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晨。“铛铛铛，铛铛铛……”

　　当上学的钟声回荡在清晨薄雾中的时候，我已经早早的起床了。在妈妈的目送下，我一人向学校走去。我左边的肩膀上，挎着一个用各色布块缝制而成的书兜，右肩上扛着一把小凳子。

　　“黑蛋，哎哎，学军，看着路，别东张西望的。”

　　我听见母亲在身后嘱咐着。

　　我确实有些东张西望的样子。尽管是自己村子里的学校，第一次，一个人去学校还真有点不好意思呢。我想着，如果能与五工、星农，或者雪莲、红兵等一块去，那该多好呀。

　　在路上，我慢慢腾腾地磨蹭着，看能不能等着他们。我在路口停留了好一会儿，并不时地左右看着。

　　通往张五工家的那条陡坡，除了一条饿扁肚子的黄狗，嗅嗅这儿，闻闻那儿以外，并没有什么动静。远远的就可以看见，王星农家的大门是开着的。他母亲正弯着腰，扫着地上的东西，但看不见王星农的影子。这时，我突然看见，在通往生产队长金娃家的那条路上，王星农与金雪莲正一前一后，往前走呢。

　　王星农穿着一件洗得有些发白的军绿色上衣。那衣服像挂在他身上一样，宽宽松松的。衣服的下襟几乎遮住了他的臀部及胯骨。他的右肩上，斜挎着一个劳动布做的书兜。这书兜好像是用一块用旧的衣服布料对折一下，缝合起来的。兜口两侧缝了一条长长的带子。由于他斜挎着，那个装着课本的布兜在左胯处晃来晃去；他的左肩膀上，扛着一条长板凳。一看就知道，这是雪莲家的。金雪莲扎着两只羊角小辫，在晨风中摆动着，摆动着。她的一只手还往嘴里塞着什么好吃的东西呢。

　　今天，她那柔弱的肩上，也挎上了一个浅蓝色的崭新布包。那个布包也是一条带子，不过，包口缝着一个屋檐似的遮盖。遮盖上，还印着几个金色的字。

　　这几个字，在我们家墙壁的贴画中也有过。父亲曾经读过多次了，我也知道，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看看她书包上那细密均匀的针脚，就知道，那书兜，一定是他爸不知从哪里买来的。不像是她妈妈人工缝制的。

　　我对王星农说：“来，咱们俩一起抬上走吧。”

　　星农喘着气，疑惑地看着我，随即“咚”的一声，把长条凳重重地放在了地上。

　　我把我的凳子腿朝下，扣在他的长条凳面上。我俩一前一后，摇摇晃晃地抬着长凳，往学校走去了。有时，我那放在长条凳上面的凳子，摇晃得快要掉下来了，雪莲一边用铜铃似的吃惊声音叫唤着，一边还帮我们扶一下。

　　到学校后，才发现，其他孩子们都已经到校了。

　　早晨，秋季的山村显得清爽而高远。一些过早飘落的槐叶，在院子里留下一枚枚椭圆的金黄。一些鸟儿，时不时成群地掠过头顶。霞光已从东边的云朵里射出一束束亮光，云朵的周围被镶上了一圈金边儿。尽管四周的群山还是一片暗黑，但附近的田地里却亮了起来。不一会儿，村里上工的钟声，也毫无节奏地敲了起来。

　　在当时，不论是学校还是村子里，都没有一口像样的钟。村里上工的钟，就挂在我家门外一根半截子木头上。它是一个厚厚的铸铁半圆盘。那个铁圆盘上面有磨盘齿一样整齐的凹槽。有人说，它是在山下铁厂的垃圾堆里捡来的；也有的人说，是队长在县城的磨坊里讨来的。其实，它是一个废弃的电磨盘，为了这个铁磨盘，老队长还花了一元钱呢。人们都这样说，没有人去考证。据说，这个铁磨盘原来音色很好，后来，被一个混账小子摔破了，成了大小不同的两半。小的一块就是学校的那个钟了。尽管材质相同，但铁盘的大小也影响着音色与音量，所以，人们还是能从声音上判定，是学校钟声，还是队里的钟声。

　　在教室门外的空地上，高年级的那十几个学生，像电影里的一个小分队一样，整队完毕后，跑着转圈。一个瘦高个男生，像摁在圆圈中间的圆心，他喊着：“一二一，一二一”。而那些跑步的孩子们，好像并不围绕着这个圆心，反而，一个个把头扭向我们，一副非常关心我们的样子。

　　我与王星农略微停顿了一下，等他们跑过后，才走进教室。鼻子里，还有一股扬土的呛味。

　　刚才说过，是王星农与金雪莲合伙拿了一条长板凳。放好长凳后，他俩就坐在第一排的那张课桌上了。

　　“你们两个调换一下吧，姑娘你坐在后面。”宋老师看见，雪莲长的个头有些高，如果让她坐在前面，就把与我坐在一起的张五工，给挡住了。所以，老师让雪莲与五工调换了一下座位。

　　张五工看了我一眼，也看了一下老师，没敢吭气。

　　金雪莲指着凳子，瞪着那双清澈的大眼睛，拉着长调说了一句：“老师呀，这长凳子，可是我家的呀。”

　　老师说：“我知道，丢不了。”

　　这样，金雪莲不情愿地离开了前面的座位，张五工也不乐意地坐在了前面。我心里有点别扭，心想，不会把那长板凳也换过来吧。王星农默不作声，手指间捏着一块纸板弯着腰，钻进桌子下面。他正试图垫稳前面摇晃的桌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