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先，兴化南城门十里外林湖乡有个水浒港。相传，邑人施耐庵晚年重归故里后，曾于此“课耕”并遍搜张荣义军遗事，撰修《水浒传》书稿。水浒港为施耐庵的创作提供了历史依据和现实场景。《水浒传》得名于水浒港名。

　　遍观群书，取绰号见得最多的当数《水浒传》了。一百零八个英雄人物各有各的绰号，如：呼保义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智多星吴用、豹子头林冲、小李广花荣、花和尚鲁智深、行者武松、母夜叉孙二娘……为什么那一百零八将都会有一个赫赫有名的绰号呢？兴化是一片盛行绰号的沃土，这里的地貌特征、生活习俗、风土人情、方言俚语等在《水浒传》中散发着浓郁的沧浪河畔“梁山水泊”气息。

　　杨侉子、孙二炮、秃干尖子、小皮匠、三横子、大好佬、花疯子……每一个稍微上了年纪的南门老居民都会头顶着一个绰号，在忙忙碌碌的生活中演绎着一幕又一幕生动的活剧，而这些绰号就又像一条条无形的尾巴日日夜夜地跟在人的身后，即使肉身已经化作了尘土，这些绰号依旧长久地活在老南门人不可磨灭的记忆中。

　　南门人的“绰号”，往往要比本人“活”得更久。

　　杨侉子，不知其大名，只知道他是山东人。由于山东人说话的腔调和本地人差距很大，大家给他起个绰号叫“杨侉子”。据说，杨侉子以前是军人，因弄丢了身份，又无法证明。由于没什么文化，被弄到南门搬运三站拖板车。山东大汉的本性，杨侉子性格直率，爱憎分明。他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句像是骂人的话:“他奶奶的。”高兴的时候是这一句，不高兴的时候还是这一句。杨侉子那时已有五十好几，干搬运体力活是一把好手，干净利落，不奸不滑。他家就住在搬运三站对面的天元府巷，两间小平房，还有一个摆放板车的院子。杨侉子每天都要喝一杯，也不算多，四五两的兴化大麦酒，然后就找人打扑克，那时叫打八十分。天黑不久，杨侉子就喊道:“打八十分了！”小皮匠、三横子等立即响应。小桌子在路灯下摆下来，大麦茶喝起来，开战。杨侉子很高兴，也很投入。谁是打下牌再想收回去，他是万万不会答应的。有力的大手一摊，动也别想动。杨侉子用力地说，“他奶奶的，调主。”“他奶奶的，扣底。”打胜了，杨侉子乐哈哈地回去睡觉。有时候，来迟了，场子没他的位置，他就看“斜头”。看得不合他的路数，他就大声说:“他奶奶的，粪牌。”因为杨侉子是个军人，人们不能同他计较，老百姓爱戴子弟兵嘛。

　　杨侉子喜欢养狗。他养了一条大黑狗，油光发亮，特别厉害，是那种矮矮的特别结实又很凶的土狗。看家护院自不待说，巷子里只要有外狗入侵，必须请出杨侉子的大黑才行。南大街做生意的多，特别是五里临城乡一带的农民，几乎天天上城卖菜。有时，家里养的狗子跟着上城，在农人菜担边上站着。有的乡下狗子很厉害，把南大街的狗子都打败了。朱双喜家的狗被乡下大狗咬得惨叫，孙小虎一看大势不好，飞奔到杨侉子家报信。杨家老二立即带着大黑狗赶来。一场恶战开始。大黑并不特别高大，但结实善斗。对峙的时候，先是背上黑毛竖立，然后是一扑即咬。不一会儿，乡下大狗落败。大黑追咬，乡下狗惨叫逃窜。这种情形，一个月里总会是有几起的。杨侉子家的狗，无敌。

　　雪花飘起来了，要过年了。家家都忙着准备年货。南门人喜欢腌肉。家家户户的屋檐下挂着猪头、鸡鹅鸭等，晒得通红，油光光的。中午，我到杨侉子家找杨老二玩。突然发现大黑不见了。我说，大黑呢。杨老二淡淡地说，今早让我爹给杀了。杀了？我听得目瞪口呆。那么英勇的神犬被杀了，你们怎么下得了手。杨老二说，我爹的家乡过年都杀狗的，没什么稀奇的。穷人家都是杀狗过年的。我难受极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个杨侉子，心狠手辣。后来我才知道，杨侉子养狗，两年必杀。多好的狗啊，那么忠诚，命运不公啊。

　　改革开放后，杨侉子退休了，命运却发生了神奇的变化。杨侉子的妻子在旧棉衣里偶然发现一枚证章，通过亲戚向上反映，这是一枚军功章。几经周折，杨侉子老革命老干部的身份得以落实。他搬离了南门，住进了县政府专门建的小楼。后来，再也没听说杨侉子养过狗。“他奶奶的”这一句熟悉的似骂非骂也随风飘去。

　　兴化城的傍晚，熏烧摊依然是个热闹的地方。广义上说，熏烧摊当然是一种地方美食文化。它是生活的一面窗口，透视着时代的变迁。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南大街每到傍晚，最先亮起来的自然是孙二炮熏烧摊上的汽油灯，照得人心暖洋洋的。孙二炮以其性情和味美独领风骚，做熏烧的名气响遍全城，即便现在人们只记得南门卖熏烧的“孙二炮”。

　　“孙二炮”绰号的由来，人们也说不清楚。我只知道苏中方言“二炮”是指做事冲动，敢闯敢干，不计后果的人，属于民间性的绰号，与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孙大炮”毫无瓜葛。说老实话，在那个计划经济的年代，出于生活所逼，孙二炮没有家承和师从之技，却大胆独自出摊卖熏烧，也算是个敢闯敢干之壮举了。

　　傍晚，南大街最热闹的要数孙二炮熏烧摊了。只见汽油灯雪亮，摊铺用木板支成。上面铺着白纱布，一溜排着一式的白长方托盘，里面放着招牌卤菜：猪头肉、猪耳朵、猪蹄、熏烧鹅、牛肉、肴肉、熏鱼、素鸡、油炸花生米、五香蚕豆等等。色泽俱佳，香气诱人。孙二炮五十岁左右，稍胖，大方圆脸，慈眉善目。动作麻利，一边切肉，一边招呼着生意。身边的老婆忙着收钱。那时，一张五元就是大钞了。不一会儿，街坊人家和搬运工人陆续到了，熏烧摊十分热闹，人群围了几层。

　　那时候，物质不很丰富，所以在记忆中熏烧特别好吃，香味顺风吹得很远。一般的普通家庭很少到熏烧摊上买熟食，偶尔能吃上一回，量也很少。孙二炮熏烧由于制作独特，故而猪头肉味道很芳香，现今“兴化猪头肉”这块金字招牌，或许诞生于此。那时候污染少，环保还未成为问题。熏烧食品是用荷叶包裹的，散发着幽幽的荷香。据说，孙二炮熏烧摊每年都要派专人在夏秋季节收购荷叶，晾干后叠好备用，坚持了若干年。

　　南门孙二炮的熏烧摊早就没了踪影，那盏热乎乎的汽油灯也熄灭了多年。南门拆迁改造前，我特意从南大街走过，熟人已很少了。晚上格外清冷，物非人非。我有时突然想起孙二炮熏烧摊了和雪亮的汽油灯，心里甜甜的又酸酸的，恍若隔世。

　　舒家巷有个绰号为“秃干尖子”的长辈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记得他不到四十岁就脱了顶，所以得了这么雅的绰号。记不清是哪位名人说过：脱顶的人聪明。不管这个说法是否正确，反正秃干尖子确实是舒家巷内最有文化的人。

　　秃干尖子姓王，土生土长的南门人。据他本人讲祖上是民间知名中医，父亲是专治妇女不孕不育症的神医，他传承父业是城内小有名气的妇科郎中，所以人们当面都叫他王先生。王先生白净净的脸，光秃秃的头，皱纹间夹着伤痕，很长的手指头留着很长的指甲，身材高大，却很瘦，体重不会过百。他手无缚鸡之力，不会干家活，也不想工作劳动，如果秃干尖子穿上破旧长衫，活脱脱一副鲁迅笔下孔乙己的样子。

　　秃干尖子是个有墨水的人，主治妇科中医，还会算命打卦，尤其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但他迂腐，做事呆板，不识时务。平时不修边幅，衣服皱巴巴的，布满了各种不明污渍，看起来像是从垃圾桶里捡出来的，鞋子从来不拔鞋跟，拖着鞋帮走。

　　我最羡慕的是王先生的一手行楷毛笔字，确有“二王”魏晋风韵，运笔老道稳健，字字飘逸洒脱。每年进入腊月，便是王先生院子里最热闹的时候，满是找上门写春联的邻居。他总是乐呵呵地接下邻居送来的红纸，细心地记下他们的名字。然后，不紧不慢地拿出毛笔和砚台，用剪子把红纸裁出长条和方斗，边磨墨、边沉思会儿，就挥毫泼墨，那淡淡的墨香和着爆竹的火药香，酵出了一天浓浓的年味，也亮堂了整个过年的心情。那红彤彤的春联摆满了大半个院子，和院子里晾着的馒头、葱花卷、米团一起，成为了年货中的一道文化风景。

　　那几天王先生特别地忙，父亲就让我跟着先生边帮忙、边学练字。腊月小年这一天开写时，我便化身为王先生乖书童，替他磨墨，帮他理纸，还小心翼翼地把写好的春联取走铺好晾干。每当这时，王先生总会再三交代我，要一副副地放，上下联不能放错，不然会闹笑话的。

　　王先生还讲了一段笑话。他说，从前有一户人家，买了一副春联：“太平不用敲更鼓，盛世何须掩闸门”一副很好的春联，没想到除夕的晚上发现贴反了，又没时间去买，这时候碰巧来了一位教书先生，看了看，便把“门”和“鼓”两字去掉，变为：“盛世何须掩闸，太平不用敲更”。巧的是，有一个地主也贴反了春联，贴的是，“积善家福寿无穷，发财户金银尽是”也学他们那样，把最后一个字去掉，“积善家福寿无，发财户金银尽”这对联不仅还是反的，而且意思也有问题，一时传为笑话。

　　我当时只是好奇地看着王先生写下每一个字，听先生这么一讲，才知道春联的上下联平仄协调、对仗工整颇有讲究。见我总是傻傻地问这问那，王先生笑着叮嘱我：“书读得多了，你脑袋里面自会满满的。”听得似懂非懂，却记住了王先生的那句话。

　　秃干尖子算命打卦是以后的事。随着医疗科技的发展，王先生郎中行医每况愈下，眼看失去了生活来源，于是他看了几本易经之类的书，便跟人算命。据说他算命不擅于察言观色，往往算不准，生意很淡薄。有人戏弄他，调侃说，秃干尖子，你给别人算命，怎么不跟自己算个好命呢。他总是头往天上一仰说：我是听天由命。

　　大好佬姓张名卫祥，他的这个绰号是有个来历的。他家住在石头巷子北头，有一年，屋前的邻居张兵砌房子，占用了张卫祥家三寸地。他的女人是个细心人，看到张兵放墙跟脚时向她家这边挪了一点，死活不让。张兵说，这事已与张卫祥商议好了。当时，张卫祥又不在家，他女人横竖不相信，无可奈何，张兵只好把放好线的跟脚又挪回了三寸。当晚张卫祥回来了，知道了这件事，就指责他的老婆，说她心眼太细了。他说:“让三寸有什么了不起，张兵家天井太窄，我家天井让三寸还比他家宽。”别看张卫祥平时话不多，但关键时刻话还是说得响的，“姓张的都是一家，都合的一个老祖宗，又不是让给人家。就是让给人家又咋样，这地方是共产党的，又不是你买的。就算是你买的又咋样，你就一个儿子，要多大地方干什么？张兵已经开口了，我也一口应允了，大丈夫说话得算数。”一席话把老婆的嘴卡住了。张卫祥做好了老婆工作，又到张兵家，让他重新放样。从此街巷里的人都叫他“大好佬”。

　　大好佬家的实力不容怀疑。他高中毕业后就进了红极一时的物资系统，由于家境好，也就不刻意于考大学。那个年代，物资系统是最吃香的。大好佬是物资系统的“神雀子”，南门人称为“神气把子”。他拥有一定人脉，做生意得心应手，风生水起。那时正值改革开放初期，双轨制并行，这也为他做生意提供了无穷的契机。大好佬利用一些资源，再加上不缺乏情商，生意红火，很快就赚了第一桶金。他三十岁的时候就很成功，头真的长大了，肚子挺挺的，俨然成为大老板。

　　大好佬算是发达了，步入成功人士之列，但他还是保留了南门人的一些习气。早晨喜欢来碗阳春面，场面有些独特和热烈。他喜欢到南大街的三横子茶馆吃阳春面。那家馆子下的阳春面名气大，下面的工艺简单实用，酱油是自家熬制的，味道重，每碗都要在汤锅里预热一下。所以，他的大面锅里漂满了盛好作料的面碗，有点气势和好看。上午大约九时，大好佬来了，骑着光洋大踏板摩托。下车后，将大哥大往桌子中间一放。王三娘满脸笑容迎上来，“张老板，还是老样子？”大好佬哈哈一笑，“好！”环视所有吃面的人说，“各位，今天面钱都算我的。”大伙儿都乐了，“谢张老板了。”大好佬说话是算数的。那时阳春面是一元钱一碗，鸡蛋五毛钱一只。大好佬吃过面总是要丢下一张百元大钞的。光洋摩托车潇洒而去，留下许多羡慕的眼神。

　　南大街上，常出现一个疯女人，一袭黑衫，腰间别着一块白手帕，或手拿着一把尺，要为人家做衣服，沿巷临街，哼歌唔唱，身后跟着孩子们起哄，她也不恼。谁也不知道她的姓名，人们起了个绰号叫“花疯子”。花疯子想得到她需要的爱，但是她已被爱情遗忘；她想改换门庭，但又有谁敢收留她？

　　花疯子是个精神病人。她的病主要是笑和晒太阳，骂她她笑，打她她也笑，咯咯地笑，打骂她的人就哭笑不得。无端打骂她的人有两种，一种是没地方出气的人，受了别人欺侮或者因赌博被老婆关出门外，或者这一天刚好晦气，花疯子又刚好臭烘烘衣衫褴楼地路过，就要被人不骂就揍了。还有一种是花疯子惹着了人家，单个的小孩儿在路上走，她看见老要去摸小孩儿头，或者要去抱，小孩儿吓得大哭，大人闻声赶来，就要打了，打狗一样地扔石头。笑声里，花疯子抱头鼠窜。一次，被人扔在了沧浪河里，差点儿淹死，她大笑，边笑边吃着水。笑是开心的那种笑，听笑声，她从前应该不笨，背过身去不看她，感觉笑的人应该是可爱、干净的。

　　花疯子晒太阳，四季里都晒，夏天晒得一层层蜕皮，她也仿佛很惬意。花疯子晒太阳有固定的地方，南大街与沧浪路十字路口的砖头堆旁，坐着一下午，那砖头堆朝西。南门冬天的太阳特别暖，晒的人很多。夏天就突兀，老人们可怜她，也只有一个字：唉。

　　沧浪路有一个老光棍儿，也有些不正常，但还没有不正常到夏天晒太阳。这人一生在南门荡着，好吃懒做，但有一种事他是一唤就来的。没有卫生间的年代，那时小巷内多粪缸。为了公共卫生，粪缸需要经常掏，缸底的粪砂叫人中白，掏出洗净是药材。老光棍儿就喜欢干这事，别人不敢而他敢，就有成就感。也只在这时候，人们对他平等相待，有时还夸几句，他就极其满足了自尊。

　　老光棍儿打起了花疯子的主意，花疯子原来也知道不肯，人家问她为什么不肯，她说：喏，他是神经病啦。说完咯咯笑。 那时的香烟没有过滤嘴，都是软壳的，抽完烟后，烟壳子展平是一张十元钱一样大小的纸，我们小孩儿用了叠纸三角， 大人们用无字的一面当纸用。一天，花疯子拿了两张大前门香烟的壳子去店里买东西，说这是昨夜老光棍儿给她的钱。人家问，老光棍儿为什么给你“钱”？花疯子说，他来跟我睡觉。别人说，疯子唉，这不是钱是烟壳子哪。花疯子讪讪地，有些难为情。有人给了花疯子一碗饭，可怜地叫她：花痴唉！

　　兔飞乌走，斗转星移，转眼间半个世纪过去了。这些南门人多数已经作古，仍然健在的也早已年过花甲，而新冒出来的年轻人，还“清清白白”地没有绰号。我不知道将来的他们会不会也像父辈祖辈一样，被一些口齿伶俐的“聪明人”或恶意或善意地给安上另外一个贴切形象的名字，但有一点儿可以确定——绰号确实要比本人的大名活得久一些。

　　也许，绰号真的是有生命的，即使它所依附的肉身化归了尘土，它仍然能够在大地上流传下去；不然，每当我们念及当年南门某个绰号时，也就不会怦然心动或者悄然落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