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泽东选集》中，有两位外国记者的名字出现在标题，若仅限抗日战争阶段，唯有第二卷的《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贝特兰其实是新西兰人，为何被称为英国记者？当时，他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海伦·斯诺夫妇、史沫特莱在一起，为何入“选”的会是他？

　　一、其人其事见真性

　　贝特兰最初的中文译名是詹姆斯·勃脱兰，生于新西兰奥克兰的一个牧师家庭，1932年以文学硕士考入牛津大学并加入英国工党，曾一度在《泰晤士报》任职，因获罗德奖学金先后游学德国、意大利、苏联，顺之于1936年1月抵达中国入学燕京大学，师从在该校任教的斯诺，并结识斯诺夫人海伦。

　　海伦在《我在中国的岁月》（1986.9中国新闻出版社）一书写道：“吉姆（贝特兰）很诱人——高大、强壮、活跃、英俊，长着满头卷发和一张苏格兰英国人的面孔，文静，有教养，缺乏自信，和蔼可亲；虽然温情脉脉，但完全自制有度。”

　　实际上，海伦对贝特兰的好感已被斯诺察觉，她在该书写道：“如果我同吉姆一起去旅游，仅只因为一起露面这件事，埃德（斯诺）也一定会大发雷霆。”这是1936年，跃进到1945年，海伦写道：“到了一九四五年，我才收到他（贝特兰）一张便条，是他刚一登上接运释放战俘的美国轮船上写的。”

　　贝特兰成为日军俘虏是在1941年，只因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同时攻打香港，正在为宋庆龄所创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的前身）工作的贝特兰，首先协助宋庆龄、宋霭龄登上最后一架航班撤离，数小时后启德机场被日军占领，然后，他自愿履行英联邦人的义务参战。

　　在《在中国的岁月》（1993.12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一书，贝特兰写道：“在赤柱，从12月20日起，我们日夜守卫在岗位上。”期间，作为机枪射手的他明确击中一名手执军刀的日本军官，但仍于圣诞节奉命投降；在战俘营，他以所携《百老汇英诗集》为课本，召集组成一个四人爱诗小组（战俘营禁止四人以上聚会），而在他的冒险经历中总会有诗集伴随。

　　1943年12月，贝特兰与3名曾有媒体经历的战俘被押运到日本，接受日本陆军新闻局及《朝日新闻》专员的逐一谈话。早于1937年“七七事变”时，贝特兰正在日本游历，对方知道此事，也知道他与昭和皇后的表兄弟是牛津大学同学并同住一处，进而劝说他为日本新闻机构服务。

　　贝特兰记道：“有为数不多的一群盟国的前军人不是同其他的战俘住在一起，而是住在这里，给日本的报刊写东西，编写定期的英语广播节目和音乐节目，给臭名远扬的‘东京玫瑰’提供新闻稿件。”

　　此前，贝特兰四人已猜到将要面对的处境，相互约定的对策是“拖”，结果便是继续在战俘营做苦工，直至战后获释。

　　综上所述，可见其惹眼的个人魅力、扎实的文字训练、丰富的个人阅历、落实的中国情结、明确的新闻底线、坚定的反法西斯信念，以及超人的冒险精神，后者更体现于他勇闯“西安事变”中的西安。

　　二、勇闯西安露锋芒

　　1936年12月，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后的第四天，贝特兰、美国合众社记者麦克？费希尔以及一位神秘的周先生登上西行列车，直到在太原停留寻找穿越封锁线的途径，才知所谓的“周先生”，竟然是事变的策划者之一、张学良的副官兼机要秘书苗剑秋（事变前公开谴责蒋介石被通缉后化名苗凤山潜入北平），结果麦克？费希尔知难而退，贝特兰决定陪同苗剑秋继续前行。

　　其实，贝特兰至少在撰写《中国的第一幕——西安事变秘闻》（2007.12陕西人民出版社），乃至后来的《在中国的岁月》书稿时，并不知道苗剑秋最初找到斯诺夫妇，以寻求帮助尽快回到西安，但斯诺忙于整理《西行漫记》书稿，海伦便提议由贝特兰代行，并被她记入《我在中国的岁月》一书。当时，因事关重大未告知实情也未引荐，使得贝特兰以为“周先生”是一位中国朋友介绍给他当向导，实际正好相反，苗剑秋寻求与外国人同行的目的是减少被盘查抓捕的风险。

　　正是因为海伦的提议，斯诺同意贝特兰作为他的特约通讯员出访西安，当时斯诺是伦敦《每日先驱报》驻中国记者，加之贝特兰所称“我与《泰晤士报》还有一点关系”，且是货真价实的英联邦人，因此，他为通行便利的公开身份是英国记者，然而实际效果并不大，乃至在黄河渡口被守军拦堵三天，只能靠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排解烦恼，最终由于他的坚持使得守军无法获取行人的贿赂，才得以冒险徒步穿越封冻的黄河，这天正是圣诞节，也意味着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飞离西安。

　　事变后的西安更加危险，除了南京方面继续向东北军施压并重金挑动兵变，东北军内部也因意见不合而剑拔弩张，乃至后来苗剑秋等少壮派发动“二二事件”，击杀了被视为妥协派的第67军军长王以哲等人。

　　贝特兰知道继续前行的危险之处，尤其是与自称“苗疯子”的苗剑秋同行，且要穿过杨虎城辖下公开不配合事变的冯钦哉防区。贝特兰在《中国的第一幕》一书写道：“正是这位冯钦哉的倾向态度，才使得我们一路上担惊受怕，焦虑不安。”不过，他仍决定前往西安，最终达成“在两个多月的封锁期内，本人有幸成为唯一抵达西安的外国记者。”

　　请注意是“唯一抵达”，有权威媒体乃至学者认定贝特兰是唯一在西安报道“西安事变”的外国记者，实为误读——首先，贝特兰是在事变后第三天抵达西安，他的相关报道属于追访；其次，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早在事变前就在西安，甚至因为蒋介石的到来，她不得不搬离华清池入驻城内的西京宾馆。

　　西京宾馆是外国游客的首选住处，贝特兰自然就与史沫特莱相见了，但后者直截了当地问：“你怎么到这里来的？你是英国间谍吗？”贝特兰此前通过作品及耳闻对史沫特莱有所了解，他连忙提及彼此熟悉的人包括斯诺，并邀请她一起随同孙铭九走访蒋介石的“落难处”，才让两人的初次见面不至于太尴尬。

　　孙铭九是抓捕蒋介石的执行者，与苗剑秋、应德田一同被视为策动事变的“三个火枪手”。正是基于“三个火枪手”尤其苗剑秋的信任，让史沫特莱对贝特兰有了改观，甚至邀请他一同提着急救箱去救治获释的女红军及红小鬼，直至相互合作通过电台对外广播。

　　要知道，事变虽已结束，但余波未平，关切在华利益的各国包括共产国际仍在紧盯西安的动向，南京方面则严密封锁新闻渠道，导致各种谣传极有可能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史沫特莱、贝特兰、王安娜（德国籍，王炳南夫人）的外语广播就成为唯一以示正听的消息源。

　　由于史沫特莱闻名于世的左派背景且嗓音辨识度很高，其所播报的内容较难被西方采信，因此，官方声明之类的工作就落在贝特兰身上，但仍要故意改变语音、语调。在多年后，他通过英国档案得知，当时所有驻华大使馆在密切收听他们的广播，甚至对他做出评价：“这位男性播音员显然是一个俄国人，因为他采取莫斯科英语新闻节目的风格。他们模仿英国广播公司海外节目的口音，但模仿得不到家。”

　　显然那位分析师先入为主了，因为史沫特莱、贝特兰均不想被认为与苏联有牵连，但并不妨碍他们接触中国红军的热切，史沫特莱甚至直奔三原县的红军驻地转而去往延安，她此前曾采访过一些潜入敌占区的红军干部，此行则是首次深入红军部队之中。

　　三、寻找红军初相见

　　史沫特莱去往延安的公开理由是获得好友丁玲的邀请，贝特兰的最佳介绍人斯诺却在北平一时无法联络，他无奈只能带着翻译骑自行车去寻找红军，辗转一番还真被他找到了。

　　“我们受到这支部队的指挥者，一位身穿黑色制服、约摸30岁出头的年轻政委的欢迎。”贝特兰在《中国的第一幕》中写道，“我统计了一下，其他人的平均年龄大约是17岁。他们中大多数人身上最干净的东西，便是自己的左轮手枪，而且全都显得生气勃勃，目光坚毅镇定，使你一下子便可把他们从与其同龄的中国其他军队的人员中辨别出来。”

　　政委得知他是来自英国的记者，开口便说：“那好，你可以给我们谈欧洲政治。”

　　贝特兰在书中记道：“一个又一个的问题纷至沓来。西班牙最近有什么消息？英国和法国对法西斯主义的武装干涉出面调停了吗？英国会不会加入《法苏条约》？美国的劳工运动情况如何？英国人民听没听说过中国的统一战线？”

　　这些问题不仅让贝特兰“闻之而大为惊异”，对于如今的我们想必也会大为惊异，只因“土八路”的刻板印象太深刻了，实际反而不符历史事实。

　　那天，贝特兰高兴地接受政委的宴请，但落座在摆满核桃、糖果、乡村美食的桌前，“我注意到，他也和其他那些或聚集在炕上，或围绕在屋那头的一只大铁锅旁的战士一样，吃的只是杂粮面、稀饭和麦饼。”贝特兰如此记述。

　　在晚睡前，贝特兰开始反向追问政委，包括土地、阶级、宗教、贸易等相关政策的变化，以及对仍有可能发生内战的看法。其实，“西安的共产党发言人”已经解答过相关问题，他只是想从红军普通官兵口中予以印证，结论是“这番话是对我们已熟悉的那种政策的更具体说明。”据此，可知延安的战略方针已贯彻到红军基层并融会贯通，也可知贝特兰对新闻工作的认真严谨，以及不辞辛苦不惧风险。

　　贝特兰还问：“对你们所遇到的乡下人，你们都讲些什么呢？光讲西安事变的‘八点纲领’够吗？”

　　“不，这当然不够。”政委答道“……我们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只有使人民得到某些权力和保障，这种统一战线才能够建立起来。”

　　稍早也就是白天，有红军战士曾向贝特兰提问：“英国人民听没听说过中国的统一战线？”

　　九个月后，贝特兰成为第一个向世界传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解——《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的核心内容的外国记者。

　　不过，仍需按时间线行文。正史将“西安事变”的截止时间定在释放蒋介石的1936年12月25日，实际各方仍在角力，直至发生东北军内斗的“二二事件”，贝特兰有记“西安城内的人们第一次感到真正的恐慌和不安”；两天后的1937年2月4日，中央军顺势进驻西安才正式宣告平息，贝特兰一直坚守到2月8日离开。

　　四、历史关头四选一

　　贝特兰从西安回到北平续接燕京大学的学业，同时，协助斯诺整理《西行漫记》书稿，协助海伦创办《民主》杂志，创刊号发表了斯诺有关红军的报道、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文章，还有海伦的评述。

　　海伦在《我在中国的岁月》一书追记：“在人类历史上，民主有过不同的面孔和许多化身……在当时的中国，则意味着或动员人民抗日，或准许人民起来抗日。可是蒋介石太虚弱、太恐惧，不会准许这样的事情。”其实，这正是国共两党解读与落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本质不同，也是国民党无论怎样努力也无法真正发动群众的根源之处，据此，再看《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便可理解重点与重要所在了。

　　1937年4月，海伦出发去往延安。

　　其实，去年9月海伦曾有过一次机会，那时斯诺正在延安采访，他委托王林（1975年～1979年任西安市委书记并接待访华的海伦）到北平迎接海伦，被她记为“我见到的第一位红军的秘密信使”。然而，在抵达事变前夕的西安时，因国民党特务异常活跃四处抓捕，红军驻西安的唯一联络员刘鼎担心海伦的安全，以及若引发对斯诺的注意会被没收采访笔记与胶卷，所以劝说她返回北平。

　　就在海伦犹豫不决时，张学良主动发出愿意接受采访的邀请，时间在1936年10月3日，出面迎接的正是策动事变的“三个火枪手”之一、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

　　“少帅的回答同蒋介石的政策显然是背道而驰的。”海伦记道。可是，常驻西安的南京媒体发出混淆视听的新闻，而西安电报局拒绝拍发海伦的电讯稿，因此她紧急启程返回北平，将采访稿发给伦敦《每日先驱报》，随后，美国合众社、《密勒氏评论报》《华北星报》等予以转发。“差点儿引起一次早产的西安事变。”海伦记道。

　　海伦二次抵达西安时，已是国民党特务的重点关注对象，她不得不趁夜翻出宾馆窗户，在美孚石油公司驻西安办事处主任肯姆普敦的护送下，才抵达红军驻三原县办事处。她的这次“出逃”，导致两名监视者因失职入狱半年，肯姆普敦则被公司调离。多年后的麦卡锡时期，美国联邦调查局派员向海伦盘问肯姆普敦是否有叛国行为，线索依据是她以笔名尼姆·威尔斯所著《红色中国内幕》（中文版《续西行漫记》）一书。

　　对于《续西行漫记》无需赘述，只说在延安，海伦遇到唯三的西方人——共产国际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美国医生马海德，美国记者史沫特莱。五个月后，也就是1937年“七七事变”后的9月，海伦与史沫特莱一同离开延安去往西安。

　　几乎同时，斯诺、贝特兰从北平赶往西安，随行有两位不具名的共产党干部，还有一位神秘女士。贝特兰在《在中国的岁月》一书写道：“她是邓颖超，周恩来的夫人——也许，在整个中国，日本宪兵队最想抓到的妇女就是她了。”此前，她在北平治疗肺结核却受困于“七七事变”，斯诺、贝特兰便成为最佳护送者，给他们预定车票的是时任美国合众社记者、自幼生活在中国的波兰人爱波斯坦。

　　入住西京宾馆时，经理认出贝特兰问：“你是来见史沫特莱小姐的吗？”贝特兰惊讶地反问：“她在这里吗？”随即想到与史沫特莱同在延安的海伦，“斯诺夫人呢？”

　　斯诺这才知海伦刚离开，随即拍发电报到潼关站请求截留，应该是没有写清或理解有误，结果海伦被强行押下火车带到宾馆，斯诺已提前致电潼关宾馆，第二天海伦返回西安会合。

　　至此，必将载入中国新闻及至抗战史册的4名外国记者齐聚西安。

　　先说史沫特莱，她到西安的主要目的是治疗骑马摔伤的脊背，经检查并不严重，随即去追赶上月东渡黄河的八路军总部，成为唯一的外国随军记者，后参与接待第一个外国官方代表、美军观察员埃文斯·卡尔逊。

　　再说斯诺、海伦，前者接到《每日先驱报》的指令，要尽快赶往上海报道举世瞩目的淞沪会战；后者刚离开延安，要尽快整理采访笔记与胶卷。不久后，两人与路易·艾黎发起旨在支援抗战且影响至今的工业合作社运动，简称“工合”音译“Gung Ho”。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埃文斯·卡尔逊将“Gung Ho”带入美国海军陆战队，成为其麾下第二突袭营的核心精神及攻打日军的冲锋口号，以至被好莱坞于1943年拍成电影《Gung Ho！》。

　　美国学者伯纳德·托马斯在《冒险的岁月：埃德加·斯诺在中国》（1999.7世界知识出版社）一书写道：“在他（卡尔逊）看来，Gung Ho代表了他从共产党八路军的身上和中国工合运动中所看到的同心协力和同甘共苦的精神。通过这一途径，Gung Ho一词进入到美国的词汇中，它表达了一种敬业态度，一种十分朴素的‘我能干这件事’的工作热情。”如今，源自中文的Gung Ho已被收入《牛津英语字典》并被广泛应用。

　　最后便是贝特兰了，他接到延安方面的正式邀请，正是在平型关大捷的那一天。

　　五、抗日救国立纲领

　　贝特兰抵达延安的第二天，被邀请出席抗日军政大学的毕业典礼。

　　“一个高大的、背微微有些弯的人站起来，向我伸出手。我看着他那褪色的蓝布帽檐下敏锐地皱起来的眼睛。‘毛主席’年轻的外事政委介绍说。”

　　贝特兰如此回忆首次见到毛泽东，并在《在中国的岁月》一书中，堪称大篇幅记述当天见到的两个小细节。

　　其一，“他站起来向学员演说时，没有呼喊口号，也没有用第一、第二、第三来列举他的论点，不是作那种煞似旧式牧师说教般的很费力气的中国式政治演说。他用浓厚的湖南口音轻松地讲话，生动地运用农民的幽默和粗俗的语言——当他出人意料地讲个玩笑话时，听众会发出阵阵的笑声。”

　　其二，“在毕业典礼之后露天会餐时，他得在合作食堂一张条子上签字。他还用同一支毛笔在另一张账单上匆匆签上字，这张账单是用英文写的。”

　　英文账单是贝特兰在延安期间的生活费借据，在他也签名之后，“毛泽东慎重地把纸条叠起来，放在他上衣的口袋里。”贝特兰如此记道，毛泽东同时对他郑重其事地说：“凭此证支付中国货币拾元，100年后，如果有人索取这个账单，英国财政部也不会有那样多的钱来支付——按照中国的利率计算！”

　　就在一个月前，洛川会议正式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除了政治主张、战略布局、架构变革等，最为具体且普惠于民的是减租减息，但与之相矛盾的是抗日前线急需物资，南京政府拨发的显然不够，仍需按照历史惯常就地征集，最快且省力的办法是向操控地方的乡绅地主摊派，但后者必然会理直气壮地转嫁到农民头上，直至超量乃至超倍地明拿暗扣；若直接向农民摊派，势必陷入揭竿而起的历史规律，实际已发生国军在溃败途中明抢暗夺反被乡民围攻缴械的事情。无论怎样，这均与我军的爱民政策及至建军宗旨相悖，更会直接影响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进而言之，作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要举措的减租减息必须实行，这就需要前方将士首先勒紧裤带与民共苦，然后深入发动群众自愿支援前线。这在后来证明是抗日及至解放战争的胜利法宝，但在实行之初必然会遭遇重重难题，包括来自南京政府因猜忌（国共两党的历史斗争使然）、顾虑（国民党的阶级属性使然）乃至无所适从（国民党的旧式军队惯性使然）而产生的阻力。

　　显然，毛泽东向贝特兰提及“中国的利率”并非单指那张借据，而是在深思熟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对立统一辩证法。然而，即便当时前景并不明朗，但在刚才对抗大毕业生的讲话中，毛泽东仍然重点讲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贝特兰有记：“要记住，我们绝不要拿农民的一块红薯，如果你拿了一块，你就会想拿得更多。这是过去中国旧军队的毛病。我们必须使八路军成为模范的军队。”

　　对于“绝不要拿农民的一块红薯”，诸多外国记者包括斯诺、海伦、史沫特莱均有类似情景记述，美军观察员埃文斯？卡尔逊甚至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全文录入所著《中国的双星》一书，并据此要求其麾下的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至于贝特兰，早在采访“西安事变”初次找到红军时，他已从那名政委的行为有了深刻体会。可是，如何解决抗日前线急需与减轻农民负担之间的矛盾？

　　对此前文已有简述，后来的历史更有证明，毛泽东的对立统一辩证法行之有效，尤其有效地被八路军、新四军贯彻执行。相比而言，蒋介石无论怎样努力，包括放手有留苏经历的蒋经国搞出“赣南新政”，最终也无从摸到真谛，甚至无法复制粘贴，直至无奈败退台湾岛。

　　回到抗战之初的延安，贝特兰在《在中国的岁月》一书写道：“在此后的几个星期里，我对毛主席在他那个在黄土峭壁上开出来的宽敞的窑洞里进行了一系列的采访。”

　　在上述典型的累人的英式长句之后，贝特兰又详细描述了采访环境，以及因毛泽东不断签阅电文而被打断。“他谈的这些话后来载入了他的选集（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这些谈话署的日期是1937年10月25日。”

　　实际上，贝特兰事先“书面向他提出一长串问题”，采访时间为“几个星期里”，只是最终落下一个具体日期——意味着这是毛泽东深思熟路后的思想成果，也意味着贝特兰虽然语言不通要靠翻译，但足以领悟并用英文真实表达，同时也对毛泽东本人有了更深了解。

　　“他对政治力量对比有真正的了解，”贝特兰如此评述，“他对民主制度的运行有真正的兴趣，因为这时他正在为发展中的统一战线的中国制订他自己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内政策。毛泽东的思想对国际舞台是开放的，他对国际形势的对策是灵活的。这是蒋介石那样的头脑僵化的封建人物根本办不到的。”

　　至此，贝特兰的延安之行可以宣告圆满结束了，但对他本人而言，显然还缺少一次极限探险之旅。“他们拿不出什么物质资源，有的只是人民。为了去看看他们同人民干些什么，我获得允许到前线地区去访问。”同时，他获得一把小型勃朗宁手枪以防身，“我并没有幻想，如果遇到日本人的快速卡宾枪，我还能有什么好下场。”

　　贝特兰先至在晋南的八路军总部，自然会见到朱德、彭德怀、任弼时、左权以及史沫特莱；后赴在晋北的第120师师部，自然会见到贺龙、萧克，接着迂回穿插走访“分散的前线”，甚至“俯视日军哨兵和前哨阵地”，自然会采访当地村民、红军战士、游击队员还有日军俘虏。

　　在回到第120师师部时，贝特兰听说“装载着俄国军用物资的大量的汽车队每天通过西北陆路进入中国时，一点儿都不肯给八路军”；在重返八路军总部后，他听到“大家在臭骂委员长不给八路军分配一点儿新装备”，同时，得知白求恩及大批医疗物资即将来到中国。

　　在战时首都汉口，贝特兰遇见白求恩大夫，并将自己的旅行衣物悉数送出，不久，这些衣物随同白求恩出现在人们熟知的照片中。随后，贝特兰持周恩来的亲笔信飞赴香港面见宋庆龄，宋庆龄正在筹办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的前身），贝特兰深知八路军、新四军急需抗战物资，便留下参与起草报告和新闻公报等工作，接着飞赴美国、英国、菲律宾等募集援助，甚至远赴越南接收抗战物资并亲自押运到八路军西安办事处，直至自愿参加香港保卫战被日军关进战俘营。

　　更要知道，虽然新西兰迟至1972年才与中国建交，不过，贝特兰早在1950年就发起成立了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并于1956年、1957年、1982年和1986年四度访华，可谓名副其实的“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1993年8月24日，詹姆斯·贝特兰（James Bertram）因病逝世，享年83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