正是因为如此，后来很多书解禁的时候，母亲的图书馆里这些“禁书”要比其它的地方多。

母亲的工厂现在已经不复存在，厂址已经被开发成了楼盘，每当我走到那的时候我就会想，那些书也不知道最后到底去了哪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