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我听到歌曲《父老乡亲》时，我就沉浸在极度的深思中。

　　在生产队里劳动时，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长辈晚辈，长年累月，天天在一起劳动，日子长了，彼此之间没有代沟，没有顾忌，无拘无束，畅所欲言。在十几年的大集体劳动中，我与父老乡亲们，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想起他们来，还觉得那样的可敬、可爱、又可亲。确实，他们胡子里长满了一串串神奇的故事，满脸憨厚的皱纹里，潜藏着一个美丽的传说。

　　听天记叔讲故事。天记叔，黑大个，很有个性。他讲故事时，往地上一圪蹴，吸上一口闷口烟，一字一句，都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狗日的日本仔儿，刚从门里出来，我一杀稍镰，就顺在狗日的脊背里，再没让他爬起来。”他又吸上一口烟，咬着牙说：“狗日的，你还想要花姑娘哩，老子要你的花骨头哩”。听天记叔讲打日本人的故事，能给你一种力量，能给你一种精神。

　　金玉叔的故事与天记叔的故事，风味就不同了。金玉叔人瘦、个儿小、很幽默，他的故事使你捧腹大笑：话说土改时，村里来了工作队，农会里把工作队同志的饭派在一姓贾的人家，贾家婆娘为了让工作队的同志尽量吃好点，特意炒了一盘鸡蛋。炒好后往坑头的小桌上一放，随手扣了一个碗。工作队的同志来了后，刚坐在坑上，小孙孙回来了，孩子见桌子上放个盘子，闻着也很香，上坑就去掀碗。贾婆娘急了忙说：“狗娃，这是屎花，不能吃，快出去。”讲到这里，大伙笑的前仰后翻肚子疼，而金玉叔还不紧不慢细声细语，娇滴滴的学着贾婆娘的腔调：“张工作，你吃吧，不怕，这是炒鸡蛋，能吃，刚才我是哄孩子哩。”

　　听后院里荷花伯母讲故事，才开心哩。她是一个典型的农村泼辣妇女，讲起笑话来，不分场合，不论大小，就是大闺女小伙子们在跟前，也不避不讳，酸溜溜的。有一次她讲笑话，一些年轻的媳妇们说：“后院婶，你高低不要酸了。”她反而说：“你们不要假正经，你们这几个，谁的屁眼我没见过。”一些刚过门的新媳妇脸红的低下了头。“你们也一样，说不定哪一天你的女婿急的还要叫我哩。”

　　说起荷花伯母，她可是大功臣，至少，她应该是我村一代人永远怀念的一位好奶奶。她会接生，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村里百分之九十的孩子是她接生的，有的一家两代人，都出自她的手。她人很开通，德性好，深更半夜，随叫随到，什么报酬也不要，她爱讲笑话，但男女老少都很尊敬她。

　　兴山叔、神管哥，这些人讲故事时，则是正儿八经，一字一板，他们是教你怎样做人。1964年我当选为生产队的会计后，兴山叔一字一板的跟我说：甲庚，你跟别人不一样，你出身不好，社员选你当会计，是对你信任，可你当会计后，一定要把握好自己，如果你第一步栽了跟头，你大半辈子都不可能翻过身来，如果你能过好不贪财这一关，你会有出息的。兴山叔的话，时刻在我耳边回荡，在我人生的道路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清”运动时，我一个四类分子的子弟还当生产队的会计？使个别人十分嫉妒，因此几次遭遇到不明不白的批斗，运动后，我又当选为会计，生怕再惹麻烦，我提出不干。神管哥知道后，把我叫到他家说：“人往高处走，清清白白的往上爬。”这些话虽然水平不高，但反映了一个农民憨厚，朴实，积极向上，纯洁高尚的做人原则。

　　想当年，千方百计寻“出路”，想尽办法跳“农门”。我转正后，曾在日记中写道：“我终于离开了生我、养我、育我、长我、批我、斗我、冷我、戏我的家乡。”然而，父老乡亲们，树高千尺也离不开根。眼看着曾经和我一起劳动的、长满胡子的父老乡亲们，带着一串串故事相继去世了，我反感到与他们相处的太短太短了。现在我又为没有和他们多相处几年而感到后悔，感到遗憾，我十分想念他们，因为他们是我创作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