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晚年发生的“巫蛊之祸”，深刻改变了当时朝廷的政治格局，父子反目，朝野混乱，也使西汉王朝由盛转衰。《资治通鉴》卷二十二详细记载了事件的经过，原文如下：

　　太子使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殿长秋门，因长御倚华具白皇后，发中厩车载射士，出武库兵，发长乐宫卫卒。长安扰乱，言太子反。苏文迸走，得亡归甘泉，说太子无状。上曰：“太子必惧，又忿充等，故有此变。”乃使使召太子。使者不敢进，归报云：“太子反已成，欲斩臣，臣逃归。”上大怒。丞相屈氂闻变，挺身逃，亡其印绶，使长史乘疾置以闻。上问：“丞相何为？”对曰：“丞相秘之，未敢发兵。”上怒曰：“事籍籍如此，何谓秘也！丞相无周公之风矣，周公不诛管、蔡乎！”乃赐丞相玺书曰：“捕斩反者，自有赏罚。以牛车为橹，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坚闭城门，毋令反者得出！”太子宣言告令百官云：“帝在甘泉病困，疑有变；奸臣欲作乱。”上于是从甘泉来，幸城西建章宫，诏发三辅近县兵，部中二千石以下，丞相兼将之。太子亦遣使者矫制赦长安中都官囚徒，命少傅石德及宾客张光等分将；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侍郎马通使长安，因追捕如侯，告胡人曰：“节有诈，勿听也！”遂斩如侯，引骑入长安；又发楫棹士以予大鸿胪商丘成。初，汉节纯赤，以太子持赤节，故更为黄旄加上以相别。

　　太子立车北军南门外，召护北军使者任安，与节，令发兵。安拜受节；入，闭门不出。太子引兵去，驱四市人凡数万众，至长乐西阙下，逢丞相军，合战五日，死者数万人，血流入沟中。民间皆云太子反，以故众不附太子，丞相附兵浸多。

　　庚寅，太子兵败，南奔覆盎城门。司直田仁部闭城门，以为太子父子之亲，不欲急之，太子由是得出亡。丞相欲斩仁，御史大夫暴胜之谓丞相曰：“司直，吏二千石，当先请，奈何擅斩之！”丞相释仁。上闻而大怒，下吏责问御史大夫曰：“司直纵反者，丞相斩之，法也；大夫何以擅止之？”胜之惶恐，自杀。诏遣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奉策收皇后玺绶，后自杀。上以为任安老吏，见兵事起，欲坐观成败，见胜者合从之，有两心，与田仁皆要斩。上以马通获如侯，长安男子景建从通获石德，商丘成力战获张光，封通为重合侯，建为德侯，成为秺侯。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皆坐诛；其随太子发兵，以反法族，吏士劫略者皆徙敦煌郡。以太子在外，始置屯兵长安诸城门。

　　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是，太子刘据派门客无且手持符节，连夜进入未央宫的长秋门，通过宫廷女官倚华把情况详细报告给皇后卫子夫。随后，他动用宫中的车马运载射手，取出武库的兵器，调发长乐宫的卫兵。长安城内顿时陷入混乱，纷纷传言“太子谋反”。

　　宦官苏文趁机逃跑，侥幸逃回甘泉宫，向汉武帝诬告太子行为不轨。武帝说：“太子一定是害怕了，又怨恨江充等人，所以才发生这样的变故。”于是派使者去召太子前来。使者却不敢进城，回来谎称：“太子已经谋反，还想杀我，我逃了回来。”武帝大怒。

　　丞相刘屈氂得知事变后，抽身逃跑，丢了官印和绶带，派长史乘坐驿站的快马向武帝报告。武帝问：“丞相在做什么？”长史回答：“丞相封锁消息，没敢发兵。”武帝发怒说：“事情已经闹得沸沸扬扬，还说什么封锁！丞相没有周公的气度，周公当年不也曾诛杀管叔、蔡叔吗？”于是赐给丞相加盖玺印的诏书，命令：“捕杀谋反者，自有赏罚。用牛车当作盾牌，不要短兵相接，以免过多杀伤士兵！牢牢关闭城门，别让谋反者逃出去！”太子则向百官宣告：“皇帝在甘泉宫病重，恐怕有变故，奸臣想趁机作乱。”武帝于是从甘泉宫返回，驾临城西的建章宫，下诏征调三辅地区附近各县的军队，命令俸禄在二千石以下的官员都归丞相统领。

　　太子也派使者假传圣旨，赦免长安各官府的囚徒，命太子少傅石德和宾客张光等人分别统领；又派长安囚徒如侯持符节去调发长水和宣曲的胡人骑兵，让他们整装前来会合。侍郎马通奉命出使长安，趁机追捕如侯，对胡人说：“符节是假的，别听他的！”随即斩杀如侯，率领骑兵进入长安；武帝又调发水军交给大鸿胪商丘成。起初，汉朝的符节是纯红色的，因为太子持有赤节，武帝便命人在符节上加上黄旄来区分真假。

　　太子乘车来到北军南门外，召来护北军使者任安，把符节交给他，命令他发兵。任安跪拜接受符节后，却进了军营闭门不出。太子只好领兵离开，驱赶长安四市的百姓共数万人，来到长乐宫西阙下，遇上丞相的军队，双方交战五天，死亡数万人，鲜血流进街道的水沟里。民间都传言“太子谋反”，所以众人不肯归附太子，而丞相的兵力却逐渐增多。

　　庚寅日，太子兵败，向南逃奔覆盎城门。司直田仁负责关闭城门，他认为太子与武帝是父子，不愿逼迫太急，太子因此得以逃出城外。丞相想斩杀田仁，御史大夫暴胜之对丞相说：“司直是俸禄二千石的官员，斩杀他应当先奏请皇帝，怎能擅自处死！”丞相便放了田仁。武帝得知后大怒，把暴胜之交给官吏审问，斥责道：“司直放走谋反者，丞相杀他是依法行事，你为何擅自阻止？”暴胜之十分惶恐，自杀而死。武帝下诏派宗正刘长、执金吾刘敢捧着策书收回皇后的玺印和绶带，皇后卫子夫自杀。武帝认为任安是老官吏，看到战乱发生，却想坐观成败，等哪方胜了就依附哪方，怀有二心，于是将任安与田仁一同腰斩。武帝因马通斩杀如侯、长安男子景建跟随马通抓获石德、商丘成奋力作战抓获张光，分别封马通为重合侯、景建为德侯、商丘成为秺侯。太子的宾客中，凡曾出入宫门的，全被处死；那些跟随太子发兵的人，按谋反罪灭族；被太子胁迫参与的官吏和士兵，都被迁徙到敦煌郡。因太子逃亡在外，朝廷开始在长安各城门设置屯兵。

　　这段文字记载了汉武帝时期的“巫蛊之祸”，核心反映了三个关键问题：

　　首先是信息失真的致命性。武帝与太子因使者说谎、苏文诬告而失去沟通，仅凭猜忌和传言激化矛盾，最终导致父子相残，可见信息畅通与核实对决策的重要性。

　　其次是权力斗争与人性的博弈。事件中，丞相的怯懦、任安的“坐观成败”、田仁的“徇私放水”，本质是权力漩涡中不同人对“自保”与“立场”的选择，暴露了皇权高压下人性的复杂与脆弱。

　　第三是皇权失控的破坏力。武帝晚年的多疑与暴怒，使得法律和情理被搁置（如擅杀大臣、牵连无辜），最终导致皇后、太子自杀，数万人死亡，朝政动荡，这些成为西汉由盛转衰的重要转折点之一。

　　二〇二五年九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