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原梦  1母亲的人格

　　1942年12月17日，我出生在广西蒙山县旧县村。父亲莫光瑞，母亲姚佩贞。

　　我三岁时，父亲病逝。那时我弟弟刚出生。我们对父亲的了解都是从母亲那里和从父亲的遗物中得到的。母亲告诉我们，父亲死于“屙不出尿”。我推想，父亲的病可能是前列腺肿大，导致解不出小便。若在今天，前列腺肿大并非不治之症。遗憾的是，父亲病于日寇侵占桂林的七十多年前，又处于偏僻的桂林良丰和蒙山县城，加上家贫，无力救治。

　　不久前，我在翻阅江田主编的《广西蒙山中学校史》时偶然得知，原来我的父亲和我、我的弟弟，以及我的侄儿们，都是蒙山中学的学生。父亲1930年进入蒙山初中读书，是蒙山初中第一班的学生。我是蒙山中学初中第69班的学生。一份“1930年春蒙山初中教职工和学生名单”清楚地写着，我的父亲“莫光瑞（旧县）”是第一班的学生。由此我又进一步推想我父亲逝世时的年龄。

　　父亲逝于1945年。这个时间应该可以认定。其根据有二：第一，母亲多次说过，父亲逝于“逃日本鬼子”那一年。蒙山县人“逃日本鬼子”的时间即1945年。第二，父亲逝世后，他在桂林良丰广西畜牧兽医研究所的同事曾为我们母子作过两次募捐。每一次募捐都有油印资料转交我们，上面写明募捐理由、捐款人姓名及捐款数目。我曾看过这些资料。捐款人大约有30多人。其中，我只记得一个名字——古得初。这个名字不仅仅因看过而记得，主要是因为母亲多次对我们讲过古伯父其人其事的缘故。母亲说，古伯父是昭平县人，是父亲的好朋友，曾几次到过我们家。两次捐款亦是古伯父直接送到家里的。关于募捐因由，我记得油印资料上有以下文字：莫光瑞君系蒙山县人，技艺精湛，为人忠诚，工作勤奋，字体秀丽。举凡所里文书资料的刻印多出自莫君之手。患病期间，正值日寇犯桂之时，同仁四散。莫君带病返回故里，贫病交加，不幸辞世……查阅史料，日本侵略者于1944年11月10日侵占桂林。这意味着，我的父亲大概于1944年底被迫带病从桂林良丰返回故乡蒙山县。以此推断，父亲逝世时间大约是1945年上半年。

　　母亲没有具体地告诉我们父亲的年龄，只是笼统地说父亲逝世时才三十多岁。根据上述资料，父亲1930年进入初中。初中一年级学生应该是多少岁？当然，不同的人会有所差别，但是，对于多数人而言显然有一个大概的年龄界限。我把这个年龄界限设定为13岁至20岁。假若我的父亲是这一年龄界限的最高者，即20岁，那就是说，父亲1930年20岁，则逝世年龄就是35岁。35岁正是人生的绚丽时光。然而，时逢国仇家恨，一颗绚丽的星星就这样抛下年轻的妻子和三个幼儿，悄然陨落。这是何等的可悲！

　　在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我渐渐辨别出，家里以下物品是父亲的遗物：

　　《三国演义》、《隋唐演义》、《说唐》、《万花楼》、《粉妆楼》、《杨家将》、《五虎平西》、《东周列国志》等中国古典小说若干套；

　　同学录一本；

　　帆布行军床一张；

　　黑色长胶靴一双；

　　长约80公分的黑色箫管一支；

　　扩大至1尺左右的父亲的半身相片一张；

　　装在条形玻璃木框里的手写楹联一副；

　　被母亲用棉线简单装订起来的信札两本。

　　这些遗物说明，我的父亲有文学和音乐方面的爱好。

　　读高小时，我对上述古典小说爱不释手，自己读完后又拿去和同学交换阅读。

　　父亲的同学录是一本制作精美、厚约1寸的像册。里面全是他在南京学习畜牧兽医时老师和同学的相片。我曾多次翻阅过那本相册。可惜当时年幼，没有看懂，至今不知他们学习的性质——是正规读大学，还是进修性质的学习。就连父亲所读的学校的名称我也不知道。这本同学录本来应该成为我们了解父亲的重要依据，可是，因为我们当时年幼，不知珍惜。又因1958年的“公社化”，村里办了大食堂，农民的房子、锅头、碗筷等都被“共”了产。我们家的房子被指派作别的使用。我们一家人被分配到邻居朱明德家去，和朱家共住了大约半年。后来食堂解散，共产共不下去，我们又回到了自己的旧居。经过这样的折腾，许多东西都遗失了。父亲遗留的那本珍贵的相册，不知所终。

　　帆布行军床由一块很结实的镶嵌着许多铜扣眼的帆布和用铁皮连接的几节硬木方条结合而成。它宽约1米余，长约2米。作为床，其实它是很不好睡的。从使用的方便和舒适性来说，它根本不能同家里的木板床相比。我们没有使用过它。

　　父亲有这样一张用起来很不方便的行军床，肯定是工作的需要。联想到上述桂林良丰广西畜牧兽医研究所父亲的同事的募捐书所述，“莫光瑞君系蒙山县人，技艺精湛，为人忠诚，工作勤奋，字体秀丽。举凡所里文书资料的刻印多出自莫君之手”等情况，我不禁推想：父亲的工作很可能需要经常流动。畜牧兽医而经常流动，意味着他们经常需要带着这张便于携带却不便于使用——睡起来让人很不舒服——的行军用床下乡为农民医治家畜。这样的推想，使我对我的父亲和他的同事的敬业精神有了更进一层的理解和敬重。

　　后来，当家里没有做饭的柴火时，母亲咬了咬牙，叫我们把行军床那几截硬木方条填进了灶堂。但是，那块很结实的帆布却保留着。1962年我上北大时，母亲让我用它来包扎行李。1968年，我把它从北京带到我接受“再教育”的目的地——洞庭湖部队农场。1970年，它跟随我从洞庭湖到了百色。1975年，我从百色调回蒙山时又把它带回了老家。在父亲的全部遗物中，这块记载着父亲敬业精神的帆布，跟随我的时间最长，走的路最远。我视之为呵护着我从蒙山到北京——洞庭湖——百色——蒙山的父亲的象征。我没有见过父亲（三岁以前幼儿的见，是不能形成印象的，不能算作见）。父亲的敬业精神却在漫长的岁月中，始终伴随着我，监护着我。

　　父亲那双黑色长靴本来已经陈旧，加上我们这些后人保管不善，很快就变成一堆立不起来的软胶布，最终被丢弃了。

　　80公分长的箫管做得非常精致，非常光滑，黑黑的，长长的。遗憾的是，我们都不会使用，又保管不善，在“公社化”运动中，它和其他东西一起遗失了。

　　父亲的半身相片被母亲放在带有透明玻璃的相框中。相片上的父亲，穿中山装，宽额头，西装头发，眼神中透显着庄重和智慧的气质。随着岁月的推移，这张半身相片渐渐变得有些模糊了。20世纪80年代，我们调到南宁工作时，母亲把它带到南宁，让街头摆地摊的“画家”复制了一张。这张相片陪伴着母亲，直至终年。

　　那副楹联和父亲的半身相片一起，悬挂在母亲床铺对面的墙壁上。上面用楷体字写的是：“忍而和持家上策，勤与俭创业良图”。我不知道，它究竟是父亲的作品，还是父亲抄录他人的作品。父亲的用意是明显的。

　　在所有遗物中，母亲最为珍重的是父亲的半身相片和父亲写给母亲的亲笔信。我估计，母亲保留着父亲写给她的全部信件——从他们谈恋爱时写的，直到父亲从桂林良丰返回故里前写的。后来，我知道，恋爱时，父亲初中尚未毕业，母亲正在读小学。他们感情很深。可是，美好的事物往往短暂而多磨难。结婚后，由于父亲求学和工作的原因，他们聚少离多，所有的离愁别恨都表达在书信里了。父亲长逝而去。母亲陡然坠入感情和生活双重深渊。那时，她才二十七、八岁！有人劝她改嫁。她断然拒绝了。她忘不了自己深爱的丈夫，忧虑着幼子的前途。她把对逝去的丈夫的爱，倾注在三个孩子身上。下定决心，牺牲自己，一定要把三个孩子养大成人。

　　然而，家徒四壁。一个二十多岁的弱女子，用什么来养活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呢？

　　不知有多少个酷热的深夜，梦中醒来的我，看见大汗淋漓的母亲仍在豆大的煤油灯下吃力地纳着鞋底。成群的蚊子疯狂向她扑去。脸、额、耳朵和手臂，布满了红色斑点。我爬起来，操起破烂不堪的棕叶蒲扇，拼尽全力向可恨的群蚊打去。母亲摸摸我的头，说：“阿二，快去睡吧”。

　　我知道，明天是蒙山县城的集市日，母亲在赶做明天就要拿去卖的布鞋。卖鞋子是我们家的主要生活来源。当时，县城的集市日是二、五、八，即农历每月的初二、初五、初八、十二、十五、十八、二十二、二十五、二十八。每三天一集，这是历史的惯例。卖鞋为生意味着三天里必须做出一双鞋子来，否则就无鞋可卖。长期的耳濡目染，使我很小就知道，手工做一双布鞋并非易事，需要经过购买原料、做鞋底和鞋面模型、叠鞋底、切割鞋底、纳鞋底、剪裁鞋帮、缝制鞋帮、修整剪去多余的线头，除掉鞋面上的异物，再用专用的材料将鞋底毛边抹平，喷水雾后把做好的鞋子整理光洁、晾干等十道工序。其中，纳鞋底是最困难和最费工费时的一道工序。纳鞋底先得用锥子扎出行针的轨道，然后把带着棉线的针沿着所扎轨道穿透底面，再使劲把从底面带出的棉线拉紧。纳制时必须保持鞋底清洁，走线必须交叉方式，不可走样，线迹须排列整齐，不应有扭曲现象，横竖间隔须均匀，纳鞋底时用力要均匀，避免鞋底表面凹凸不平。由于鞋底是用一层一层的布片叠成的，虽然已经用锥子扎了轨道，针线穿过时仍有很大的阻力。每每需要用顶针把带线的针从一面顶向另一面。到了另一面，针子还很难拔出来，需要借助钳子或牙齿，而钳子和牙齿又容易把针子弄断。母亲长年累月地干这项活，每到冬天，十只手指布满了带血的皲裂。我们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母亲心灵手巧，三天做一双鞋子本无困难。可是，带着一个婴儿、两个幼儿的母亲，怎能把全部精力和时间都放在做鞋子上呢！

　　写到这里，我想起自己初为人父的情形。说是说我是孩子的父亲，我妻子是孩子的母亲，可是，我们当时花在孩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究竟有多少？而我们的老人——就我的情况而言，主要是我的岳母——花在我们的孩子身上的时间和精力又是多少？老人不仅为我们带孩子，还为我们买菜、做饭和做其他家务。要是没有老人的帮助，我们当初能够那样安心地，按部就班去做事吗？

　　就在今天——2010年6月19日，星期三——早上，我小女儿的儿子牧野发烧达38度。女儿和女婿急着上班，打电话让我妻子映川带牧野去看病。九点钟，女儿从办公室打来电话，询问孩子是否退烧。

　　我大女儿的孩子梦瑜，从出生到现在，都是我和映川带着。她现在已经五岁半，每天晚上仍必须由映川或我陪着，才肯睡觉。身体稍有不适，就得两个大人陪着去看医生。再看周围四邻，哪一家不是三四个大人和老人围着一个娃娃转？

　　可我的母亲当年，没有人帮她带孩子、哄孩子，没有人帮她做饭、洗衣。她孤身一人，抚养三个孩子，老大七岁，老二三岁，老三才几个月大。柴、米、油、盐，衣、食、住、用的谋取，全系于一身！孩子是不能不管的。可是，如果做不出鞋子，生活必然无着。不唯如此，就是做出了鞋子，如果卖不出去，也还是无米下锅。有了米，柴火又在哪里？

　　她面临多少问题、多少困难！

　　她面对的是何等险恶的生存条件！

　　她经受了多少挫折和磨难！

　　她付出了怎样的代价和牺牲！

　　只有比较，才能看出差别。

　　只有比较，才能真正懂得我的今天究竟怎样地来之不易。

　　只有比较，才能知道母亲的艰难和可敬。

　　只有比较，才能理解我的母亲人格的壮烈和美丽。

　　思索着的我，满眼泪水。母亲带领我们苦苦挣扎的历史画面一页一页地在眼前翻动：

　　房子年久失修，瓦片走动下滑。下雨时，屋外大雨，屋内小雨。每当此时，我和哥哥便紧张地找盆子、坛子、口盅和碗子去接雨水。母亲则用长竹杆轻轻往上顶，企图使移了位的瓦片复位。这种努力多数都归于徒劳。屋内一片狼籍。天晴时，母亲借来长梯，战战兢兢地上房捡漏。我和哥哥在下面边扶梯子，边喊：“母，你小心点啊。”我真恨自己，为什么不快点儿长大！

　　旧县村所有人家吃用的水都是从东江里挑的。东江从山里流来，早上的水不仅干净，而且甘甜。所以，家家户户，起床第一件事便是挑水。我们家有一口大青缸，可以装四担水。挑水是哥哥的任务。但水桶差不多有他一半高。他只能小半桶小半桶摇摇晃晃地挑。后来轮到我时，亦是如此。由小半桶到半桶，再到大半桶，挑水量便是衡量我们兄弟年龄和体高增长的一把标尺。从挑不动到能够挑起小半桶水，从能够挑起小半桶水到能够挑起半桶水，这种变化决不像现在说说那么短暂和容易。实际上，连小半桶水也挑不起来之前，我已先学会了向邻居借米，学会了在园子里和在社公坪榕树下捡拾黄皮果树和榕树上掉下来的干枝等活动。

　　大概7—8岁的时候，我开始和村里的一些同龄人结伴，挑着箩筐去马背岭“扒松毛”、捡“松子”，为家里解决一点儿柴火问题。

　　在所有的历史画面中，特别难忘的是关于寺村的那一幅。

　　寺村在县城东南，离我家约20里。那里有我的外祖父、舅父、舅母和姨妈。

　　当实在过不下去时，母亲总是背起弟弟，一只手拉着我，另一只手拉着哥哥，往寺村求助。

　　外祖父已经年老，舅父姚佩亮，是母亲的弟弟。三姨妈是母亲的姐姐。小姨妈是母亲的妹妹。另外还有堂外祖父、堂舅父多人。他们都非常同情母亲的遭遇，都把我们三兄弟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看待。如果说我也有童年和童年的快乐，那都是寺村给的，都是外祖父、舅父、舅母和姨妈们给的。舅父舅母和姨妈们春种秋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到了冬天，寺村的舞狮队开始冬练。每当那诱人的锣鼓声响起来时，我们和别的小朋友纷纷往练功场上跑。我们远远站在场边看着许多姚姓舅舅、表哥们打拳、舞刀、弄棍、跳高台……大家都看得入迷极了。

　　夏天的晚上，舅舅们用某种方法把竹篾编的渔笼放到小河和水渠里，第二天早上取回来时，渔笼里竟能倒出许多塘角鱼。每天早上看舅舅从渔笼往外倒鱼，成为我不可或缺的一项作业。那渔笼一般编成直径约6－7寸，长约3尺多的长园形中空的篾套。它的前端套入倒装的竹篾制浅喇叭口。尾端有比拳头稍大的四方形开口。此开口用活动的竹篾片封死，就像用门板把门关起来一样。喇叭口内端套一两头开口的扁长小竹篓。塘角鱼由喇叭口穿过小竹篓进入渔笼。它进得来，却出不去。

　　夏天的早上，我总是早早起床，站在大门口等着。远远看见挑着渔笼往回走的舅舅便喊：

　　“舅舅，有鱼吗？”

　　“有。”

　　“多吗？”

　　“多着呢。”

　　进了门，舅舅把渔笼放在院子里，拉开渔笼末端的“门栓”，喇叭口朝上，渔笼后门口朝下一倒，一条条有着长长胡须的金黄色塘角鱼便劈里啪啦滑落下来。我忍不住用小手去触一下它的身体。那家伙特别灵活，你轻轻触碰到它，它立即扭动身体，尖利的角角便往你的手上扎。经验使我们懂得，触动之后马上将手缩回。塘角鱼进攻失败，徒然摆动着尾巴。院子里荡漾着我们开心的笑声。

　　可是，母亲却开心不起来。外祖父家并不富裕，他们也有自己的困难。住一段时间，得到一些资助，母亲便带领我们返回旧县村，继续自谋生路。第二次再过不下去时，便再往寺村跑。就这样，往返奔波。我的母亲不知有多少泪水洒在了从旧县村到寺村这条坑坑洼洼的路上。

　　我们的民族历来有苦尽甜来之说。其实苦尽甜来不过是一种美好的企盼罢了，现实生活往往是天不遂人愿。

　　我的母亲历尽艰辛，终而仍是苦不尽，甜不来。

　　当我能够自立之后，母亲的生活本应有所改观。不幸的是，古稀之年的她突患中风，继而半身不遂，虽然尚能勉强下床，但右半身已失去活动能力，穿衣、走路均十分困难，生活不能完全自理。在这种情况下，她仍不愿意离开家乡。直至九十年代中期，她才勉强同意来南宁随我生活。在蒙山县委办公室任职的我的老同事李文志给予大力帮忙，派车把我的母亲从蒙山直接送到我在广西党校的住处。然而，只住了两年，她又强烈要求返回家乡。返回蒙山后，一直由建麟弟夫妇照顾。1999年，母亲病故，葬于马背岭，2012年，迁葬于原地附近。迁葬前，我拟定的碑文如下：

　　“慈母生于1917年，逝于1999年。先父病逝之时，我三兄弟尚在婴幼年。家贫如洗，恶俗逼迫，天将倾矣。吾母以牺牲自己之凛然气概，挽狂澜于既倒，历尽人间磨难，抚育吾辈至成年，晚年又中风偏瘫达十年之久。母之艰难人生催人泪下；母之节烈人格，令人敬佩；母之似海深恩难以为报。今谨刻碑立墓，永为纪念。”

　　又另撰挽联“悼慈母”：

　　昔慈母年轻守寡晚岁瘫痪数十载艰难困苦养大儿孙人格光耀天地

　　今吾辈儿孙满堂锦衣玉食生前身后未报母恩于万一终觉负疚于心

　　以上碑文，经美伦兄、健麟弟传阅，均表同意。2011年秋，几位侄儿争相出资出力，请荔浦师傅代为刻制墓碑。2012年秋，正式迁坟时，我妻映川提前专程返乡与家乡的亲人一起，同心协力，顺利完成各项具体事务。在我看来，母亲迁坟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们对自己所应尽的义务，作了一个必要的和清晰的交代。我终于获得了结一桩多年心愿的轻松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