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读中学时，我的一篇小文在上海《少年文艺》举办的“全国中学生文学社团征文比赛”中获得一个奖项，我便在我的作文里有感而发：“我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多一些磨难。”当时竟被语文老师赞曰：“有诗人的气质。”
　　谁知这随意的一句话居然在我今后的人生中戏剧化地得到了应验。
　　十八岁生日那天，我面对济济一堂的同志好友郑重其事地宣布：“写作是我今生永恒的追求。”之所以要这么小题大做，我就是要证明自己并非是在说笑。
　　于是乎，在高考前的一个月，我来无影去无踪地（用当时班主任的话说）到一家闲置的民舍中创作完成了我的处女作《哦，青青的小竹林》，约三万言，在当时的校园里确实也引起过一些震动。
　　不过，高考落榜也是意料之中的，身陷窘境的日子至今还历历在目。父母含辛茹苦整日里面朝黄土背朝天地一滴血一滴汗用牙缝里节省下来的钱送我去读省重点中学，兄长也是满怀期翼，因为我们家兄弟二人，倘若我能“金榜题名”，兄长也可省去“兄弟分家，另起炉灶”的困扰，然而，正当全家人巴望着能“光宗耀祖”的那一天早日到来时，却遭遇上“名落孙山”的晦气，父母一夜之间愁白了头发，兄长更是怨声载道，后悔不迭。
　　面对四起的冷嘲热讽，我只身一人背井离乡来到上海。一个礼拜下来，能找到的朋友都拜访过了（一位在《新民晚报》社工作的朋友说愿意帮忙），能想到的办法也都去试行了（曾去餐馆打听过打杂洗盘子之类的差使）；可结果还是，偌大一个国际化大都市竟无我一人立身之处。眼看盘缠已尽，万般无奈，只好厚着脸皮向一个朋友借了路费打道回府。
　　回到家里，母亲哭成了泪人。为人子未能尽孝倘若是有谅可原的话，让年迈的父母伤心那才是大逆不道。
　　于是，我是铁了心准备在家乡寻求发展了。
　　那十几亩自留地，在父母的指导下，翻地、播种、除草、施肥、田间管理，直到收割、脱粒、晾晒、进仓，可幸的是，全程的技术大都是眼皮见识，很多事情只是父母点拨一下，我便可以独立操作。当时村上的阿婆见了也不无感慨：“谁说书生只能拿笔杆子？这就叫‘捆倒经得住擂’呀！”
　　农村赋闲的时候，我就拿出纸笔，记下心中的随感随想。我的散文《追忆那段芬芳烂漫的童年岁月》就是在这种情境下完成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乡村小学（我的母校）要招聘一个语文教师，小学校长认为我是比较合适的人选，面谈后就敲定第二天上班。
　　1990年11月22日，我的人生履历中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
　　初为人师，我意识到自己肩上的责任。
　　由于乡村小学自身条件的限制，一些照本宣科的课程基本上能正常进行，而像那些专业性较强的音乐、美术、体育课也确实难为了那帮土生土长的民办教师们，后来干脆就改为自由活动课。这种状况在当时的乡村小学比比皆是。
　　我的到来，用他们的话说，年轻人就得多锻炼，全校的音乐、美术课都排到我的课程表里，真可谓责无旁贷。
　　然而，我自己桶里有多少水我比谁都明白。既然被套上了笼头，推辞是不可能的了，只好现买现卖：利用节假日自费去县文化馆参加音乐、美术的基本功培训。
　　教育局核编，无名无份，无法注册建档。怎么办？——考核。
　　不是自己过于自信，在当时的教育圈内凭考试择优录用，我是无后顾之忧的。《中小学教师基本功合格证》顺利过关。
　　二十五岁那年，我在散文《初为人师》中表明过我的心迹：“我选择教师这一行，纯粹是出于一种良心上的责任。”
　　为了提高自身的业务素质，我利用课余的时间自修了江苏省教育学院开设的江苏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学历培训小学教育（文）专业13门课程，并于1996年6月份毕业。然而，令人费解的是，同样的文凭只是因为学习的形式的不同待遇也迥异，参加脱产培训的毕业生都顺理成章的办理了“聘干”手续。我找到教育局的领导，一句话就给挡了：“我们按上级文件办事。”呜呼！好一个“上级文件”啊！
　　上级文件也规定：通过省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开设专业的可办理了“聘干”手续。
　　为了那份“良心上的责任”，我决定参加南京师范大学中文专业的脱产学习。县教师进修学校是助学单位，问及培训费用——一手数（五千块）！我犹豫了，五千块对于我家的经济状况来说也不是个小数目。我应该感谢我的父母和岳父母大人，是他们的鼎力支持才有我顺利完成三年学业的机会。
　　1999年6月，我领到了毕业证，同时也让我领悟到什么叫“失望”。
　　掐指一算，培训费、生活费、工资折扣、考试费、手续费……不下两万元。除了一纸文凭，还有就是那过了时的“农转非”户口（手续费500元，其实当时“农转非”户口的市面价只有280元）。我再次找到教育局的领导，还是一句话就给挡了：“我们按上级文件办事。” 现在文件规定：停止办理所有“五大生”的“聘干”手续。
　　我对那份“良心上的责任”产生了疑惑，甚至有点茫茫然不知所措的感觉。
　　《教育法》颁布后，我准备利用法律程序申请《教师资格证》，谁知《教师资格证》的发放也与上级政策走了样。
　　面对一大叠学历证书、技能证书、获奖证书、荣誉证书……我心里有说不出滋味。
　　眼瞅着已过而立之年，两手空空，事业无成，就这么耗着也不能算是个事情呀？！
　　正巧上海的一位朋友来电话说他们公司要招聘新员工，何去何从，我陷入两难的境地。离开学校，就意味着自己为此付出的十年心血将付诸东流；不去上海应聘，也可能失去一次改写人生的机会。
　　我找到了校长，当时真有那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般的悲凉。最后校长还是拍拍我的肩膀：“你还年轻，继续努力，机会会有的。”
　　2000年春节过后，我带着亲友的嘱托和满怀的惆怅携妻女踏上南下的班车。望着窗外家乡的山山水水，心里酸酸的，女儿忽然大叫：“爸爸，你怎么哭了？”我连忙用手擦拭着眼睛：“是窗口的风太大了。”女儿啊，你怎么能体会爸爸此刻的心情呀！
　　还好，到了上海以后，一切还算顺利。我在一家台资企业找了一份差使，妻子在一所民办学校里继续从事幼儿教学工作，女儿也健健康康地生活学习着，根本没有一点“水土不服”的迹象。
　　唯一让我放不下的还是那份浓浓的乡愁和对亲人的绵绵思念。
　　有一天，一位同事要我去给他的儿子做家教，这一下子又勾起我已渐淡忘的那份“良心上的责任”，真可谓悲喜交加。悲的是，满怀一腔热情无施展释放的空间；喜的是，曾经花费十年的心血还能得到肯定。
　　同事闲聊的时候，也会涉及到今后人生的话题。尽管世事变幻莫测，我的心还是牵挂着那份“良心上的责任”。
　　人生于世，就好像汪洋中的一条船，只要你认准航向，漂泊只是一种纯粹的形式罢了。
　　漂泊是人的生命流程中的无数次遭逢，一帆风顺和历经磨难都具有相同的几率。
　　漂泊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讲，也可以说是一种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