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具有十分高明的驭下之术，他善于用人之长，对将领采取“功不抵过、过可补功”的态度，严惩那些畏战者。同时他妥善处理同匈奴的关系，巩固其统治地位。《资治通鉴》卷二十记载了汉武帝对待下属的一些事件以及妥善地处理遇到的外交问题。原文如下：

初，东越王馀善上书，请以卒八千人从楼船击吕嘉；兵至揭扬，以海风波为解，不行，持两端，阴使南越。及汉破番禺，不至。杨仆上书愿便引兵击东越；上以士卒劳倦，不许，令诸校屯豫章、梅岭以待命。馀善闻楼船请诛之，汉兵临境，乃遂反，发兵距汉道，号将军驺力等为吞汉将军，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汉三校尉。是时，汉使大农张成、故山州侯齿将屯，弗敢击，却就便处，皆坐畏懦诛。馀善自称武帝。

上欲复使杨仆将，为其伐前劳，以书敕责之曰：“将军之功独有先破石门、寻峡，非有斩将搴旗之实也，乌足以骄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为虏，掘死人以为获，是一过也；使建德、吕嘉得以东越为援，是二过也；士卒暴露连岁，将军不念其勤劳，而请乘传行塞，因用归家，怀银、黄，垂三组，夸乡里，是三过也；失期内顾，以道恶为解，是四过也；问君蜀刀价而阳不知，挟伪干君，是五过也。受诏不至兰池，明日又不对。假令将军之吏，问之不对，令之不从，其罪何如？推此心在外，江海之间可得信乎？今东越深入，将军能率众以掩过不？”仆惶恐对曰：“愿尽死赎罪！”上乃遣横海将军韩说出句章，浮海从东方往；楼船将军杨仆出武林，中尉王温舒出梅岭，以越侯为戈船、下濑将军，出若邪、白沙，以击东越。

博望侯既以通西域尊贵，其吏士争上书言外国奇怪利害求使。天子为其绝远，非人所乐旆，听其言，予节，募吏民，毋问所从来，为具备人众遣之，以广其道。来还，不能毋侵盗币物及使失指，天子为其习之，辄覆按致重罪，以激怒令赎，复求使，使端无穷，而轻犯法。其吏卒亦辄复盛推外国所有，言大者予节，言小者为副，故妄言无行之徒皆争效之。其使皆贫人子，私县官赍物，欲贱市以私其利。外国亦厌汉使，人人有言轻重，度汉兵远不能至，而禁其食物以苦汉使。汉使乏绝，积怨至相攻击。而楼兰、车师，小国当空道，攻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又时遮击之。使者争言西域皆有城邑，兵弱易击。于是天子遣浮沮将军公孙贺将万五千骑，出九原二千馀里，至浮沮井而还；匈河将军赵破奴将万馀骑出令居数千里，至匈河水而还；以斥逐匈奴，不使遮汉使，皆不见匈奴一人。乃分武威、酒泉地置张掖、敦煌郡，徙民以实之。

是岁，齐相卜式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乃言：“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器，苦恶价贵，或强令民买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贵。”上由是不悦卜式。

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是，起初，东越王馀善上奏，请求率领八千士兵跟随楼船将军杨仆攻打吕嘉。但军队到达揭扬后，他以海上风浪大为由停滞不前，持观望态度，还暗中派使者与南越勾结。等到汉军攻破番禺，他始终没来接应。杨仆上书请求趁机领兵进攻东越，汉武帝因士兵疲惫，没有批准，只命令各部队屯驻在豫章、梅岭等待命令。馀善听说杨仆请求讨伐自己，且汉军已逼近边境，就起兵反叛，派兵阻断汉军通道，封驺力等人为“吞汉将军”，率军攻入白沙、武林、梅岭，杀死汉军三名校尉。当时，汉朝使者大农令张成、原山州侯刘齿正率军屯驻，却不敢出击，反而退到安全地带，最终都因畏缩怯懦被处死。馀善还自称“武帝”。

汉武帝想再次派杨仆率军出征，但鉴于他之前的表现，先写信斥责他：“将军的功劳只有先攻破石门、寻峡，并无斩将夺旗的实际战功，有什么可骄傲的！之前攻破番禺，把投降的人当作俘虏，把死人挖出来当作战果，这是第一错；让建德、吕嘉得以借助东越作为外援，这是第二错；士兵连年在外风餐露宿，将军不体恤他们的辛劳，却请求乘坐驿车巡视边塞，趁机回家，带着银印、金印，挂着三组印绶在乡里夸耀，这是第三错；错过期限却只顾自家，以道路不好为借口，这是第四错；问你蜀地刀具的价格，你却假装不知道，心怀欺诈来对待君主，这是第五错。受诏命却不到兰池，第二天又不回应询问。如果你的下属问而不答、令而不从，该当何罪？由此推想，你在外地江海之间，能让人信任吗？如今东越入侵，将军能率领部众弥补过错吗？”杨仆惶恐回答：“愿拼死赎罪！”汉武帝于是派横海将军韩说从句章出发，渡海从东方进军；楼船将军杨仆从武林出发；中尉王温舒从梅岭出发；任命越侯为戈船将军、下濑将军，从若邪、白沙出发，共同攻打东越。

博望侯张骞因通西域而尊贵后，他的下属官吏和士兵争相上书，谈论外国的奇闻异事和利害关系，请求出使。汉武帝因西域路途遥远，没人愿意前往，便听从他们的请求，授予符节，招募官吏百姓作为使者，不追究他们的出身，为他们配备人员后派往西域，以拓宽通西域的道路。这些使者返回后，难免有侵占盗窃朝廷财物、违背出使旨意的行为。汉武帝因他们熟悉西域情况，常常审讯后定为重罪，再激怒他们让其赎罪，然后再次派他们出使。这样一来，出使的名目不断，他们也轻易触犯法律。这些使者大多是穷人子弟，私下挪用朝廷赠送外国的财物，想低价卖出谋取私利。外国也厌烦汉朝使者，认为他们言辞轻重不一，又估计汉军路途遥远无法到达，就断绝他们的食物，让他们陷入困境。汉朝使者物资匮乏，积怨之下甚至相互攻击。而楼兰、车师等小国地处交通要道，尤其喜欢攻打王恢等汉朝使者；匈奴的奇兵也时常拦截袭击使者。使者们争相报告，说西域各国都有城邑，兵力薄弱容易攻打。于是汉武帝派浮沮将军公孙贺率领一万五千骑兵，从九原出发，前进两千多里，到浮沮井后返回；匈河将军赵破奴率领一万多骑兵从令居出发，前进数千里，到匈河水后返回。这两次出兵是为了驱逐匈奴，不让他们拦截汉朝使者，但最终都没遇到一个匈奴人。之后，朝廷从武威、酒泉两郡分出部分土地设置张掖、敦煌郡，迁徙百姓充实这两个郡。

这一年，齐相卜式升任御史大夫。卜式上任后，就上奏说：“各郡、国大多觉得朝廷经营盐铁不便，盐铁质量差、价格高，有的地方还强迫百姓购买；而且船只征税后，商人减少，物价上涨。”汉武帝因此对卜式感到不满。

我们阅读这段文字，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的道理。首先，处事需坚守立场，不可投机。东越王馀善首鼠两端，既答应助汉又暗中通敌，最终因反叛被讨伐；张成、刘齿畏战退缩，落得被处死的下场。这说明立场摇摆、逃避责任终将自食恶果。其次，赏罚分明，功过必较。汉武帝既斥责杨仆过往的过失，又给其赎罪机会，体现对将领“功不抵过、过可补功”的态度；对畏战者严惩，对愿赎罪者复用，彰显治理中“严明纪律”与“留有余地”的结合。第三，妥善处理外交与利益的复杂关联。汉朝使者为私利滥用职权，外国因厌烦而抵制，反映出外交中“利益驱动”与“信誉维护”的矛盾。朝廷为通西域不得不容忍使者过错，却也埋下外交隐患，说明开拓事业常伴随妥协与风险。第四，直言需合时宜，为政忌脱离实际。卜式虽指出盐铁专营和征税的问题，但这些政策是汉武帝巩固集权、支撑边疆的重要手段，他的进言与朝廷整体战略冲突，最终引发不满。这表明建言需兼顾现实需求，为政者需平衡民生与大局。

二〇二五年七月二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