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端午节晚上，父亲打来电话，语调显得有些低沉：“你新民姐走了，我们正在大山马家为她守夜。”

　　那一刻，我心里感到空洞洞的，好像失落了什么。

　　新民姐是父亲大姐的女儿，也就是我大姑妈的女儿，是我的表姐，大我八岁。我没有姐姐，她就像亲姐姐一样待我。

　　我没有见过大姑妈。我出生以前，大姑妈生下表姐和表哥没几年就已英年早逝。我只在家里见过她的照片，约1米6的个头，粗黑的辫子及腰，脸型与奶奶、小姑妈和成年后的新民姐，极为相似。

　　姑父的老家离我家不远，叫老屋田家。大姑妈去世后，姑父续弦，生了一个表姐、二个表妹、三个表弟。姑父家的房子，只有两间正屋，一间厨房，半间堂屋。正屋的楼上，铺的是厚厚的木板。在木板铺上稻草和棉絮，便是一张简易的床。由于有几个表姐、表妹、表弟与我年龄仅相差几岁，加上距离较近，我喜欢去他们家玩，也就睡过那种简易的床。

　　续弦的姑妈是个裁缝，缝纫手艺高，附近的人都找她做衣服。一直以来，我都以为她是亲姑妈，但也有些疑惑：“姑妈咋不姓唐而姓熊？”直到初中后表弟叫熊家人“舅舅”，我追问奶奶，才了解其中的缘由。

　　新民姐只读了几年书。她的小姨，也就是我的小姑妈见姑父在外地工作，表哥过继给别人做儿子，她一个人在农村孤苦伶仃，就把她接到了武汉，准备为她上户口，当女儿养起来。

　　小姑妈也不姓唐，她小时候被舅舅抱养，就姓了舅舅，也就是我舅爷爷的姓。小姑妈后与过继到武汉的姑父成亲，两口子要养8个老人，够艰难的。尽管如此，看到姐姐留下的血脉，小姑妈心疼不已，想帮自己的姨侄女做点力所能及的事。

　　好事不长。随着同父异母妹妹和弟弟的出生，沉浸在母爱中享受省会城市生活的新民姐，被姑父拽回农村，执行父亲交给的把带妹妹和弟弟长大的任务。

　　记得有年春节，新民姐来我家过年。那时，我还没有上学读书。新民姐看起来是那么的单薄、柔弱。邻居家的孩子点燃鞭炮逗她，吓得她像受惊的兔子，一个劲地往旁边躲闪。

　　把妹妹和弟弟们拉扯大后，新民姐出落成了20岁的大姑娘，到了结婚的法定年龄。那年，我读小学五年级。

　　表姐夫叫马楚生，好像是熊姑妈家的亲戚，在县砖瓦厂上班，车埠斗门大山马家人。表姐夫个子较高，眉目清秀，长得一表人才，属于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那种。

　　新民姐出嫁那天，发生了一件怪事。平常厚实，可以睡人的楼板，竟有一块从楼上掉下来，砸在下面屋里的地上，扬起一阵灰尘。小姑妈望着掉下来的楼板灰尘，顿了顿：“姐姐，今天是你女儿大好的日子，你应该高兴才是。你就好好地看热闹，千万别捣乱哦。”说完，平安无事，灰尘立即消散。

　　新民姐出嫁，我和大表弟华平、二表弟耀兰都是“伴轿伢”。我扛的是蚊帐，大表弟好像挑的一担空箩筐。我们在表姐夫家过了夜，至于是否住到新民姐回门，二表弟耀兰拿的是什么，就都没有印象了。只记得我们走的时候，表姐夫家给我们都打发了钱，那是农村结婚时的一种习俗。打发给我的，好像没有超过10元钱。

　　表姐夫和新民姐，是那种典型的“半边户”：一个在城里上班，一个在农村种地带孩子。这种现象，也是一种中国特色。

　　新民姐生了三个儿子：世文（文安）、武安、三强。也许是在农村出生的缘故，三个孩子都十分懂事，恭谨礼貌，学习成绩也特别优秀。表姐夫的砖瓦厂被起重机械厂收购后，一家人都搬到了城里，新民姐也进了机械厂上班。房子不大，最初是一室一厅，后来分了一套两室一厅带厨房卫生间的。虽然表姐夫和新民姐都在上班，但收入并不高，日子过得还是挺紧巴的。我在武汉工作时，有时赶不上回农村的班车，就经常与三个表侄挤在一个房间。世文，我习惯叫他文安，在高考前看到弟弟武安的成绩也很不错，担心父母供不起两个大学生，就主动退学打工，成就弟弟。说实话，像这种骨肉情深的兄弟，我还见到的还真不多。

　　我到海南后的第6个年头，与儿子的妈妈闹起了离婚，新民姐苦口婆心两头相劝。虽然我们最终没有顺从新民姐和众多亲朋好友的意愿，仍然是分开了。但新民姐那份为了我们家庭和谐的暖暖情意，那份亲情，让我始终无法忘记。

　　三个孩子都长大成家了，武安还成了上校军官，表姐夫和新民姐当上了爷爷奶奶，日子越来越好了。两口子退休后，开始到处走动。2012年，我在城里买了一套房，父母搬到进去，表姐夫和新民姐就时不时过去转转。2015年，表姐夫和新民姐及大表弟华平夫妇特意到海南旅游，领略南国的热带风情。见到新民姐的那天晚上，我想起了疼爱我的奶奶、含辛茹苦却未能在死后为其送终的小姑妈，忍不住哭了起来。新民姐安慰我的同时，眼泪也漱漱地掉了下来。我的奶奶和小姑妈，是她的外婆和小姨，也是她的至亲啊。

　　2015年冬月，我的幺叔，新民姐的幺舅不幸去世。幺叔自幼双目失明，未能婚配，自然没有子嗣。而且，我们兄妹五人，包括我和二弟的孩子，都是幺叔带大，幺叔有恩于我们。我作为他哥哥的长子，必须要在装着他遗体的棺木前端着遗像倒行。倒行，是看不见前面的路的。我三弟媳在左，新民姐在右，一人挟着我的一条胳膊，绕村子一周，倒行了好几里地。我不知道，我的衣服是被汗水浸湿还是被泪水润湿，她们何尝又不是？

　　2017年春节回赤壁过年，父母告诉我，新民姐患上了癌症。在中国，自从癌症这个恶魔闯入人们生活的那天起，就基本成了死亡的代名词。我心里一惊，赶紧乘公交过去看望。一见面，新民姐就拉着我的手不放，问长问短，叮嘱再三。我原想不给新民姐添麻烦，坐一会儿便回家，哪知表姐夫把儿子、媳妇、孙子都叫了过来。文安和三强还亲自下厨，我只好恭敬不如从命。

　　临走时，我给了新民姐几百块钱。这是赤壁近几年兴起的一种习俗：拜年可以不送礼，红包一定得准备。但她死活不肯收，说我的父母没有退休金，更需要钱用。我解释说这是一种习俗，一种礼节。强行把钱塞进她的口袋里后，我就赶紧离开了。

　　哪料想，这竟是我与新民姐相见的最后一面。这位如姐如母的表姐，与我从此阴阳两隔，让我肝胆俱裂，五内俱焚，悲痛不能自已。转眼，新民姐去世已经一年了。我知道，他孝顺的儿子端午节的时候，一定会在母亲的坟前祭奠。而我，只能在遥远的南国，用笨拙的手指，敲打以上的文字缅怀。

　　死者长已矣，生者常戚戚。人的记忆是有限的，终有一天，我们生命中曾经最重要的人的音容笑貌，会在记忆中模糊，褪色成斑驳的黑白照片。不朽的，是真情流露的文字记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