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山的枫香刚染透第三重岭，我踩着满地碎红往山上走。风卷着叶尖的红，扑在脸上像极了那年秋收起义时，战士们系在臂上的红绸——长沙的红，原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连风都带着股热乎劲儿。

　　中共湘区委员会旧址的木门，推开时“吱呀”一声，像把九十多年的光阴碾成了碎末。堂屋的八仙桌上，一盏煤油灯还蹲在原处，玻璃罩上的黑垢结得厚实，指腹蹭过，能摸到灯芯烤出的纹路。讲解员说，1922年的冬夜，伟人就是在这盏灯下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您瞧这灯座”她指着底座的凹痕，指甲盖比了比，“是伟人用手指磨出来的，那时他总说‘要让农民看清路’，指节敲着桌面，‘笃笃’响，比油灯跳得还急。”

　　墙角的文件柜里，还锁着当年的农运调查表。泛黄的纸页上，“韶山冲”三个字被红笔圈了又圈，墨迹洇透了纸背，像一滴渗进泥土的血。我忽然想起山下的稻田，此刻该是金黄的，那些沉甸甸的稻穗垂着头，多像当年农民协会会员举过的拳头，攥得指节发白。

　　江风卷着水汽扑过来时，青年伟人的雕像正沐在夕阳里。他风衣的褶皱里，还藏着　1925年的风——那年他站在橘子洲头，看湘江北去，笔杆在掌心转得发烫，写下“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摸着雕像底座的花岗岩，石缝里嵌着几粒红砂，像从历史深处漏下的火星，被风吹得微微发颤。不远处，一群红领巾举着队旗宣誓，声音脆得像破冰的春水，惊飞了芦苇荡里的白鹭。带队老师指着江面：“你们看那船，当年就是从这里，把革命的火种运向全国。”白鹭掠过水面时，翅膀划出的弧线，竟与雕像背后“指点江山”的手势重合——原来有些姿势，早已刻进这片土地的记忆里，连飞鸟都在模仿。

　　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青砖楼，还留着当年的窗格。三（一）班的教室里，第七排靠窗的座位空着，木质课桌上，“润之”两个字被摩挲得发亮，是少年毛泽东刻下的，笔画边缘还带着点毛糙。阳光从窗棂漏进来，在“伦理学原理”的油印讲义上投下格子，讲义边角卷着，像被人反复翻过。讲解员说，当年他总在这页批注：“吾辈必自立自强，替天下人谋永福。”墨迹里混着淡淡的茶渍，许是哪个清晨，他就着露水研墨时洒下的，现在还能闻见点陈茶的涩。

　　走廊尽头的阅报栏，还贴着1919年的《湘江评论》。“世界什么问题最大？吃饭问题最大。”这行字被无数手指摸过，纸页起了毛边，像老人额头的皱纹，倒比任何宣言都更有分量。有个戴眼镜的学生，正用手机对着报纸拍照，指尖在“吃饭问题”四个字上顿了顿，忽然抬头对同伴说：“现在的袁隆平爷爷，不就是在解这个问题吗？”

　　下山时，遇见一群银发老人在爱晚亭前唱《东方红》。领唱的张大爷，胸前的勋章蹭着石桌，发出细碎的响。“我爹是红军”　他指着亭柱上的弹痕，那道疤比他的皱纹还深。“当年就在这山头打游击，子弹擦着柱子过，留下这道疤。”他从布包里掏出个红绸包，层层揭开，是枚锈迹斑斑的红星奖章，背面刻着个模糊的“勇”字。“这红，是战士的血染的；现在的红，是日子的甜酿的。”风过处，满山枫叶哗哗响，像无数只手在鼓掌，把红叶吹得落在奖章上，红得像团火。

　　暮色漫过湘江大桥时，两岸的灯次第亮了。橘子洲的轮廓在灯海里浮沉，像艘破浪的船。忽然懂了，长沙的红从不是博物馆里的标本——它是清水塘不灭的灯，是橘子洲不息的风，是一师窗格里漏下的光，更是此刻我们眼里的亮。

　　这红，见过血与火，也见过春与秋。它教会我们：所谓初心，是敢叫日月换新天的闯劲；所谓复兴，是把前辈的未竟之业，写成新时代的答卷。湘见长沙红，原是见着了一个民族最深的根与最烈的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