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蒙山的风，带着中华民族精忠报国、崇文尚武、爱憎分明、不屈抗争、不懈追求、自强不息的千年文化，孕育了无数英勇顽强、前仆后继、可歌可泣、为国捐躯的革命先烈。诞生了伟大的沂蒙精神。父亲就出生在这片红色热土上，出生在那片被战火焐热的土地，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心脏。我少小离家，关于父亲在抗日战争中投身革命的往事，知之甚少。直到最近看到“烽火HOME”网站上标注着父亲名字的文章，像一把钥匙，猝不及防地捅开了历史岁月的闸门。

　　烽火深处的记忆

　　从目录上看有8篇关于父亲的文章，有父亲的传略、照片、奖章证书，还有6篇他亲笔写就的回忆录。可万分遗憾的是，能打开的仅有2篇回忆录，其余6篇只剩题目在屏幕上标注着引人入胜的过往，却永远成为了秘密。但仅这2篇回忆录，连同父亲保留的战争年代的《大众日报》上的那篇短文——“渡過两道對锁線　堅决把党報运到蔣後”，记录着时任沂东县邮局局长的父亲，带领邮工勇闯敌占区送报的往事，已足够描绘出一个清晰的轮廓，我的父亲，从我党战时邮政创立之前，就战斗在那条秘密交通线上，用双脚丈量着烽火中的山河，亲历了山东战邮从无到有的整个历程。

　　他在回忆录里写道：“我是通信战线的一员，也是山东大众日报发行战线上的一名战士。”这句朴素的话，像一颗钉子，把他的一生牢牢钉在“忠诚”二字上。

　　父亲之所以提到大众日报，　是因为创办1939年1月1日的大众日报，是中共山东省委机关报，全国历史最悠久的党报。也是我国报业史上连续出版时间最长的党报。战时邮政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通过发行大众日报，把党中央的声音及时传递到各级党组织和广大老百姓中间，宣传、组织人民大众投入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革命洪流之中。

　　山东战邮的诞生与使命

　　1941年的齐鲁大地，正被侵华日军的铁蹄反复践踏。父亲在文章中这样描述：一九四一年冬，日寇纠集了五万多兵力，对我沂蒙抗日根据地进行了长时间的反复大扫荡。敌人一方面在我中心根据地内实行“三光”政策，进行毁灭性摧残；另一方面又对我根据地进行分割、封锁，各个击破，分别消灭。为实现其罪恶目的，日寇在大举扫荡我沂蒙中心根据地的同时，在鲁中和滨海两大根据地之间，在临沂、莒县、沂水中间的三角地带的小平原上，营造敌伪统治区。日寇以武力驱赶、押解这个地区的人民，修复了沂水至临沂，莒县至临沂，莒县至沂水的三条公路。每条公路的沿线都安设了据点和碉堡，派兵据守，昼夜巡逻，还不时出动兵力到各村骚扰。

　　五万兵力的扫荡、清剿、封锁，如乌云压境，抗日根据地的土壤在炮火中龟裂，党的声音仿佛要被硝烟掐断。就是在这样的至暗时刻，中共山东分局按照党中央的指令，于1942年2月7日，在沂蒙山区双泉峪子村的一间茅屋里，宣告“山东省战时邮务总局”成立。

　　山东战邮的前身是党的秘密交通站，这不是普通的邮局。它是插在敌人心脏的暗哨，是贯通各根据地的血脉，是我党在枪林弹雨中织就的“神经系统”。成立之初，它就肩负着三重使命：传递党内文件、发行《大众日报》、护送干部与物资。战时邮政、交通、大众日报发行三项工作合并的创举，让这颗红色火种迅速燎原，短短7年，它把被敌人分割成碎片的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各战略区，重新缝合成坚不可摧的整体，更与华中、冀鲁豫、中央北方局连成一片，让党的指令如电流般穿梭在敌后战场。

　　那时的邮路，是用血肉铺就的。1.7万里的崎岖山道上，战邮人员日夜奔袭，怀里揣的可能是一份关乎战役走向的密电，可能是一叠带着油墨香的《大众日报》，也可能是一封老乡给前线儿子的家书。他们说：“”要党报能出版，我们就能发出去！前线在哪里，党报就送到哪里！”这不是口号，是刻在骨头里的誓言——为了这句誓言，山东2000多名战邮先辈，有468人永远倒在了邮路上，把生命化作了邮路两旁的松柏。

　　宁死不做孬种

　　父亲是在沂东县工委工作时，接到调令去担任战时邮局局长的。那时沂东县刚建立不久，是我党“敌进我进”战略的前沿阵地，每一寸土地都可能成为战场。他的任务清单，每一项都连着生死：党内文件要穿过敌人的封锁沟，干部要护送过封锁线，文件要跟着八路军部队的脚步及时送达，《大众日报》要送到党的各级组织、军队、被围困的村庄，情报要藏在干粮袋里，甚至药品、弹药，都得混在群众的包裹中转运。

　　1941年冬的大扫荡，是父亲经历的第一次生死考验。父亲回忆录里写道：“一九四一年冬日寇大举扫荡沂蒙抗日根据地，沂东地处沂河东岸，是敌人必争之地。日寇从莒县、沂水、临沂集结重兵，分路向沂蒙山推进。为保证其侧翼和交通供应线的安全，对这一地区反复进行扫荡，安设据点，妄图建成‘治安区’。仅我的家乡南岭沟头村（194年建立党组织），即被日军突袭两次。日军第一次突袭，是采取骑兵大迂回突袭方式包围的，人们毫无精神准备，全被包围在村内，全村被查了个底朝天，没有找到武器，日寇就威逼庄长孙兰俊（我的大哥，八路军安排的庄长，八路军驻村都是经他安排）交出枪支弹药，交出村里的共产党员和抗日家属名单，孙兰俊按事先交代，否认八路军在村里驻扎过，否认村里有共产党员和抗日家属，因而遭到日寇及其走狗的严刑拷问，压杠子、灌凉水、用‘开棍’打等。共灌了七罐子凉水（灌满肚子用木棍压在肚子上把肚子里的水压出再灌），打断了三根‘开棍’，尽管孙兰俊生命垂危，但决不出卖革命利益。敌人搞了一天，一无所获，大肆抢掠一场而去。第二次突袭，把孙在学抓起来，逼问枪枝和共产党员、抗日家属，这个党员气节不错，被敌人用石头砸、刺刀挑、凉水灌，只有一句话‘不知道’。最后他脑袋被打了个拳头大的洞，刺刀挑了半尺长的口子，昏死过去敌人才罢手。还有一个叫‘跑’的少年，被敌人摔死过去也不吐露一点情况，日寇在村里折腾大半天，仍一无所获，把村长孙士周和我带走做人质，以此胁迫村里交出武器和共产党员，孙士周的儿子孙成贵是我党山东军区特务团独立营的战士，弟弟孙仲美是共产党员，但他不知道我是党员，被带往营墩子据点的路上，估计会严刑逼问，我和他约定以我大哥孙兰俊和孙在学为榜样，无论如何不当孬种。到营墩子据点，关进监狱，果然敌人提审了，审我的是日寇的翻译，我按约定，只说我从东北刚回来，什么也不知道。因之被鬼子施以灭绝人性的酷刑，用绳子长时间吊在屋梁上，之后施行灌辣椒水，压杠子，火辣辣的辣椒水从口腔灌进去，就像有无数小刀在切割咽喉，痛到无法正常呼吸，进到胃里后，像被火烧一样，残忍的鬼子，又拿木杠用力压在我的肚子上，让辣椒水从我的鼻腔和口中喷出，痛如针插刀绞，呛得几乎窒息，这时我早已把生命置之度外，宁死不做孬种。孙士周也被提审，他是汉奸团长李芬田审的，但未用刑。孙士周表现也不错，这时村里托人营救，答应变卖牲畜等，把钱送给伪军团长李芬田。十余天后，营墩子敌人移到大王庄（这个地区的中心）安设据点，又把我们带到王庄据点的监狱。敌人每天出动烧杀抢掠，今天包围这个村，明天包围那个村，常常深夜出动包围村庄，天将破晓时，枪炮齐鸣，发起进攻，群众惊起逃跑时被他们围住，极尽烧杀、抢掠、奸淫之能事。我们在监狱中听到白石泉子和东坡子村被抓的人讲述日寇在这两个村的野蛮兽行，日寇对这两个村，都是半夜包围，破晓时攻进村内，人们有的连衣服未及穿上，被敌人赶到大街上集合，严寒的冬天，用凉水往人群中扑头盖顶地泼，把有些人往火堆中扔，爬出来再用刺刀挑着扔进去，在大庭广众面前奸污妇女，听之令人发指。我们二人被关了近二十天，由村里花钱买通了翻译和伪团长，才放了我们。”　

　　穿行在枪林弹雨中的邮路

　　后来形势更加严峻。沂东县成了敌占区，碉堡像毒瘤般布满道路两旁，封锁墙高达丈余。党组织挑了些身体好、觉悟高、精干的同志，组建武装交通队，由父亲担任队长。给他们配备了步枪，打出新的邮路，以保证党的文件、政令的传递。他们白天藏在山洞里，夜里像狸猫般穿梭在敌人的火力网间。父亲的老上级赵志刚局长，后来的邮电部副部长，给父亲写的亲笔信中说：“不管环境恶化到什么程度，都要保证邮路的畅通。”这句话，父亲牢牢地刻在心上，用生命去践行着对组织的承诺。

　　他带领的武装交通队，成了敌人眼里的“幽灵”。有时刚躲过岗楼的探照灯，又撞见巡逻的伪军；有时在封锁沟里匍匐半夜，天亮才发现离目的地还有十里；最险的一次，他们在玉米地里被包围，硬是凭着对地形的熟悉，抱着文件滚下陡坡，钻进密林。父亲说，那时最怕的不是子弹，是文件有闪失——“人在文件在”，是战邮人刻在骨子里的规矩。

　　那些年，他们送过多少报纸，护过多少干部，运过多少物资？没人说得清。但《大众日报》记载的那次“闯敌占区送报”，成了我心中最鲜活的画面。

　　父亲有着惊人的记忆力，在父亲的文章中，讲述了当年艰苦险恶的历史环境，讲述了许多和他一样奋战在红色战邮战线上的战友，他清楚地记得当年党的各级政府机关的组织机构设置，记得历年更替的各部门负责人和所有成员的姓名，记得那些年和他并肩作战的每一个同志的名字，记得他们完成任务的每一个细节，记得他们交通线的每一个村落和联系点，以及其他交通线联系人的名字。但文章中却很少提及自己，正如他一生中的优秀品质和对我们的教诲，高调做事，低调做人……

　　父亲回忆：“当时工作是艰苦的。通常是一夜数迁住地，有时露宿山头；环境恶化时，即到距据点较近的村子，住到地主家里，要他保证安全。对比较猖狂的据点敌人，我主力部队过来时，就要求部队打打敌人的威风。例如我鲁中老四团就攻打过珍珠山和营墩子的敌据点，之后这两个据点的敌人就老实多了。

　　“当时的任务是很艰巨的。县、区机关都在敌区分散隐蔽活动，流动性很大，没有固定住地。敌人活动频繁，更增加了通信战士的困难。但同志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尽一切努力完成任务。　秘密交通员王士贤同志才十五、六岁，人虽小但异常聪明。他父亲是蔡家驼风头村支部书记，担任秘密战线交通工作，每次往返都得过封锁线，要冒很大风险。他父亲就利用小王机警灵活，大胆沉着的特点，让他化装成卖烧饼、卖杏，卖桃和花生、瓜子等形式，把文件放在筐底下，上面装满瓜果等食物，每到据点或哨卡前，他就大大方方的走到敌人面前，要其验看并主动请他们吃瓜果。就这样骗过敌人，出色地完成通信任务。一九四三年夏季，党的通信事业，连续遭到叛徒刘方成、刘长福的破坏。邮务员董子华同志，被刘方成俘获。秘密交通员王士贤同志被刘方成跟踪也被捕，他们把这两个同志送到沂水城日寇特务机关“红部”请功，党的交通工作中断。在这样情况下，我临危受命，根据工委指示首先恢复秘密交通线和营救被捕同志。鉴于从神墩到蔡家驼路线已为敌人察觉，必须改变路线。改在哪里稳妥？经多次研究，认为由北神墩过河向正东，出敌意外，在距封锁线东侧二、三里路的城子庄，建立了一个秘密交通站，西联系神墩，东联系县局，这样既可掌握公路上敌人活动的情况，随时变换活动方式，又可大大缩短路程，于工作有利。这一方案经工委批准。我又到永太区和分区委书记姚明同志研究落实。北神墩秘交站仍由该村支部书记高乃富同志兼任；城子庄由党员李锡九担任。当晚我过公路到城子庄找到村支部的刘振乾，传达了姚明同志的意见，他找来李锡九同志，我当面交代了任务和要求，交代了必须遵守的纪律和注意事项。从此又恢复了秘密交通线，直到沂东全境解放，才完成了历史使命。对被捕同志的营救工作，主要依靠工委敌工部通过内部关系进行的。经过半年多努力，把董、王二同志营救出来。这两个同志在狱中虽然受尽残酷的折磨，但始终不向敌人屈服。根据工作需要，吸收曹明武、李锡田、孙成贵等同志担任交通员，王士进任收发员，工作逐步开展起来。总局规定，干线实行风雨无阻，昼夜不停，迅速准确、安全、保密的传递邮件。各区邮务员还要担负组织各村读报和成立读报组的任务。

　　一九四五年五月，日寇不甘心失败，又作最后的挣扎，拚凑重兵对我沂蒙山区扫荡。为保证反扫荡中完成通讯任务，县局进行了认真部署。薛允富、高乃富同志随干线站活动。保证完成干线通讯任务，我坐镇县局组织全县通讯工作。面对新同志占多数，都是第一次在反扫荡中坚持工作的情况，县局重点抓了革命气节教育，要求大家经受考验，保证“人在文件在”，要坚守阵地，在严重困难情况下，出色地完成任务。党支部，党小组分别开会，个别谈话，针对每个同志的具体情况提出具体要求。经过深入的思想工作，大家斗志很旺，积极投入了反扫荡斗争。干线站交通员董玉安，李德荣，刚参加工作，但在反扫荡中表现出色。一次小董和小李用一匹骡子驮着邮件赴二专区局，到达规定接头地点，没有人接邮件，进而发现二专区驻地已被日寇占领，正在抢掠。他们便沉着机警地躲到一个山谷里隐蔽起来。以后发现周围村予也被日寇占领，进退之路已经断绝。他们为了文件安全，忍饥挨饿和日军周旋了三天三夜后，安全地把邮件带回站上。三天来县局和站上的同志们焦灼不安，都认为他二人凶多吉少，当见到他们安全归来，无不高兴万分。站上和县局表扬了他们，并号召同志们学习他们的勇敢精神。全局同志都以他们为榜样，投入了反扫荡斗争，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忠孝不能两全

　　父亲回忆：“一次，敌人企图合击消灭我沂东县、区机关及武工队、武交队等力量。县、区机关事前得到情报，均已转移到沂河以西、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可是武交队却不能这样，还必须等着接收邮件。因此我带着战斗力较强的十个同志在大碌碡沟等接邮件。深夜接到邮件，但次日凌晨就发现村后山头被敌占领，这时我带着十个同志向西边撤退，当撤到龙角庄子以北时，发现西边泥泉官庄的群众纷纷向东跑来，南边小王庄和龙角庄子的群众向北涌来。经过观察，原来西路敌人已进了小王庄，北边湖头方向也传来枪声。我们已处在四面合击的形势之中。经过分析，必须趁混乱形势，撤向黑牛石东岭，然后再根据情况决定行止。于是通知大家不要暴露自己，分散冲向黑牛石东岭集合。大家按照通知迅速奔向西边岭头，在岭上举目一望，西边黑牛石、曹家宅子、北边的湖头，东北的董家岭、西南的白石泉子等村都有敌人，四周村庄浓烟四起，鸡飞狗叫。根据情况，我将队员分为三组，要求敌人不到跟前，不能轻举妄动。但每人都要准备在不得已时，同敌人以死相拼，决不当俘虏。敌人在各村一直折腾到下午四点钟，陆续回到据点。我们一天未进饮食，饥饿万分。我便带着大家到了南岭沟头村。首先安排队员吃饭，然后回家看望父母双亲。不料父亲因敌人追捕惊吓成病，已近垂危，安放在‘宁床’上。母亲见我此时回家，不但不高兴，反而责怪我不该在这种情况下不带同志转移，反而回家看望。当我看望父亲时，武交队的同志也来看望。我父亲是雇工出身，时年五十七岁，虽病危但神志尚清醒，他看到我和队员，同样埋怨我，说如果同志们受到损失，你怎么向组织交代？严令我尽快转移。我们经过研究，当夜越过封锁线，渡过沂河，住到沂南县东平区的大成庄。第三天捅回沂东时，我的父亲已与世长辞了。”

　　战友情、兄弟情、同志情

　　父亲在文中提到的赵志刚、王士进、高乃富、董子安叔叔，我都见过，但却是第一次知道了他们和父亲几十年的深情厚谊源自于他们在抗战时期结下的生死之交。

　　还记得我第一次见到王士进叔叔，是受爸爸委托，前去西安探望王叔叔。见到王叔叔，只见他个子不高，说话幽默风趣，笑起来，眼神中还透着一股俏皮，是位性格和爸爸截然不同的叔叔。从他那里我才得知，他和爸爸失去联系几十年了，重新联系上，却是得益于那场特殊的运动，当时王士进叔叔在公安战线的一个单位担任领导工作，自然要被造反派审查，从档案中，查到了我的父亲，经过许多周折，居然找到了我的父亲，而我的父亲当时已经被专政，没有行动自由。王叔叔说，据外调人员回来谈到我的父亲，说那个走资派身受管制，还挺厉害，当他们刚说出王士进的名字，我父亲为之一惊，连忙厉声追问道，你们说的是谁？确认是王士进叔叔后，我父亲反客为主地盘问起了他们，向他们了解王士进叔叔的一切情况，还要了联系方式。说我们倒好像成了审问对象。还说父亲斩钉截铁地告诉他们，王士进根红苗正，父亲就是老地下党员，他从小参加革命，是个红小鬼，战争年代机智灵活、对党忠诚、坚贞不屈，完成了许多艰巨的任务，没有任何历史问题。王叔叔说，因此他没有受到迫害，这在当时是很少有的。我后来和爸爸谈起这一切，爸爸笑着说，这个小机灵鬼，从小跟着我和敌人周旋，那时真是提着脑袋干革命，我们一同钻青纱帐，一同打鬼子，生死在一起。爸爸的眼睛发亮，嘴角上扬，对王叔叔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高乃富叔叔一直和爸爸保持着密切联系，他在南京工作，每次来北京，都来看望我们一家，1965年，高叔叔结束在北京邮电学院2年的学习生活，我们两家人曾一同到北海公园游玩，还一起到西单的一个饭馆聚餐，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董玉安叔叔，则是父亲到成都工作的那几年我见到的，董叔叔在四川雅安邮电部门工作，父亲那时调省局工作，董叔叔经常来到我家，他个子较高，话语不多，总是安静地坐在那里，听爸爸说话，但一看就是和父亲亲密无间的老同志。他的爱人和女儿、儿子也都来我家看望父亲。

　　改革开放后，爸爸带我去看望赵志刚伯伯，他也和爸爸一样，乡音未改，和蔼可亲，完全看不出曾是一位叱咤疆场的山东战邮创始人，他仍然保持着老革命的本色，家里陈设简朴得还不如普通工人家庭。

　　从爸爸的文章中我才知道这几位叔叔伯伯和爸爸是几十年风雨与共、肝胆相照的老同志，是刀山火海并肩作战打鬼子的老战友，是最值得信赖和生死相托的上下级，是同舟共济、骨肉相连的过命兄弟。战友情、兄弟情、同志情铸就了他们一生牢不可破的友谊，深厚的情谊一直延续了一生。现在，他们一定在天堂相会了，他们为革命奋斗了一辈子，终于有时间聚在一起，共同回忆那段在战火中共同战斗的岁月了。

　　钢铁誓言与血肉丰碑

　　山东战邮后来荣立集体功，淮海战役中又受上级表扬。可这些荣誉背后，是无数不为人知的牺牲。我曾在史料里看到，有的邮工为了保护文件，把襁褓里的孩子交给老乡，自己引开敌人；有的交通员被打断腿，爬着把情报送到目的地；有的女同志为了不暴露行踪，眼睁睁看着怀里的婴儿饿死。

　　468个名字，或许大多没留下照片，没留下事迹，但正是这些牺牲的战友，与父亲这样的幸存者一起，用血肉之躯搭起了贯通党中央的通信血脉。把党的声音，种进每一寸被敌人蹂躏的土地；把抗战的信心，播种在每一个爱国者的心里。

　　父亲在邮电系统工作了二十多年，从县到省，从华东到邮电部，岗位在变，但那份“使命必达”的信念没有变。和平年代，他依然保持着战时的作风，地震时第一个冲向灾区，冒着生命危险指挥抢修通讯设施，保证邮路通畅。被诬陷成走资派时，信守的是“宁叫一人单，不叫十人寒”，把所有事情扛下来，保护了多位同志。父亲不愧为沂蒙山的好儿郎，骨子里流淌的是沂蒙山的血脉。沂蒙山精神，被烽火焐过，被信念淬过，坚强无比。

　　骨血里的忠贞　从未褪色的信仰

　　父亲去世后，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为父亲写下这样的悼词：“孙欣普同志始终不渝地坚信共产主义，坚决跟党走，为党的事业积极努力地工作。解放前，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中，他始终热爱并努力为党的邮电事业而奋斗。1941年10月日本鬼子大扫荡时，他和群众一起不幸被捕，英勇不屈。被营救后，他很快与党接上了联系，又斗志昂扬地投入党的工作中。1947年任县邮电局局长期间，在自卫战争中他不怕牺牲，积极工作，邮运工作成绩显著，荣立了一等功……

　　孙欣普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是勤勤恳恳为党工作的一生，是清正廉洁、无私奉献的一生。孙欣普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是对父亲一生的最好总结，也是对父亲的最好告慰。

　　“烽火HOME”网站上6个打不开的标题像　6个未完成的故事。我已不再遗憾——父亲的故事，早已写在沂蒙山的风里，写在《大众日报》的字里，写在那些被他守护过的邮路里。那些战邮先辈的故事，也早已融进这片土地的记忆，他们走过的山路，如今通了高铁；他们守护的家园，早已炊烟袅袅；他们用生命捍卫的真理，将世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