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雨连绵。下了整整一个白天的雨，晚上接着下，且越下越大。我躺在炕上，听着外面哗哗的雨声，一直担心库房里是否会露水。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紧跑到库房去看。通过库房透气的窗户，我一眼就看见，盛满麦子的席子屯破了。浅黄色的麦子流了出来，几乎覆盖了整个地板。我赶紧跑去告诉了队长。李钢生队长仔细地查看了锁子与门板，没有发现，任何被砸撬过的痕迹。于是，就吩咐我打开了房门。

　　他说：“一定是粮食太多了，把席子撑破了。”

　　我想，也可能是这样。因为，门没有破坏的痕迹，锁子的钥匙就一直在我身上，我一晚上就在家里睡着。谁能拿走钥匙呢？

　　但是，当我们把麦子收拾好的时候，发现席子屯里的麦子确实少了。原来席屯里的麦子是高高隆起的，现在，却是平平的。目测一下，也少了二百来斤。

　　队长与会计都用疑惑的目光相互看看。最后，又看了看我。我的脸白一阵红一阵的，什么话也没有说。当然，他俩也没说什么。这事就这么过去了。

　　几天后，我无意间，在库房的门后捡起了原来捆席子屯的那根绳子。仔细一看，惊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这根绳子是用锋利的刀具割断的。这就不难理解，席子屯散开的事儿了。

　　怎么那天我们谁也没有注意这一点呢？回到家，我左思右想，怎么也想不明白。是不是队长们看出来了故意不说呢？还是？

　　秘密藏在心里也是一种压力。这一发现，折磨的我寝食难安。我该怎么办呢？不说吧，事情在心里憋得慌，说了吧，越说越会引起别人的猜忌。为此，我十分苦恼。

　　我一直在想，队长与会计是否对我有所怀疑呢。假如果真如此，不说的话，这个事就这么过去了。如果再去给他们解释说，我发现绳子是割断的，那不是等于不打自招，说明我做贼心虚吗。

　　况且，钥匙在我一人手里，既是真的是别人割断了绳子，那么库房的钥匙是谁提供的呢？是不是有里应外合呢？

　　哎！说什么也晚了，这事让我左右为难。

　　有一天晚上，我出来转悠的时候，遇见队长李钢生也出来转悠。虽然他说，他睡不着随便转一转，但我觉得，他是有了警觉，也许是对我，也许不是。

　　我实在憋不住了。一天夜里，我在马号里与喜来老伯聊天到深夜，把我的苦衷给他诉说了。听我说完，喜来老伯咳嗽了好久，用烟锅杆子指着门框的底部，在席子上画了一个“丁”字形状。我看了好半天，明白不过来他的意思，而他却咳嗽地说不出话来。

　　最后，他又指了指门框下面与两扇闭合的门，我才突然醒悟过来了。

　　后来，喜来老伯告诉我，为了猫的进出方便，他专门在马号的窗户上留了一个窗户格子，没有糊纸。下雨的那天晚上，他早早入睡了。睡到半夜，发现有呼呼的冷风，吹了进来。他想，那个窗户格子，我用一件烂衣服塞住了呀，难道让风给吹掉了？他爬起来一看，果然那件破衣服不见了。他摸黑在地下找了半天，也没有找见。第二天才发现，那件破衣服，在库房门的附近。

　　我问他，是否发现了什么可疑的人？喜来老伯，迟疑了一会儿，摇了摇头。

　　我知道，喜来老伯说得已经很清楚了。一定是窃贼垫着破衣服从门框处，撬起了木门。我知道，这样是可以卸下库房门的，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也许老伯，就知道窃贼是谁，但是，他是不会说的。

　　第二天，我找到了刘红兵，提出让他给我打一个“丁”字形的铁门关。本来，我以为他会非常乐意给我做这件事的，让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他却当面承认了他偷麦子的事。

　　刘红兵说：“学军，看在兄弟一场的分上，这件事就算了吧。我知道我做的不对，我以后保证不做了。也是没办法，你知道，我是打铁的，饭量大，家里那点粮食实在不够吃。”

　　哎呀！我怎么也不会想到，是刘红兵偷了队里的粮食呀。他的话让我惊呀得合不上嘴。

　　或许我们都认为，盗窃是一件可耻的行为。但一个人为了填饱肚子而盗窃，这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呀！如果我们的生产劳动，满足不了我们基本的生存需要，库房的铁制门关再多，又有什么用呢？

　　关于库房里丢了粮食的事，再进一步说，刘红兵偷了粮食的事，我还保密着呢。也可以说，我还蒙在鼓里呢。但村里的许多人，早已是公开的秘密了。特别是队长李钢生早已掌握了一些情况。

　　据说，刘红学那天晚上趁着下雨天黑，偷偷拿着一条麻袋去偷队里的小麦。他想，雨下的这么大，路上肯定不会有人走。于是就拿了一条麻袋，去了马号附近的库房。

　　他从马号的窗户上抽下一块烂布垫在门框上，撬动木门，卸下了门板。并割开捆绑席子屯的绳索，制造了一个席子屯撑破的假象。神不知鬼不觉地背了一麻袋麦子，回了家。

　　让他没有想到的是，麻袋上有个小破洞，麦子从库房门口出来就慢慢地往外流了。如果不仔细看，一般人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他在快回家的时候，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背上的麻袋重重地摔在地上。闻声而出的刘老爷子，出来一看，知道儿子做下错事了，惊慌失措。他赶紧拿着簸箕与笤帚出来收拾，不管怎么打扫，黑暗中那落入泥水中的麦粒还是无法收拾干净的。

　　这样，早起的喜来老伯发现马号附近的麦粒以后，顺着其痕迹一直走，结果发现了其中的奥秘。

　　本来喜来老伯并没有给任何人说过自己怀疑的事情。坏就坏在，第二天早上，一群鸡子围着刘红兵家的大门啄食泥土里的麦粒。围过来的鸡仔越来越多，刘老爷子怕因此而暴露这件事，就扔出去一根木柴，驱赶那些鸡子。结果这一扔，就把邻居家的一只鸡给打折了腿。本来两家平时因为鸡毛蒜皮的事就有些隔阂，这下邻居家的老婆不依不饶，给他吵了起来。围过来劝架的人越来越多，这样，这件事就被不少人知道了。

　　队长李钢生本来也不想把事情闹大，毕竟刘红兵是他从外地叫回来，在村里开铁器作坊的。但事情闹得沸沸扬扬，实在包不住了，迫于大家的压力，他只好带着两个民兵去他家进行搜查，结果一下就搜了出来。

　　按理，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应该马上对刘红兵进行批斗的，不知什么原因队长李钢生却拖延了几天。就在这几天里，刘红兵突然又离开村里，不知了去向。

　　刘红兵偷小麦的事情发生后，其父亲一下子就蔫了下来。待儿子离家出走后，他更是不愿意见人。那棵皂角树下的铁炉，再也没有生过火，村子里，叮叮当当的打铁声，也从此销声匿迹了。

　　第二年春天，那棵皂角树再也没有冒出绿叶来，而刘家老爷子也一病不起。有人说，那棵皂角树是让刘红兵的铁炉火给烤死了；也有人说，那棵皂角树是刘家老爷子的魂魄所在，树死了，刘老爷子也该走了。

　　刘红学正式办理了复员手续也是这年的秋天。他在春季回来看他父亲的时候，其父就催促着他赶紧办理了婚事。他婚后不久，刘老爷子就一命呜呼了。所以，刘红学一直有个心结，觉得是村里的人，特别是队长李钢生，或者说还包括我，专门为难他家里人。

　　事情就明摆在那里，他的哥哥刘红兵确实偷了队里的麦子，他的父亲或许是因为刘红兵的事，生气而患病的。如果他总要那么认为，别人又有什么办法呢？

　　自从刘红兵的事情发生后，我的脑子每天都是乱混混的，总有一个另外的我，在我耳边不断地说着话。一会儿说，你们做得没错，既然偷了集体的东西，就应该铁面无私，坚决斗争；又有一个声音说，都是好弟兄，睁只眼闭只眼就过去了，何必认真呢？况且都是生活所迫。这两种声音翻来覆去，折磨的我神不守舍，横竖难眠。最后，又是金雪莲在石头寨学校给我说过的那句话，不断地在我耳边响起：

　　“我们应该走出去，是走出大山？也许是，也许不是”

　　或许金雪莲正沉浸在美满的婚姻里，早已经忘记了她说过的这句话，我却铭记着，且反复地琢磨着这句话。

　　刘红学复员回家没多久，大队支书就提名他担任了治保主任。他也开始参与了村里的管理。从上任的第一天开始，我总觉得，他有一种想压倒我的架势。

　　为了避免与他工作中的磕碰，我提出不再担任村里的保管员了。队长李钢生知道我的心事，也就同意了。这时，正好村子下面的国营铁厂，需要两名采矿工人，我便去报名。

　　这样，我又稀里糊涂地走上了另一条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