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怀揣着梦想来到这个世界的，然而这个梦想是不确切的，因为这个世界诱惑太多，困惑也多，所以这个世界的苦难和悲伤，欢乐和愉悦，就像一张张网，重叠交织在人们行走的每条路上。许多人在追求诱惑的路上疲惫了就极易满足，一种出世精神就挂在嘴上，好像自己得到了什么仙人的真传。然而一有机会不满足的欲火又重新燃烧，往往灼伤自己殃及路人，甚至祸害一方。人至死就是这样，或许这就是人的幻想生活，用灵魂换取世俗的幸福，用世俗填补灵魂的空缺。可怜的人们在陷入深潭后，才想起一句哲言：用什么拯救你的灵魂？难道只能让“既然你那么喜欢我的睡衣，那就让你拿去拯救你的灵魂吧”，这样狭隘，这样悲怆。

　　我不仅喜欢梦想，还喜欢幻想。在我的头脑中，没有什么比音乐更能让人幻想的了，当各种音乐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时间响起时，我甚至以为音乐才是人类活动的最初主体，语言仅是诠释其精神的蹩脚补充。所以，当我被现实和梦境中山岚那边的微风吹得情醉心迷的时候，当微风刹那间变成狂风暴雨欲置我于死地之时，当命运把我从刚刚尝到的幸福之中抓了出来，投入到无边的荒漠时，拯救我的不是语言，而是音乐。音乐将我无助的灵魂带到高高的雪山顶上，在纯净无暇的雪精灵的呵护下，纷纷扬扬地飘落到我唯一的躯体，再次重生。有一天，我遇到了安东·利奥波德·德沃夏克和他的第九交响曲《自新世界》，从那以后，它伴随了我的灵魂近四十年，或许还将伴随下去，直至生命另一个春天的到来。在我印象中，其它的音乐无论多美妙就止于欣赏。遇到这部音乐是因为一部日本电影《火红的第五乐章》，当时，我把这部电影看了好几遍，被剧情，被人物，被音乐所感动，彻骨入髓。

　　要讲清这许多，还须从遇到这部电影的十年前说起。

　　上世纪的一九七零年七月，我随父母到达农村后，看到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想象的新奇现象，这种新奇是我新梦想的开端，也是新困惑的到来，以至于让我所有过去的梦彻底粉碎，我甚至都不愿保留一点时光碎片用来留恋过去的日子。然而我却难以忘记自有生命以来遭遇的点点滴滴，因此，我用所有的记忆保留了更多的时光残片，用来改造全新的我，用来应对这个全新的异常世界，用来创造新的梦。

　　我全新的梦是在大雨中启程的，就像是《火红的第五乐章》那时的夜雨。当十多年后的我看到《火红的第五乐章》那忧郁的大雨和伤痛的心情时，不知不觉就想到了那天的汽笛拉响后，火车起动的时刻，我知道这一切真的开始了。车厢里乱哄哄的，每家人都带了太多的杂物，还有食品，在这趟专列上是没有餐车的，后面拉的有好几节货车车厢，车厢里是这车上所有人家的财产，细软都随身携带，那年头有什么细软呢？能吃饱就不错了。上车后工作人员安排每人一个座位，我家六口人挤在一起，行李架上也放满了各家的杂物，我们家的东西都没地方放，只能把东西抱在怀里。省委领导赶来送行，见到我父亲说了几句宽心的话，也不能多说，送行的领导走了后，大家就等着开车。这时，父亲就起身走了，一会儿父亲回来就拿上大包，让我们拿着东西跟他走。到了后面一个车厢一看是空的，我家六个人就坐了四排座位，这就宽敞多了，可以轮换着睡觉。看到我家走了，有些人也跟着来了，这个车厢很快就满了，但是各家比在原来的车厢里的座位宽敞多了。

　　火车是天黑时开动的，夜晚就随着单调的铁轨哐当声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并无太多的心思，甚至有些激动。那时同学们在学校就是在交流信息：你家去哪呀？我家去哪呀？男女同学那时不说话，我就给同桌的女生写条子，告诉她我家去哪里插队。老师上课也说这事：说插队落户是一件光荣的事，到农村可以锻炼一副铁肩膀，练一颗红心。还说贫下中农把房子都安排好了，水缸也挑满了，就等你们去呢，说的就像旅游度假一样，你看这政治思想工作做的滴水不漏，连小孩都感到这是一件千载难逢的好事，让我们赶上了。由于这次不寻常的经历，若干年后我独自一人在异乡工作回家探亲时，在火车上听着铁轨接缝处的哐当声，就有激动感，就能踏实的睡觉，至今还在怀念那种铁轨接缝处的哐当声——在梦中。当时的我们在火车上白天看看窗外的景致变幻，听听父亲讲这是什么地方，属于哪个省，哪个市，有些什么小故事……等等。在这趟专列上，大人们白天互相打招呼聊几句，问问你家去哪里，并没有深聊细谈，因为都心有余悸，不敢多说。事后我想：到底是该庆幸自己呢？还是为自己感到悲哀？这种心情也是在这趟上山下乡插队落户专列上，每个当事人都有的心头之惑。而相对于我们个人，这只是惑中的不惑——想想毕竟家还在，人还全。

　　这趟专列上的当事人都是省级机关干部，一年前都曾在北京住了一年学习班。一年后，把学员分为三类：一类是思想改造好的，回去下基层工作，不能在省级机关了。第二类是思想改造不彻底的，还需继续改造，就下放农村让贫下中农帮助改造，我的父亲属于第二类。最后一类是问题不小的，还需继续在学习班学习，没有给出路。后来的这第三类人都太悲观了，有些人就自杀了，我的同学她父亲是某厅厅长就悲观绝望自杀了，他的子女都表示要划清界线，不去领取骨灰，还是组织上动员后才敢去把骨灰带回家的。中央学习班结束后，这第三类人回去发现，那时的省级机关都没什么人了，下基层的下基层，下放农村的下放农村，各项工作都停顿着，这批人回来后就哪也不去了，就留在原单位，成了在那混乱年代里的幸运儿，事情就这么诡异，这是后话。

　　坐在火车上最让人惊心动魄的是到达河南省境内，连日的大雨，致使这广阔的平原之地一片汪洋，火车两边都是水，就像在水中行驶一样。远处还可以看到有几个泛黄的人影在浑浊的水边打捞着什么，在拐弯处，我把头探出车窗，看到拉我们专列的车轮好像有一半没在水下，就这样在水中哐当哐当穿行，好一幅神奇的图景。路基居然不坏，可见那时的工程质量真实在。过了一夜才看到陆地。火车在大站停留时间较长，因为这是一趟专列，不在铁道部的调度表上，因此要专门计划，避开其它正常运行的客货列车，有时一停就是几个小时。因此，父亲带我们到石家庄和新乡去看了看，第一次看到了其它城市的模样，也不觉得有什么新奇，那时的城市都差不多。

　　终于在两天两夜后的半夜到达了目的地，那是在一个铁路系统两省交界的结合处，即郑州铁路局和北京铁路局的分界处。窗外正下着大雨，我们却要冒雨下车，说实话我后来明白电影中的情感镜头的渲泄是有道理的，以至于十年后看到日本电影《火红的第五乐章》里的大雨，我的心情能和电影中的主人共鸣——宽泛意义上一种潜意识里的精神共鸣。我家只有一把老式油布伞，死沉的那种，剩下就是草帽，那年头草帽就是每家人的必备。在哗哗的大雨中，全家人和火车上的人一起冒雨夜行，真像一群逃难的人。也不用看路，随着人流就进了候车室，有人在招呼，去某某县的在这里集合，去某某县的去那里集合，候车室里乱哄哄的，身上的雨水流淌在地面上形成的水渍在脚底乱踏，像肮脏的泥潭。人们的嘈杂声伴着车站特有的广播声，火车头哧哧的排汽声，车辆编组调度的哐当碰撞声混在一起，让我的心乱急了，大家都站在一起焦急的等待，不知道后面的安排是怎样的。若干年后的我在欣赏音乐时，居然就能理解音乐里表现的某种燥动，就是我当年在候车室里听到的各种声音对心灵的培训，因此，我懂得了音乐里的大悲大爱。

　　终于看到有人群往出站口走动了，过了一会儿有人过来喊：去某某县的人跟我走，我们赶紧就提着东西，跟着那人出了候车室。外面仍是大雨瓢泼，那雨幕在夜晚的灯光下，闪闪发亮，身上的衣服都湿了大半，已顾不得思考寒凉，怕在匆忙慌乱走丢了，就紧紧的拉着大人的衣角。我是孩子中的老大，早已习惯了关照弟妹，我拉着弟妹一边走，一边左右环顾的看着周围晃动的灰色人形，在跌跌撞撞的快速奔走中，全家人走到了一排带敞棚的军用卡车后面，有人在一旁喊着：“上车，上车，去某某县，某某镇，还有某某公社的人在这里上车。”我们全家人就在瓢泼大雨中仓徨的爬上了湿漉漉的军用卡车，上车后大家就蹲在车上，人挤人分不清谁是谁，反正我家人都在车上，其他人是谁？至今我也不太知道，只知道几个和我们一个村的人。敞棚卡车上淋不上雨了，好一种安逸和温暖，仿佛躲进战争中防空洞的人们，生死由命。汽车开动了，摇摇晃晃，迷迷糊糊，人挤人，随着汽车的颠簸，人就像一袋袋土豆，有节奏的晃来晃去，忽高忽低。迷糊中感到车停了，有人在喊什么，就下了一些人。车又开动了，一会儿车又停了，又下了一些人，后来又停车时车上的人就全下了。

　　下了车后，在雨中看到的是一个泥水乱流的小土街道，两边有一些低矮的灰色房子，下车处的旁边有一个较大的房子，还有几个台阶，这就是大队部。我们就被招呼进了这几米宽的长条房间，这间大队部里有一张长条桌子，两边摆着几个长凳子，就和画里画的延安的会议室一样。大队的老乡们挺热情，问寒问暖，还准备了晚饭，吃玩晚饭就安排我们到旁边的老乡家睡觉了，那一夜是怎样过去的，已失去了记忆。

　　第二天早上我们全家起来，还是和其他人在大队部吃饭，就这样一共在大队部吃了五天饭。这五天我们都在干什么呢？首先是先到大队给我家安排的窑洞去看看。从大队部出来向东走一百米左右，然后向右拐，沿着一条挺陡的小路下去就到了沟底，这个沟底一面是十几米的深沟，一面就是一排排院墙和一个个大门，过了四五个大门以后，来到一个空阔处，向西一望，有一个大门，大门的南面是一个猪圈，和猪圈一墙之隔是厕所。进了大门有三孔窑洞，中间的是房东，南面的是一家卖肉的人家的，但他在街上有房子，没人住，后来让另一个单身女插队干部住了。北面的窑洞就是大队给我家安排的住处，这孔窑洞原来是大队的库房，专门腾出来给我家住。后来得知，这三孔窑洞的主人以前是个汉奸队长，有一次汉奸们抓了这个县里的一个年轻人，说他是共产党。这个汉奸队长的老婆给丈夫说情，后来就把这个年轻人放了。解放后这个汉奸队长被共产党镇压了，那个年轻的共产党小干部就娶了那个救了他的女人——汉奸队长的老婆，你看这事情就这样离奇。这共产党年轻干部后来升官走了，一直升到了省里我父亲的工作单位，当了办公室主任，是个高干，和我家住在一个大院，他的女儿还和我是同学。文革时他也被批斗抄家，也住了学习班，也下放了。后来文革结束，落实政策，人家早早的就回去了，那些个高干是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只能靠一些朋友帮助才回到省里。现在我家就住在原来一个大院的高干邻居的老婆，我的女同学她妈当年住过的窑洞里，真不可思议。土改时把这个汉奸队长院子里的三孔窑洞分给了三户人家。我家住的这孔窑洞原来住着一个单身老汉，老汉死了就成了队里的库房，我们来了就住在这里了。

　　这个窑洞挺深，大约有七八米深，长年没人住，就潮的很。赶在我们来之前，大队匆忙清理了里面的杂物，还粉刷了一遍，也是尽了最大的力量。这里的窑洞都是土窑，窑洞正面是土胚立面，还没有玻璃，是旧式窗格糊的白麻纸，所以光线较暗，而且窗户外靠北面的院墙还搭着一个厨房，挡住了一部分阳光，这样进来的光线就更少了。窑洞上面是队里的打麦场，平整干净，每年麦收和秋收后，人们就在上面掐麦穗、谷穗，然后碾场、扬场、入库、分粮等等农活。我曾在上面掐麦穗、谷穗，干的可认真呢，挣了一些工分。住在这里最让我记忆犹新是夜晚上厕所，提着一盏马灯，小心翼翼地走到院中，嘎啦啦地打开院门，走到院外，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生怕碰到狼。我们来了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就有狼爬上厕所旁边的猪圈，越过了有一圈棘篱的墙头，叼走一头小猪，第二天一看，土墙上血迹点点。为此，房东找出布满灰尘的猎枪，在院外试射了几枪，等着狼来了就派上用场。这里的厕所特别深，大约有十几米的高度，一旦掉下去就可能没命了，因此，一定要小心谨慎，弄不好一脚踏空，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两天后，县里插队干部安置办公室派来一辆卡车，我和父亲就坐这车去离这里四十里地的火车站去取行李。到达那里后，才看清那车站的真面目，确实是一个小站，倒也整洁干净。前天我们下车的那天下大雨，又是夜晚，稀里糊涂什么也没看清，以为是荒郊野外，今天看来也像模像样。从货运场进去就在那里办理领取手续，天气较热，我穿着短裤背心在那里无所事事的看火车，看人流，看风景，实在无聊了就坐在铁轨上等待。忽然看到有人在对着我喊什么，也听不清，后来又看到父亲也在喊，有人又跑过来，我赶紧起来一看，是火车来了，我急忙从铁轨上起来，刚躲开一点，火车呼啸着几乎是贴着我的身体就过来了，卷起一阵气浪扑面而来。我站在那里脑子里一片空白，看着那火车从我面前轰隆隆地驶过，想着几乎我就被这种庞然大物碾得粉碎，狰狞钢铁巨兽般的风驰电掣冲击震撼，那种强力声浪的轰鸣贯耳，给人的感觉是一种自己很渺小、很无助的孤立存在，这种感觉一直在我未来的岁月里不断浮现，并时时打击着我燥动的心。对许多事情的望而却步，对一些事情的思而不争，对生命的全新阐述，都与这天的生死震撼有关。从此，我知道有一种强大力量在操纵着人生，谁也无法改变，谁也无法超越，形势比人强。我的灵魂此时被人间嘈杂的声音把持，困惑是无边的骚扰，没有一种心底的音乐驻留在身体的表面，更不要说在灵魂深处，此时无音韵，只有彷徨。

　　拉回家具等杂物，回到村里，大队派人帮助搬到窑洞里，由于汽车不能下到沟底，就只能停在街口，搬东西也是费了许多人力。那时的人热情善良，犹其是房东更是爽快，他是小队长，就招呼人来帮助搬东西，然后和父亲商量怎样摆置。这家房东可不是简单人物，以后我会详细讲讲。东西放好后就像个家了，但一下子觉得窑洞小了许多，许多东西就摞在窑洞的后面，就这样前面也没有什么空间了。好在前面窗户下有一铺大炕，我们小孩就能睡在上面，那年头，有能睡觉的地方就是幸福。五天后家里能自己开伙做饭，就不去大队部吃饭了。窑洞太潮，家里的东西凡是铁制金属的都锈了，被子也潮乎乎的，钻在里面粘乎乎，怪怪的，不管怎样，总算有了一个家了。回想起几天前还在省城的楼房里面，真是难以想象，大人的心思肯定更为复杂，只是难以诉说，也不能流露。房东不错，发现我家太潮后就想了一个办法，担了一担生石灰块过来，没几天石灰块儿吸收了大量的水分，都成了细细的白粉，家里的潮气才减少许多。

　　现在需要介绍房东了，我们的房东一家四口人，都属蛇，房东说：我家有四条蛇。房东夫妻俩都是三八年的老党员，在省里三八年的党员都是高干，在这里却是寻常事，这里是老区。男主人身材高大，当年是一位重要首长的警卫员，讲起他当年的经历那可是可以说几天的，他说在延安整风时期要人人过关，首长在会上拿着厚厚一摞子纸厉声说：这都是你的揭发材料，你要老实交待。他想不明白，也不知道要交待啥？后来被逼的没办法就打起背包要走，不干了。结果首长又安慰他，让他留下，说是要经得起考验。他说那些揭发我的材料都说什么呢？首长说那是吓唬你的，都是白纸。后来房东还下江南一直打到汉口，直到全国解放了，南下的许多人都在当地当了官，有一个专用词叫“南下干部”。组织上要安排他在汉口当官，他不干，想老家的村妞，结果回来后种地了。不过他有革命经历，还是三八年的老党员，那时年年是模范，披红戴花，骑马游街，那也是一等荣耀啊。说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一个朋友，他父亲也是南下干部，当了一个县长，我那朋友说：我们小时候出门也是坐小车。后来他父亲想回老家，组织上不同意，他就是要回老家，结果回来后没工作，每天蹬三轮养家。回来的人大多数的生活比留在南方的南下干部差远了，但思乡之情冲破了理性，造成了后来的生活不景气。房东还说他至今有一个老毛病，有时候胃难受，吃点小苏打就好一些。他还说：这个老毛病是有一次打仗时，老首长急了眼，把上衣一脱就要跳出战壕去拼命，我一把抱住首长按在地上，结果首长反过身来用手榴弹狠狠地砸在我背上，我忍着巨痛还是把首长按在地上，就不让他起来，后来就落下了这个心口疼的老毛病，后来首长还给我道歉。最后他还说警卫员的第一责任就是保护首长的安全，自己就是死了也不能让首长出事，要不，要你干吗？

　　我家来了农村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打算今后全家的出路。父亲十六岁参军，打过仗。解放后，因有文化被选拔为新中国第一批军校生，也是前苏联专家培养的第一批空军飞行员。后转业到地方也是省级机关的元老，是创始人之一，在原单位是技术权威。由于是旧知识分子家庭出身，一直不被重用，做人做事也谨慎小心，从不参与单位的是是非非，躲过了历次运动的劫难。这次文革也躲过了批斗抄家等噩运，但命运还是转了一圈，但没有回到原点，退到农村当农民了。毕竟父亲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留法回来的，母亲是南京金陵女子学院毕业的，参加过“五四运动”家庭背景深厚。因此，心灰意冷肯定是有的，但在当时就是要考虑一家人的生活和前途，父母只能下地干活挣工分了。我在省城上刚上初中，这个村里没有中学，父母和其他插队干部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县城里去读书，而且把我当成全家目前的希望。县城离我家有十五里路，我就在学校住校，那个学校大部分的学生都住校，都是各乡镇的学生，所以有两排学生宿舍，还有学生食堂。那时的县中学师资力量不够，是招一期学生就从初中一年级一直教到初中三年级毕业，我去了正赶上是初中三年级的后半年，中间差了两年。没办法，我只能就这样在这里上中学了。

　　虽然我在学生宿舍有铺位，但我一般不住校，当时我家有一辆自行车，我下学以后就骑十五里回家，让父亲帮我补习差了两年的功课，补到半夜，睡四个小时，早晨天不亮就起来骑车赶到学校上课。到了冬天就更辛苦了，顶着寒风骑车，戴着棉帽，穿着棉衣棉裤，戴着棉手套，艰难着骑着往前走。记得有一天下大雪，正逢星期六，路上的积雪已经很厚，不能骑车了，只能步行回家，我犹豫了一下回还是不回？但想到可以有个星期天补课，还是决定回家。走在路上漫天飞雪，旷野的一切都在白茫茫的掩映之下，雪花好大，身上、脸上积满厚厚的雪。

　　走到城外，望着风雪迷漫白茫茫的旷野有点后悔，回去也要走一段路，关键是这一切辛苦都白做了。想了想还是往前走，走了七八里路了，雪停了，旷野一片寂静，还有一半的路程。没有深一脚，浅一脚的形容，都是踏深雪走啊走啊，向着西垂的太阳走去。天边红红的太阳在我的注目下一点一点的隐到了地平线下，月光下的原野空旷无边，寂静的只有踏雪声和我的呼吸声，环顾四野只有我一个人在行走。远处似乎传来狼的嚎叫声，心中有点不安，但也没办法，此时只希望那厚厚的雪挡住狼的出行，不要跑过来。此时此刻，天地间，只有我自己，一个孤孤单单的行走少年，我脑海里忽然想起了莱蒙托夫的诗歌《帆》：蔚蓝的海面雾霭茫茫，孤独的帆儿闪着白光……它到遥远的异地寻找着什么，它把什么抛在故乡……呼啸的海风翻卷着波浪，桅杆弓着腰在嘎吱作响……唉，它不是要寻找幸福，也不是逃避幸福的乐疆！下面涌着清澈的碧波，上面洒着金色的阳光……不安分的帆儿却祈求风暴，仿佛风暴里有宁静之邦！

　　就这样我背诵着莱蒙托夫的诗歌，心里揣着一种悲壮的忧伤，晚上十点多才到家，那年我十四岁。

　　终于毕业了，那年的插队干部子女只有我一个人毕业，只有我考试及格。然后这个学校不再招初中生，而是要办全县第一批高中班，要招有两年回乡劳动经历的初中学生，后来许多县里住的一些应届毕业生也想上高中，就扩大了一个高中班，我也荣幸的成为其中的高中生，因此高中就成了四个班，这也成了县志上大书特书的一件事——本县历史上第一届高中班。为这第一届的高中班的质量，学校纪律更严了，有点半军事化的味道，每天早六点起床号一吹响，各班十分钟必须要整队跑到操场，然后绕半个县城跑一圈。清晨，学生队伍整齐的跑步声，震荡在宁静的县城上空，不时还有——“—二——三——四”的口令集体齐喊，很壮观，也很让人振奋。这事要是搁在当下，一定会有人投诉说扰民，那时一切公家的事都是正常的，谁都不敢有异议。

　　记得我在省城时，经常半夜被敲门声惊醒，说是最高指示下来了，要传达不过夜，还要上街庆祝，我就爬起来穿好衣服，到父亲的单位爬到卡车上，坐车绕大街一圈，沿途人流不断，都在高呼口号，朗读最新的最高指示，还放鞭炮，倒也好玩。记得有一次说毛主席的5.20声明发表了，我们小学生也排队上街游行庆祝，走到省委门口，看到前面来了一队中学生的游行队伍，八面军乐大鼓开道，占了整条街道，后面是几排军乐小鼓，再往后是军号，好威风，好开眼，那气势比后来在电视中看到的天安门前的军乐队大多了，因为我身临其境，声浪震撼。街道两边还有人在墙上画大型宣传画，有人在墙上贴白纸，有人就紧接的画，不打底稿，就那么直接画，画的真是好啊，真是人才。若干年后，我在单位也露了一手，在宣传栏上贴上白纸，在众目暌暌之下直接就画，成了那个小城市的名人，许多美术爱好者骑车十几里到我们单位看我的画，那年我也就十六七岁，这也是后话。

　　我上高中的那年正赶上教育回潮，老师上课都不用当时的教材，就用他那厚厚的文革前的教材上课，那时还真学了一点知识。但那时的教材也不敢不用，也还要学习，只是象征性的过一遍。那时的教材是：语文、数学、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英语，把过去的物理、化学揉到“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里去了。当然学工、学农还是要的，学校在后门搞了一个学工基地，有车床，有老虎钳，还有一个翻砂车间，就是象征性的干一下，给上面有个交待。学农真是干，因为没危险，村里的孩子都会干，还能给学校搞点粮食。学校那时在七八里外弄了一块土地，让学生种，这一届高中生我的年龄最小，只有十四岁。最大的学生能比我大十岁，奇异的年代造成了奇异的学生群体。我参加过深翻土地、掏大粪，然后拉着大粪车走七八里路送到地头。假期还要回乡参加劳动，开学后必须要有队里开具的二十个工的证明，才算是过了一个革命化的假期。

　　我的房东是小队长，每天早晨五点钟，他就拿了一个用铁皮做的大喇叭，站在院外的空地上大声喊：“上工喽！”喊五六遍。凌晨寂静的乡村，这声音可以传的很远。一会儿人们就扛着工具来了，房东队长就安排人们今天的劳动任务，然后大家就出发了。干活的地方挺远，还要下到沟里，再爬上对面的坡顶，然后再走五里路才能到达地头。干到八点多，有专人负责挑来各家的饭，那时讲究“农业学大寨，一天三送饭”。人们干活就是手拿锄头站成一排，一边锄草一边把土拢到植物的根部。男人们一会儿抽根烟，女人们就慢慢干还聊着天。休息时有的小伙子就撩逗好看的小媳妇，小媳妇就和他推搡，甚至还扭抱在一起打逗，大家伙儿都看着笑哈哈，还起哄怪叫，她的丈夫和队长在一旁一边聊天一边看着，虽然笑咪咪的抽着烟，但还是关注着局势的发展。有时妇女们还打逗玩耍，按住哪个大姑娘扒裤。总之那时的农村就那乡俗，还保留着许多农耕文化的痕迹。到了日头西昏，大家心里就等队长喊“收工了”，队长就不喊，还不紧不慢的干着，让你们急。此时大家都默不作声，一片寂静，似乎是给队长压力，双方都在叫劲，终于队长发话了：“今天就这吧。”大家哄的一声，有说有笑，收拾东西迎着夕阳向着家的方向走去。说实话，这种上工、下工的流程很有仪式感，中间还有打情骂俏的小乐子，倒也是苦中寻乐的一种传统生活方式。

　　村里没有甜水井，仅有的一口甜水井在沟底，吃水困难，需下到沟里到井边，摇呀摇，从90米深的井底摇上水来，再担着从沟底绕啊绕到沟顶上来，很不容易，可不是现在有些文学作品写的，挑着担子，洒下一路欢歌。因此，房东经常帮我家担水，想到此，真心感激那年那月淳厚质朴的乡亲们。一九七零年的农村真是苦，由于各地都在比学大寨成果，这成果就是看谁打的粮食多。县里就向上面虚报产量，然后让各公社也虚报产量，最后就按各公社报的产量交公粮，农民手里的粮食省吃简用也只够半年，没办法，只能到相邻的外省去买红薯干回来磨红薯面吃。队长回来说：人家那里喂猪用红薯干，我们也说买红薯干是回来喂猪，结果回来是喂人，没办法，只能这样说，不能说我们这里粮食不够吃，这是给咱省脸上抹黑。

　　县里插队干部安置办公室主任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人挺好，说话总是和和气气。每次遇到他时，他都会悄悄地说：“你们待不长，过几年就回去了。”其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未来的命运，他怎么就知道呢？奇怪的是房东也说：“你们待不长，用不了几年就走了。”县里的这个插队干部安置办公室主任，一九七六年去唐山出差，白天去了，晚上地震时就被压死了，人们都说他是一个好人，真是可惜。这个村里还有二十多个北京知青，尤其是女知青，穿着那种老式的带肩章扣的黄军装，把双手统在袖子里，别有一种老北京风味。这些北京知青都喜欢来我家坐坐，主要是聊聊国与家的事情，从我家的家庭氛围中是否可抚平一点思家的苦闷，也有可能，但同时找到一些谈话聊天的话题是他们主要的目的，因为他们想知道国家未来的命运还有自己的命运。和我们一起来到这里的插队干部，有三个人没有回去，他们就死在了当地，他们的子女有的参加工作远走他乡，有的在当地安排了工作，与当地人结婚生子，繁衍生息。

　　后来我参加工作到了一个小城市，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十二年，那里的时光岁月又有太多的记忆，只能用另一支笔来讲述，此时的我只能告诉大家：有一年我在这座小城市里，听到了德沃夏克的《自新世界》交响曲，它影响了我生命中的精神成长，直到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