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的村庄，大多称“屯子”“堡子”“窝棚”啥的，多数有百年以上的形成历史。村民经过一代代繁衍生息、联姻、拜把子、结干亲，七拐八挂，就都成了圈儿套圈儿的亲戚，因此相互（尤其晚辈对长辈）多以关系称谓，且按长幼排序冠名者居多。年头多了，三叔四婶五姨六舅满街都是了，难以分辨。于是，只好加上特殊前缀，比如“木匠三叔”、“算盘六舅”、“罗锅四爷”什么的，以便聊天涉及他人时候听者能够厘清。

　　与我家隔着一家，是一座宽敞的大房子，面墙是当时少有的青砖砌成。院子很大，靠街面有一个小小的门房，小到比看瓜地的窝棚大不了多少。门房里住着一对老夫妻，都在六十岁上下。老太太慈眉善目，每天操持家务,从没看见过她像别的女人那样闲着窜窜门儿、扯扯皮儿，也很少听见她说话。有时候，她会拿几块糖分给我们几个淘气包，即使被大人知道，我们也不会受到惩罚，不像接受别家大人给东西那样，回家轻则被责骂，重则挨顿打。我们叫她“地主二大娘”，也叫过一次“地主婆”，但那次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那天上午政治课，老师给我们讲《雷锋的故事》。讲到雷锋叔叔成了孤儿之后，去后山砍柴，被恶毒的地主婆在小小的手背上砍了三刀的时候，我们老师，那个年轻的女知识青年，声泪俱下，难以自持。惹得班里女生嘤嘤哭泣，男生义愤填膺。中午放学回家吃饭，路过地主家，我们几个伙伴儿余怒爆发，忘了平时的“糖恩”，站在门口开始叫骂：地主婆，你出来！地主婆，你出来！老太太听到声音，出来一看是我们几个，像往常一样笑眯眯地回屋拿出一把糖块儿递给我们：都饿了吧？快回家吃饭吧。二愣子一巴掌打落糖块儿，用脚使劲碾在土里，指着老太太的鼻子：你这狗地主婆——这时，我妈闻讯跑来，驱散我们，扯起我就往家拎，还回头安慰着：二嫂，别上火，孩子不懂事，我回家收拾他。

　　他们几个咋样我不知道，后来也忘了沟通情况，反正我是受了我妈最高级别的刑罚——扒里胎（用手使劲拧大腿里侧，既疼得钻心又不伤哪个器官）。

　　我们叫她“地主二大娘”是因为她家老头儿，我们称呼为“地主二大爷”。这二大爷也曾让我遭受过一次“重刑”。

　　一天上理论课，老师领我们学伟人著作，并给我们讲解其中的内容，还留了背诵的作业。下午回家，我和二愣子狗剩边踢着石子边背诵：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首要问题——迎面正看见老头挑一担井水往家走，我们几个小声一嘀咕：老师不是说地主就是敌人吗，我们得去斗争啊。我们同时捡起土块飞快地扔到两个水桶里，跑到远处气他。他放下担子，看看我们，苦笑一下，又挑起来往家走，我们尾随者，看看他俩怎么喝这水。没想到，他把水浇到自家的菜地里，又去了井台。

　　这事不知道怎么走漏了风声，我又挨了我妈一顿“大刑伺候”。

　　老头儿姓祁，身材不高，略有驼背，头顶已经没多少头发，夏天太阳出来的时候能看到反光。因为村里姓祁的二大爷已经有好几个了，我们就不约而同地喊他“地主二大爷”，因为他确实是地主，原来就住在院子后面的大房子里，现在那房子“土改”给了他家原来的长工。政府为了让他们好好改造成劳动人民（虽然大人们说老头从来没停止过干活），宽以待他，让老两口住进了原来装农具的门房里。

　　听大人们说，他家是屯子里唯一的地主，原来地很多，到解放后土改的时候，没剩下多少了，但还是屯子里的“首富”，上面又给了一个地主指标，所以就自然而然的划定了成分。他有两个儿子，据说在这边一个大官儿，在那边一个大官儿，不过我们都没看见过，即使后来老两口相继过世的时候。

　　每天清晨，社员们还没上工，老头儿就默默地把我家前面的街道扫干净了，这是他接受改造分管的地段。好多时候，我看见父亲和邻居的叔叔大爷也会帮着把自家门前一段扫一扫，以便减轻点老头儿的负担，而负责其他街道的几个“四类分子”就没有这个待遇。

　　“四类分子”可是当时大队（村）广播喇叭里的高频词。每当报纸上出现什么新的“最高指示”或者哪个地方又取得什么“伟大胜利”的时候，“xxx思想宣传队”就要组织游行一番。广播一喊：四类分子马上到大队来！他们不敢怠慢，几分钟内就在大队墙根站成一排，只能老老实实，不敢乱说乱动。游行开始时，四个“四类分子”轮班抬着一面大鼓，民间鼓手和锣手敲敲打打，后面跟着几十个根红苗壮的社员和学生，顺着村里的大道小道，红火一番。

　　但我们小孩子不大愿意加入这个队伍，要不是老师组织，谁都不想跟着，我们更愿意凑的热闹是民兵组织的“游街”，那叫一个鸡飞狗跳，看点多多。

　　“游街”一般都是屯子里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或者有人又“挖社会主义墙脚”的情况下进行的震慑性处罚，规格很高，由“武装基干民兵”押游。因为被押者都是熟人，所以小孩子很爱跟着打哈哈取乐。当然，如果谁家大人在这个队伍里，他家的孩子是不会跟着跑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我们发小聚会还经常谈论呢：那天中午，天气特热，连平时精神抖擞的大公鸡都懒得临幸它的“贵妃”们。我们放学回家，迎面发现一只奇特的队伍。郭二叔脖子上挂着一对活蹦乱跳的鸭子，嘎嘎叫唤，他嘴里不停地叨咕着“我偷人家鸭子了，我偷人家鸭子了”，神色惊恐；赵四婶一手攥着一把青豆秧，像扭秧歌那样挥舞着，嘴里喊着“我偷队里的毛豆了，我偷队里的毛豆了”，脸上没有一点血色；寡妇孙三姑的道具最奇特，前胸挂着一双露窟窿的破胶鞋，嘴里喊的什么我们听不清楚，只见泪水把她的脸冲得都是道道儿。当时我们还纳闷，孙三姑干嘛要偷一双破鞋呢？过了好几年，我们才琢磨出来答案。

　　每次这类活动，必不可少的开路神器就是那个铴锣和那面大鼓，大鼓当然还是“四类分子”抬着，时间久了当然会很吃力。这种情况下，经常有我父亲那般年纪的“贫下中农”抢过“地主二大爷”肩上的横杠，替他担一程，民兵连长也不敢像训斥别人那样发脾气。

　　那些年，学校经常举办的活动项目中，有一项最接地气，就是“忆苦思甜”，接地气是因为经常作报告的是狗剩的爷爷，平时总哄我们玩儿的老王头。

　　那天，听说有一阵“右倾翻案风”要刮过来，据说这阵风要刮起来，我们就得“重受二茬苦，重遭二茬罪”。于是学校决定请老王头再给我们进行一次“忆苦思甜”。为了突出阶级斗争的直观性，民兵把几个“四类分子”带到学校，让他们直溜溜地站在学生面前。

　　报告开始，领操台上的老王头絮絮叨叨着他在旧社会做长工的经历，怎么怎么吃不饱穿不暖，怎么怎么起早贪黑拼命干活。正当我们顺着他的话茬预测到下面该说的内容的时候，他转移了方向，说的不是以前的话了。也许他中午喝多了酒，也许是看到下边站着的二大爷想起了什么，突然提高了嗓门：孩子们，要说旧社会，那是真苦啊，不过话说回来呢，在人家祁二兄弟家干活就不一样了——他用手指了一下二大爷——工钱多给不说，吃的也好啊，秋收活计累的时候，高粱米干饭管够，炖大豆腐随便吃，他们自己都舍不得吃啊。现在想想，挨饿最邪乎（严重）的还是六零年……这时我们发现，校长脸都吓白了，急忙抢过话筒：王、王、王大爷，今天的会就到这吧，同学们——散会吧，回教室听老师重讲。

　　几十年过去了，那老两口子的样子我还依稀记得，也记得他们悄无声息的死去，相隔不到一周，是父亲和几个邻居替他们料理了后事。现在，那个大院还在，房子都已经翻盖，住着长工的后代。

　　十年前，父亲还健在，有一次回老家看他，喝点小酒聊起过往，我想起了“地主二大爷”，就提出疑问：为什么在那个敏感年代，邻居们都敢呵护一个“阶级敌人”呢？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只给我讲了一件事。

　　伪满后期，日本人在离我们屯子十里远的地方建了一个草料场，收购方圆十几个屯子的稻草。只有两个日本兵和几个帮忙的中国人看管。每年初冬，用一个月的时间收购。计数的方法是各选一个大捆和一个小捆稻草称重，然后点数稻草捆数，按量付钱。时间一长，有“聪明”的中国人想了一个多赚钱的好办法：用金属绳子捆上草，用木棍使劲勒绞到极限，再做好伪装，故意做成小捆。这样，一个“小捆”的重量是其他稻捆的几倍以上。

　　光复前一年的冬天，日本人清理草料场准备撤退的时候，发现稻草的实际数量和账面严重不符，于是展开调查，审问到来龙去脉，整理出当事人名单。指挥官秘密派来一个小队的鬼子集结在草料场，准备第二天夜里挨屯抓人。

　　恰巧有个“通司（翻译）”的亲属就在被抓人其中，“通司”连夜把消息传回屯子。那些村民来到时任“保长”的“地主二大爷”家里，齐刷刷地跪在院子里，请他想办法。祁老头（当时不老）仰头哀叹一声，挥了挥手，算是答应帮忙了。

　　后来传说的情形是：当夜下着大雪，北风凄厉，他骑着家里一匹拉车的黑骡子，踩着没着骡腿深的雪，拎着一袋子金条去了草料场，第二天夜里，日本兵没进屯子……

　　“地主二大爷”叫什么名字我确实不知道，忘了是问完不记得了还是根本没问过。现在也无从打听，知道他的人差不多都已作古，想起他的也不会有几个人，只是不知道他那两个当大官的儿子还在不在，或许还会有孙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