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记不清是小学二年级还是三年级的时候——反正我们能熟练背诵“备战备荒为人民”了——就结束了下午的玩耍岁月，开始有定量地积肥（俗称捡粪）了。因为就我们的实力，“备战”挨不上边儿，那是民兵们的事。“备荒”能挨上边儿，因为那就是要多打粮食，而要想丰收，粪肥必不可少（那时候还没使用化肥，甚至连名儿都没听过）。老师教导我们：“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所以需要我们共产主义接班人去积肥。她作为一个知识青年，那谚语也是现学现卖给我们，但我们信服，牢记在心，跃跃欲试，为班级争光，为学校争光，为“备荒”出力。

　　于是，上午的课程一结束（那时候半天课），下午我们就左手一个菜篮子，右手一个粪筐，一边给自家的猪寻找野菜食粮，一边为学校、为生产队的庄稼积攒肥料。当然，最后都是为国家、为革命做贡献。

　　那时候，我们的教室是一排平房，每间教室有三个窗户，窗台很高，下面风景独特：总有二三十个臭烘烘的空粪筐堆在那里。当时规定每人两天上交一筐，早晨到校，由一个老校工核查计数，然后倒到学校的大粪堆上，空筐放到窗台下面，老师上班再清点一遍。夏季因为容易发酵，味道太大，所以只在其他三个季节来做，但除了冬天，味道还是足以弥漫。

　　可是，久而久之，田野里、马路上的粪肥就不够缴纳任务了，因为生产队的牲口数量是固定的，捡粪的学生越来越多。于是我们男生就结伴往远处走，走到荒僻的田间作业路，虽然劳动量大很多，但能勉强凑够数。女生胆小，不敢离家太远，往往完不成任务，经常被老师训得哭哭啼啼。

　　后来，我们发现，女生不怎么哭了，原来上交数量大体达标了。奥秘在于好几个手巧的家长，给自己的孩子特制了粪筐。那筐有的直径小了很多；有的直径不变，但深度几乎没有了，呈平底状，就像现在饭店里的盘子，容量也就正常的三分之一。不长时间后，有些男生也用上了小筐。那个时候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没人敢私自买卖，不然的话，这种“学生筐”一定是抢手货，绝对的“私人订制”版。

　　转眼到了寒假，老师规定了假期积肥数量，并且嘱咐我们，如果交的时候校工不在，一定要有其他人证明才能算数。几十年前的东北，数九隆冬时节，凌晨温度多在零下三十度以下，我们都直接体会过“滴水成冰”：吐出的唾沫掉地上就是一块冰疙瘩。但我们必须早早起床，因为冬天出动的马车牛车太少了，稍晚一点就一天没有收获。当年，我们的棉衣远不如现在的羽绒服、皮大衣保暖，就是普通的棉袄棉裤，有的还很破旧。那时小孩子多数是穿不起衬衣衬裤的，穿法俗称“空心棉”，就是光溜溜的套上棉衣棉裤。但遵照一句俗语还是解决一点问题的：皮棉三层，不如腰间一横。我们“腰间一横”一根麻绳，果真暖和许多，可还是有好多人手上留下冻疮。即使这样遭罪，收获还是很少。

　　这时候拴柱最让人羡慕了，他爷爷是生产队的饲养员，他偶尔会从队里的马厩里刨出来马粪，只是有的块儿太大，冻得实，来不及打碎，被人识破了几回，就前功尽弃了。其实更让人羡慕的是我的堂姐和堂妹，她俩是城里人，每年假期都来我家，躲过“学工”的任务，说是下乡“学农”，每天在我家一觉睡到大天亮，醒了就随便玩儿。开学前夕，在我们生产队随便开一个劳动证明，拿回学校一切都搞定，从那个时候起，我就立志当一个城里人。

　　春节过后，年味儿淡去，开学在即。积肥筐数不够，抓耳挠腮，一筹莫展，连哥儿几个在一块儿玩儿，都兴趣寡淡。一天，邻居家铁二哥凑近我问：

　　快开学了，筐数够没够啊？

　　唉，还差一半儿呢。我有点沮丧。

　　我也不够，要不——我给你证明你交够了，你再给我证明啊？

　　这——行么？老师知道该批评了。我有点儿动心，又有点儿胆怯。

　　没事，我班同学以前都是这么互相证明的，好使、管用。咱俩不是一个班的，证明起来，老师容易信。他口气坚定，信心十足。

　　那——好吧。想想每天起早挨冻，有时候筐里还空空如也，我懦懦地答应了。

　　开学了，我按照铁二哥的指导，内心忐忑、表面坦然地去他班老师那做了证明，说他交够了筐数；他也信守承诺，来到我班做了证明。没想到，两个老师都相信了，是不是我们平时的诚实起了作用呢，无从知晓，反正那天下午玩得踏踏实实，不亦乐乎。

　　开学典礼上，校长讲话，表扬了全体同学都完成了假期积肥任务。接着话锋一转，说道：虽然各班上报的数量都够了，可是学校的粪堆没长多少高度，没大多少宽度，说明这些数字有水分啊。当时，虽然对“水分”的具体含义不甚明了，但还是感觉到了校长的意思，我有点内疚，可又一想，大家不都在互相证明么？于是稍有安慰。中午放学，撒欢儿出校；下午一玩儿，一切都在九霄云外了。

　　多年之后，发小聚会，谈到这事，渐渐领悟到：生产队每天有多少牲畜出车，产生多少肥料是定数啊，要求我们上交的总量却远远高出实际的数量，不用谎言是绝对完不成指标的。令人疑惑的是，校长和老师不可以轻易计算出来么？

　　很快，又一个秋天到了。那天下午，我正在家里啃着一支烤玉米，小广播里传出一阵低沉得让人心抖的音乐，这已经是一年里第三次听到了，又一位伟人陨落了。全大队似乎瞬间慌乱起来，“四类分子”一下子被集中起来，几天几夜没让回家。几天之后，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追悼会，所有社员（村民）和学生聚集在学校操场上，民兵荷枪实弹把人群团团围住，枪上的三棱刺刀在阳光照射下闪着瘆人的白光。更可怕的是，我们这排站在最边上，紧挨着民兵。我旁边的民兵就是我家后院的丁老三，平时嘻嘻哈哈，今天格外严肃，直得像一个树桩子，弄得我都不敢多看他一眼。

　　临开会的时候，老师嘱咐我们，一会儿大人要是哭了，我们一定要跟着哭，声越大越好，但是开始有人讲话时候不要出声。于是开会前，我们几个拼命酝酿，猛想一些可以拿来哭的事情，但想着想着就打闹起来，怎么也找不到那个情绪，用现在的话说，我的泪点太高。

　　追悼会开始了，有人在致悼词，那口音我们也没听明白几句，就感觉空气格外沉闷。左边有大人在小声哭，偷眼一看，是我班女生翠红她妈——大队的妇女主任。我们按老师的教导使劲挤眼睛，可眼泪还是没有成功滴下来。悼词一结束，就听到人群里一片悲声，看到大人们那么伤心，我心里也有点儿难受，无奈何就是哭不出来。我家前院的王大婶哭得倒在地上打滚儿；胡三姑一下子背过气去，好几个人架着她，还有人在掐人中。我想起她俩在街上因为猪拱菜园的事对骂的场景，又忍不住想笑，但一扭脸看到旁边的刺刀，一下子憋了回去，使劲干嚎了几声，可眼泪还是没掉下来。

　　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回教室了。看到女生们脸上的眼泪和鼻涕，我和二愣子狗剩四锤子有点犯愁，因为我们都是哭点高笑点低的熊孩子，在那场合能忍住笑一半是老师的叮咛，一半是刺刀的震慑。但没完成哭的任务还是觉得挺没面子，更怕老师认为我们是“阶级敌人”。因为她说过，这个大会上，人民群众一定会特别悲痛，会悲痛欲绝；而阶级敌人才会暗中高兴，伺机捣乱。突然，四锤子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拉起我们几个就跑，来到操场一角的水井旁边，压出水来就往我们脸上抹，我们也心领神会，“伪装”之后战战兢兢回到教室。老师正在瞪着红红的眼睛挨个端详，看我们进来，也不说话，盯着我们几个“水脸”看了一会儿，没再言语。我们如释重负，回到座位，再也没敢抬头。

　　时间过得好快啊，眨眼间几十年过去了。“初老症”逼得自己经常回忆，有时一闭眼，还能看到那个沉甸甸的粪筐，还有那把闪着白光的刺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