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前总统拜登在自传《坚守承诺》里面讲了一个小故事，发人深思。

　　拜登来自一个天主教家庭，这在以新教立国的美国来说，相对另类。他们四兄妹从小接受的教育是在家里可以争吵打闹，但在外面必须团结，互相维护，对同胞不利的话一句都不准讲。

　　读小学时，拜登被老师选为副班长，并给他一面徽章，负面监督大家在校车上的行为，如果行为不端就要报告给老师。

　　一次拜登的妹妹瓦尔在车上违规，这让他非常为难。作为副班长，向老师报告学生违规是他的职责，但作为兄长，维护妹妹也是他的职责，他问父亲该怎么办。

　　他告诉父亲，妹妹在车上行为全车同学都看见了，想包庇她也做不到。父亲告诉他，人生从来不只有一种选择。第二天，他把徽章还给了老师。

　　孔子说：“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人伦大于律法，因为人伦是天赋血缘，而律法是人们设计出来的规则，人伦于律法有天然的优先级。

　　从商鞅变法开始，检举揭发成为统治的重要手段，他自己最后也死于揭发，车裂而亡；汉武帝通过告缗令、算缗令，发动群众告密，达到搜刮民财的目的；武则天更是设立了匦检制度，在洛阳宫前放置铜匦，用于接收告密信件。自此，告密就成了中国文化中最令人痛恨恐惧的传统，如附骨之疽，难以拔除。

　　1937年，18岁苏联少女瓦西里亚发现父亲私藏了半斤黑麦，经过心理挣扎，她选择了告发父亲。在顿河畔罗斯托夫万人批斗会上，她高举父亲私藏的半斤黑麦，控诉父亲是无产阶级的敌人。

　　瓦西里亚的父亲被送上断头台，她因为告密行为被授予苏联最高荣誉——列宁勋章。

　　告密制度让苏联人人自危，后来苏联解体时，人们默默地看着它走向覆灭，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为它说一句话，可见民心所向。

　　亲隐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几千年来一直拷问着人类的灵魂，亲情伦理与法制规则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