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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的文革几乎是一夜之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街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游行，砸教堂，斗修女，胡同里经常有人的家里被抄，海河边上成群结队的造反派武斗，突然从什么地方散下来一片花花绿绿的传单。我从早晨起来就跑出来，很晚才回家。因为姥姥在街道忙，舅舅住在厂里，学校停课，那段时间我觉得是我最放松的时候。

北京到底是首都，觉得安静了一些。也许因为人生地不熟，我也不敢到处跑。母亲那个时候已经休完病假去上班。但是已经不能再去细纱车间做挡车工，只在车间女工休息间打扫卫生。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风气，无论是工厂机关还是学校，都兴起一种“早请示”、“晚汇报”的形式。这种形式最后传到社区，楼里早晨七点钟，所有的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子，都拿着一本红色塑料皮的毛主席语录站在楼下，向着毛主席像进行“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的内容是，先由一个人喊道：“首先，让我们敬祝我们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万寿无疆！”于是大家跟着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领头的人接着说：“祝敬爱的林副统帅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大家又跟着喊“永远健康！永远健康！”。

接着唱《东方红》。这个“早请示”就算完成了。

下午的时候，大概是在吃晚饭以前，又要进行“晚汇报”，内容还是这么一套，不同的是，《东方红》的歌曲改成了《大海航行靠舵手》。

现在说起来，这简直就是一个笑话，但是那个时候的人是认真的，每个人一脸的严肃。

正如毛主席他老人家说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得是一辈子做好事……。”天天如此好像很难坚持，到了最后，一般的都是男人下来进行这些仪式，女人则在家里忙和早晨起来的家务事，做早点，或者做晚饭。

大概他们觉得，这些家务用不着也向毛主席或者林副主席汇报吧？

我不记得母亲参加过这样的活动，父亲因为经常不在家也很少参加，我是我们家唯一的代表。母亲最开始还叫我下楼，看我起不来床也就罢了。

“别的单位都放假了，就是我们单位还上班，要是也放假，我也不用下了班奔命似地往家里赶，这么多活等着我呢？”母亲曾经和父亲这样抱怨过。

要说母亲那个时候对文革有什么认识和看法是不可能的，母亲一辈子把精力都放在了养家糊口上，她根本无暇顾及其它的。

在姥姥那，我的周围随时都有人，不是家里人就是周围的同学和街坊，很少有清冷和孤独的时候，到了北京却截然相反。不但睡觉是一个人，就是平日里家里也没人，父母要上班，我的脖子上挂了一把钥匙，一天到晚只是我一个人。

更叫我倍感压力的是，在姥姥那虽然也有严格的管教和规矩，但是由于孩子多，姥姥不可能只注意我一个人。在北京，弟弟还在那对老夫妻家里，这里只有我一个人，父母的注意力都在我的身上，只要母亲在家，我就绝对在她的视线监视之中，这让我感到特别的不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