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军国主义在侵华战争中竭力利用各种反动宣传机器，大肆散布其灭亡中国的思想毒素，以期摧毁华夏儿女的抗战意志。为打破日寇的欺骗宣传，中国共产党开展了针锋相对的反敌宣传战。作为党不可或缺的喉舌，《解放日报》始终坚持建构日本士兵的“双面形象”，而这对根据地群众和日本士兵均发挥了宣传教育的功能并产生了引发两方共鸣的效果。本文以全面抗战时期《解放日报》中构建的日兵形象为研究对象，阐释形象建构的生成，探索形象建构的内涵，划清形象建构的层次，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这一建构带来的不啻于战时的深刻影响。

　　一、日兵形象建构的生成：挽大厦之将倾

　　1941年正为全面抗战之最艰难苦痛、最令人绝望之期。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和万千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创刊于此时的《解放日报》对日兵形象的建构显然有着明确的目的：挽大厦之将倾，救民族于危亡。

　　（一）把握宣传对象，叙述风格真朴

　　广大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之基，是党达成最终奋斗目标的现实依靠力量。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施行领导的主要地区是农村而非城市，主要群体是底层劳动人民而非上层精英人士。党报作为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阵线上的关键一环，其话语表述自然需要与其目标宣传对象的实际接受情况相契合。正因如此，《解放日报》在编撰文章时格外关注叙述风格，力求用语质朴流畅，从而达到通俗易懂却不简单略漏，贴近生活而不高悬于空的实际效果。

　　1943年《用事实来宣传》中指出：“……无论什么宣传，都必须首先了解群众的情绪、心理和需要……”日兵的形象建构使用了多种方法，层次丰富清晰，正是充分考虑宣传对象心理状态后做出的细密安排：中国抗击日本侵略的历史可以上溯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彼时的日本就已经利用不平等条约掳走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和经济财富。而自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法西斯又一次在中国这片昔日繁盛慨歌的广袤土地上进行了肆无忌惮地破坏。桩桩件件恶行成为横亘在中日两民族之间的血河，对于终日生活在生命威胁之惶惶中的中国劳动群众来说，想要使其在短时间内认识到日本并非强大可怖到战无不胜，认识到可以联合的“日本人民”与必须打倒的“日本军国主义”的本质区别无疑是两个不可忽视的巨大困难。面对人民群众浓重的惧日、排日情绪，《解放日报》并没有使用直白说教的办法，而是通过开辟“日本士兵自述”这一全新视角来解决以上两个问题。在1942年的《“皇军”不愿意打仗了！》一文中，刚刚脱离“皇军”的谷川君详细描述了目前日本军队的物质情况：“现在军队的给养也越来越糟糕了。从前吃的是七成大米、三成麦子，现在是米麦各半。过去每星期发两次零星饮食如酒、纸烟、点心之类，现在要一个月才发两次了。至于慰问袋，除了自己家里偶尔寄来以外，就没有了。”除此之外，谷川君还讲到士兵们人人自危，宁愿喝酒堕落也毫无斗志，甚至有人说：“多久还是不能回国，即使回国又会被征，这样倒不如索性逃到八路军去为妙。”如果说中国作者撰写的日本军队及其士兵的情况难免有疏遗或不尽客观之处，那么出自日兵之口的叙述则完美弥补了这些缺陷。在这篇短短几百字的文章中，已然可以窥见日本军队物资的窘迫状况和日本士兵因持续不断的战争而日益动摇的斗志以及对八路军的好感和向往，从而在回应了上述两个认识困难的同时也达到了比说教更好的效果。换言之，通过完整准确地记录可以考据的真人及其亲身经历的真事，《解放日报》形成了真实可靠的叙述风格——这既是新闻稿写作的基本要求，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中国人民对日兵的看法。

　　（二）明确宣传目的，叙述对象多变

　　作为党报，《解放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旗帜。这意味着其必须紧紧围绕党这一时期的中心工作来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承担起“人民教科书”的重任。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根据地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外有敌寇的疯狂“扫荡”，内有缺衣少食的经济危机。若想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彼时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就必须要实现鼓舞人心，使根据地人民能够在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坚定抗战信念这一根本目标。《解放日报》巧妙地运用了日本士兵这一叙述对象，营造了全新叙述角度，从而使对日本国情和日兵处境的描绘更为全面深刻。

　　对于日本士兵来说，他们从小生长于日本本土，又有长期在日本军队中服役的亲身经历，因此，借其之口表述当时日本国内由于战争而造成的民生凋敝和日军的败坏风气便可以达到令人信服的效果。《投诚之敌兵称日本经济困窘日深》中的日俘提到：“日本国内生活极苦……屋顶上的洋铁片也不准再用了，代替他的就是用草盖屋，其他的一切金属用品，只要是可以代替的，都改用硬橡皮代替了。尤其是要连一些有名的铜佛像，素来是日本人过路都要向他鞠躬的，现在也都送进熔炉铁炉请它参加‘大东亚圣战’了。”如果没有日本士兵的叙述，中国人民很难想象到“房屋”“佛像”等细枝末节的日本国内情况，而这些微小侧面恰恰是日本国小人稀，根本无力进行长期消耗战的有力佐证。日本新兵胜巴三郎则痛斥日本军队中的森严等级和不良风气，譬如老兵不仅私吞慰问袋，还动辄命令新兵为自己干活，稍有不满便随意打耳光，直到新兵“脸变了样，口流着血，终于倒下了……”日本军队对老兵和新兵的待遇差异必然引发其内部的分裂，为日本最终战败埋下了伏笔。

　　（三）围绕主要矛盾，叙述重点精准

　　中国共产党作为敌后战场的领导力量，在人力物力都有限的情况下必须专注于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避免“四面出拳”，才能在对抗最棘手的敌人时不落于下风。全面抗战爆发以来，中日民族矛盾已经取代土地革命时期的国共两党之矛盾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在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后，尽管两党之间的摩擦与冲突并未完全消失，但至少表明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影响已经到了不可置之不理的程度。早在“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毛泽东便在与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强调，“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是八路军政治工作的三大基本原则之一。同时毛泽东也相信，若能将这一原则坚持下去，改变因具有长期形成的武士道精神和狭隘民族主义而可谓“油盐不进”的日军，使其意识到所谓的“圣战”实质是日本军部给底层人民编织的幻梦并成为打倒日本军阀国际阵线上的关键力量，在未来抗日战场上可能出现的“国际纵队”中也定会涌现出日本士兵的身影，而他们将“手执武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正基于此，《解放日报》的核心任务是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力量，尽全力谋求抗日战争的胜利。也就是说，除国内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的联合之外，争取国际力量以实现更广泛的抗日统一战线同样是思想政治工作关注的重中之重。

　　《解放日报》中相关日兵的文章都充分体现了解决主要矛盾的需要。从时间来看，其对日兵的报道从创刊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多年来从未间断。从内容来看，《解放日报》对日兵的宣传有多维层次：一是关注日本国内的生活状况，如1943年的《日寇侵略战争结果：敌国灾荒严重，四十余县收成不及半数》，1944年的《军部百般榨取下敌国流行结核病》等等。这些文章均犀利地揭露了日本军部的狼子野心及战争给日本普通民众带来的苦果；二是关注在华日军的反战厌战心理，如1942年3月就连续出现了《敌兵不满侵华作战逃亡日多》《侵华作战前途惨淡，临沂敌兵络绎逃亡》《阳泉敌兵集体自杀》等多篇报道，表现出看似处于优势的日军不仅没有过上战前幻想的美好生活，反而在长久的战争中失去了生的希望，最终走上死的绝路；三是关注被俘或投诚日兵的思想改造成果，如《我怎样来到八路军》记录了被送回原部队又自愿回到八路军的日兵石田美喜的自白，日本一一〇师团一三九联队二大队士兵滨田写作的《永远忘不了中国人民的友谊》等等，体现了日兵并没有想象中的那样“冥顽不灵”，他们在日本军阀虚假宣传中丧失的人性是能够通过正确的思想政治教育被重新唤醒的。综上所言，可以说《解放日报》刻画出了不同于“暴虐禽兽”这一刻板印象的日兵的另一面：出身于种地农民或普通工人家庭的他们离开故乡来参与战争是出于国内军部的压迫与威胁，而在内心深处，大多数良心未泯的日兵依然与根据地的中国人民一样渴望和平安定的生活——这为团结中日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阀，拯救中华民族于危亡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日兵形象建构的内涵：仇敌的另一面

　　《解放日报》对日兵的形象不只是单面的塑造，并没有将全部笔墨落于痛陈日兵“人面兽心”“惨无人道”之上，而是借助多面形象建构将日兵立体化地呈现于读者面前，勾勒出被掩盖在“凶残无道”“丧尽天良”等印象下的日兵厌恶战争、困窘无助、向往新生的另一面。

　　（一）厌恶战争：逃亡与自杀的悲鸣

　　自1941年5月创刊以来，《解放日报》基本上每个月都会报道多起日兵因厌战而发生的逃亡与自杀事件并详细列出其数目。例如1942年的《鲁敌自杀逃亡廿余人，蒙阴寇兵向老百姓哭诉》一文中提到：“二三月份山东各地敌兵因厌战反战而逃亡自杀者，计莱阳敌兵自杀九人……淄川敌兵五人自杀，泰安敌兵四人自杀，博山敌兵八名先后出奔……”而日兵厌战反战的情绪之所以难以遏制地弥漫，也有多重原因：首先因为日本军队内部存在矛盾，一是物资匮乏，连最基本的饮食都无法保证充足，新兵宋神义夫饿得没办法，只好“偷吃狗食”。二是因森严等级而形成的区别对待令下层士兵苦不堪言，五名“娃娃兵”因官长“整天操练，不让休息，动作做错，即横加打骂”而“上吊自杀”；其次是在异国作战的日本士兵内心里无法放下对故乡和家人的牵挂，特别是在战争后期，敌兵中青年士兵减少，而拖家带口的中老年士兵数量显著增加，他们多因“有家庭顾虑，故作战多观望不前”；最后是因为党领导的八路军以其惊人的战力和顽强的斗志给敌兵带来了巨大震慑，动摇了其“必胜”的信念。被俘虏的林辉福少佐供称，敌“深感我军战斗力及士气旺盛，故目前敌军内部恐怖心理流行。”敌兵在经历了八路军炮兵的神勇攻击后特别害怕，战栗地说：“八路军大大的有，炮也大大的有，我们一定要死在堡垒里的！”随着抗日战争的进程进入尾声，日军的优势逐步缩小直至消失，日兵的反战厌战心理越发抬头，对停战和回国的渴望日益滋长。正如敌新民会长崛勇罔山所言：“我们好像点火酒的炉子，火酒烧完，火不就要灭了。”这样的情绪也蔓延到了日本国内，反战学生运动及日兵家属咒骂侵略战争等事件频繁发生。

　　《解放日报》以列数字、陈事实等方式对日兵的反战厌战情绪进行了具体生动的描绘，收效甚多。其一，借助相关报道使读者们了解到日本军队并非铁板一块，反而有上下不同心、物质难保障等诸弊病，打破了根据地人民对日军实力的各种错误揣测，赋予其在艰苦的抗争岁月中坚持与敌战斗的勇气和信心。其二，经日俘之口表达英勇无畏地与日军作战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这一事实。这支军队虽然看上去人员少、装备差，但却以灵活多变的战略战术、坚不可摧的战斗意志使敌军深深畏惧，甚至不敢与之一战。这不仅高扬了八路军的军威，也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军事领导能力，从而在无形中加深了人民对党的认可和信赖。

　　（二）困窘无助：内之迫亦或外之殇

　　由于极度缺乏兵源，日本当局多次修改征兵政策，健康条件不够者、青年学生、日本侨民甚至老年人等都陆续入伍。被派遣到中国战场上的日兵大多出身底层寒微的农民和工人家庭，面对日本军阀强迫其为自己的利益做“冲锋炮灰”的暴行几乎无反抗之力。《解放日报》借报道日兵在军中度过的真实生活，体现出他们在异国他乡参与残酷战争时内心的彷徨。因家资贫穷而被日本军部征召入伍的日兵三浦清讲述了新兵的痛苦：“每顿只允许吃半碗饭”，因饥饿用纸烟手巾和老百姓换馒头饼子吃被教官发现后“把他们的衣服都剥光了，让他们站在大风雨中直到大家都被冻哭了还不饶。最后教官命令老兵将每个新兵脸上打两鞋底才去放大家睡觉。”面对这样的不公待遇，新兵们都议论着：“这样活受罪，还不如死了好。”“八路军里有很多日本人，我们跑过去不要紧。”八路军战士丁原记述了他在战场上遇到的部分尚未成年的日本“娃娃兵”的悲惨遭遇：“日本法西斯军阀把日本人民十六七岁的孩子们驱赶到中国战场来当炮灰。”由于饥饿、疲劳，那些“娃娃兵”们“走起来一瘸一拐，跟不上队伍，休息下来，躺下来就睡觉。”日本军官用刺刀和机枪逼迫他们冲锋，而那些孩子们“卧在地下一动不动的只是发抖”。重伤的“娃娃兵”和三十几具尸体被敌军一起绑在牲口上带走，离开很远仍能听到从牲口上传来属于孩子的“尖短的，细小而凄惨的哭叫”。

　　面对国内军阀的压迫和国外战争的残酷，相当数量的日兵产生了困窘无助的情绪。对于他们来说，回国是不敢肖想的奢望，而身处异乡就意味着难逃一死。他们没有去留可选，亦无人相帮。日兵们开始因自己未卜的命运产生恐惧，对日本军部开展的“为天皇而战”、到中国来“享福”等宣传产生质疑，更因日本军官“杀人不眨眼”的残忍而被逐渐唤醒良知。日兵白林对长官山本虐待中国百姓的行为当即表示不满，并拒绝执行山本下达的打老百姓的命令。几日后，“由于想到军官们的残暴和目前的国际形势”，白林“用手榴弹自杀了”。

　　（三）向往新生：转变递进升至解放

　　通过思想政治教育，党发掘出日兵内心中被遮蔽的良知以及对军部罪恶行为的反抗意识，对战时团结力量以扭转战局和战后中日两国的和平共处发挥了深刻作用。从《解放日报》的相关报道中可以看出，日兵的转变是随着战争局势的进程而变化的，经历了一个从低到高、由浅入深的过渡。

　　初期，由于厌战情绪弥漫、日军内冲突频发，日兵心中深植的军国主义思想出现动摇，被俘或投诚的日兵开始参与由八路军或在华日人反战同盟组织的多项宣传工作，目的是为了停止由军部发动的不义战争。太行日本觉醒联盟某支部组织国际剧团，通过表演《三个日本兵》《富士山下的浪潮》等话剧揭露日本人民的厌战反战情绪；反战同盟成员大西以“喊话”的形式打消了流传的八路军对日本俘虏“成日打骂”的谣言，并且告诉日兵们“八路军看守得比亲爹娘更周到”，消除了日兵对投靠八路军会受到虐待的顾虑等等。

　　当战争进入尾声时，改造后的日兵逐渐将目光投向日本国内。在党的教育下，他们已经深刻意识到了日本军阀为一己私欲发动战争而丝毫不顾日本人民意愿的行径是多么得罪恶。也正因此，停战已经不再成为部分有更长远目光的日人的最终目标，他们开始思考如何推翻日本国内的军部暴政，从而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新日本”。1945年，《解放日报》便以极大篇幅完整报道了日本共产党代表冈野进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大会上发表的演说。其中，冈野进详细描述了日本国内各民主势力的情况，并提出通过严惩战争罪犯、肃清封建及反民主制度、实施民主政治、改革教育等方式建设一个民主的日本。冈野进的讲话得到了在华日兵的热烈反响，以水野靖夫为代表的很多日本士兵在回国后相继加入了日本共产党。他们始终坚持“日本人民阵线”，竭力反对日本军国主义重生，成为建设“新日本”的先头部队和中坚力量。

　　从自愿参与宣传工作仅为停战到有意识地追求新政治体制以期从根本上永久杜绝侵略战争，日兵们的思想觉悟在以惊人的速度发生质的变化。这簇燃烧在战争阴翳下的精神之火，阻滞了战后日本右翼势力的复活，点亮了中日之间的宝贵友谊。

　　三、日兵形象建构的层次：由虚向实之路

　　若想要抹除军国主义教育在日兵心中留下的印痕并改变中国人民对日兵的恶劣印象，《解放日报》就不能仅仅局限于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兵，应该通过溯源、追踪的途径使中日两国人民将关注的目光投向日本国内，从而深刻地认识到这场侵略战争的实质和当前两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唯有如此，才能使思想的转变落实到最终的团结行动中。

　　（一）溯源：传播敌情，了解基础情况

　　对于文化水平较低的根据地人民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对日本的看法几乎全部来自于战场上日兵的种种行为表现，而对日本国内的情况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为了加深根据地人民对日本的了解，《解放日报》别出心裁地开设了“敌情”专栏，其内容丰富充实，用语通俗生动，在宣传某些特定内容时甚至会以诙谐幽默的漫画形式呈现。这使得中国人民能够在方寸之间越海跨山，认识到日本的真实情况。

　　围绕中心任务，“敌情”专栏重点记叙的内容有：一是日本的基本制度。其中涉及的领域非常之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如详细说明了东条内阁近况、日本战时财政分配、日本军事机构设置等等；二是日兵们面对侵略战争的真实心理状态。这一部分主要由来到八路军中的日兵亲自叙述，在确保真实性的同时也充实了诸多细节。《入营的前夜》一文中就以回忆的形式表现了日兵因想到明日离开父母正式入营就意味着要接受老兵的任意挨打谩骂而面对美味佳肴都食不下咽的痛苦心情。“敌情”专栏将日本统治阶级的腐败堕落和内部不同势力的重重矛盾与日本人民反战厌战却无力对抗强权的无奈进行了对比，使中国人民对日本国内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逐渐意识到中国战场上的大多数日本士兵并非出身于有侵略野心的上层贵族家庭，反而来自于底层普通家庭——他们本可以在国内活得平凡却安定，却因欲壑难填的日本军阀、财阀的一己私欲而被迫参军，从此在异国过着颠沛流离又受尽老兵和长官侮辱的生活。但日本人民是否已经被军国主义教育完全“洗脑”，一心为“王道乐土”而战，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性命只是日本法西斯军部的“炮灰”呢？其实不然。“敌情”专栏通过报道以日本共产党杰出党员市川正一等领导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和反战斗争，体现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日本人民已不再任由军部对其予取予求，而是开始想尽办法逃脱“义战”迷梦。正因为此，中国人民应该与同样因意识到日本军阀的贪婪残暴而正走向觉醒的日本人民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

　　（二）追踪：关注敌国，形成价值判断

　　《解放日报》中有关日本的报道不仅是根据地人民了解日本的窗口，也是在中国战场上的日本士兵回望故土的通道。换言之，它承担着双重教育任务：既要动员中国百姓自愿与接受思想改造后已经悔改的日兵进行联合，也要使仍没有摆脱蒙蔽的日本士兵尽早觉悟，归顺于真正正义的一方。

　　为了达到目的，中国共产党展开了一场安排周密的宣传心理战，其主要武器就是对日本国内真实生活的有意记叙。可以大体将其概括为三个主要部分。第一步是“巧借天灾震人心”：严重的西部地震、蔓延全国的饥荒、盛行的结核病等都是值得报道的对象。1943年，《解放日报》曾从《东京日日新闻》中摘出部分内容，发表了题为《敌报哀鸣曰：日本最大的弱点——结核》一文，指出在欧美结核死亡率不断下降的同时，日本“却反而有上升的趋势”。究其原因，是因为“都市人口的集中”“‘住宅难’问题的激化”以及“营养物的供给不够”等等，最终导致“因结核而死掉的十五岁以上卅九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年不下十万人，比战争中的损害还要多。”第二步是“描述妇孺不如意”：妇女儿童即便身在日本国内，暂无因战争而失去性命的忧虑，但是在军部的无限压榨下，他们的处境也不容乐观。由于战时生活困难，许多纯洁的少男少女不得不干起了盗窃欺诈的勾当。据统计，“每年被送进警察局的青少年平均为五万人……一九三七年日本的犯罪少年约为十七万六千余人，一九三九年增至十九万四千余，一九四〇年突破二十万人。”本该无忧无虑地享受青春的少男少女们却犯下偷盗、杀人、赌博、放火、抢劫等累累罪行，怎能不让人感到惋惜？日本妇女本来就受着不平等的待遇，她们在工作中被克扣工钱，在家庭中被男人指使奴役。当日本法西斯在战争中愈打愈困难时，妇女们又再一次成为“牺牲的棋子”，被逼着走上“生产战线”。在农村，因为男人们大多参军，所以只好由妇女承担起极为繁重的农业劳动。她们每天“被迫着工作十八小时到十九小时”，甚至在怀孕期间和分娩前后也没有任何可能的休息机会。即便妇女们日复一日地进行着辛勤的劳动，却依然生活得极为拮据——每月配给的粮食通常只够吃半个月，并且其中几乎见不到一点荤腥……第三步是“树立榜样引学习”：铁路工人出身的日人森健经由日本工农学校推举，成为了边区参政员候选人。他“沉默寡言，精通中文，问其政治主张，则为团结日本士兵，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上述步骤一方面帮助中国人民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和“日本人民”这两者有着本质上的不同，从而加强其对日本法西斯军阀的痛恨和对同样生活在痛苦之中的日本人民的同情；另一方面，日本国内的凄惨状况将深深触动日本士兵的心：当他们得知自己在国内的家人并没有得到政府的优良待遇，反而甚有可能已经沦为罪犯或死于饥饿时，又怎么会继续坚持“为天皇而战”以实现“大东亚共荣”的这一信念呢？日兵们的心理一旦动摇，他们便会开始考虑追随和效仿在抗日战争中对团结中日人民事业发挥显著作用的日人榜样，以期达成早日停止侵略战争并回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目标。

　　（三）落实：改变敌兵，化为实践行动

　　当思想中的坚冰开始消融，神州大地上的日本士兵便开始尽己所能，帮助中国军民共同反抗日本军部这一战争罪魁。一是体现在宣传工作中。在春色融融之时，日本觉联山东支部借由日本传统的樱花节日引发的日兵的浓烈思乡心理开展武装宣传工作。他们“将日文宣传品和印制的觉醒新闻分发给各地日本兄弟”，并在日军官兵中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也正是受此影响，日军中“对军阀之压迫，不满情绪日增”，在行唐、五台等地，“已不断发生‘侮辱’官长及自杀逃跑事件”。二是体现在生产劳动中。尽管党多次出台在物质条件上优待在华反战日人的政策，但是他们也并没有安心“躺平”，反而积极要求参与农事劳作，减轻根据地生活资源的供给压力。如1943年秋，在反战同盟冀鲁豫分会副会长田村同志的亲自领导下，全体盟员协同八路军某部进行开荒。他们的生产情绪非常高涨，“丝毫不在中国同志之下”，其垦荒数也已经超越了八路军同志的平均水平，部分表现格外优异的盟员还获得了特别表彰。三是体现在捐款援助中。194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袭击了延安，灾区情况极为危急，“或则房物田禾被冲毁，或则举家老幼系数灭顶”。其损失之大，灾情之险，可谓是空前未有。这场灾难也牵动了日本工农学校全体学员及干部的心，他们深感此次水灾之严重，遂“自动捐款一百四十四元，赈济难民。”无独有偶，1944年，在华日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各同志从他们的生活费用中节约了二百四十元，全部用于救济处于四分区“清剿”圈内的受难中国人民。随捐款而送去的还有信函一封，上书：“为了援助艰苦奋斗当中遭受了不少困难的你们，我们号召节约，迄今我们蓄积下来两百四十元，其中有松野觉在战死前节约的六十元。”

　　经历了思想改造的日本士兵们以实际行动搭建起了联系中日两国人民的桥梁。以山东日本工农学校为例，这里的同学们都很热心于群众工作，他们替当地群众看病廿多次，还定期开展集体宣传活动，并和当地的老百姓们一起唱歌。借住在中国居民家中的学生们甚至建立起了替房东挑水的制度。正因为此，当地的群众对同学们也很好，某村慰劳学生们“鸡蛋二百五十个，柿子四百个”，帮助他们“打扫房屋、街道”。妇救会“自动给烧水和补鞋底四十双”……前期的一系列宣传工作使日本士兵实现了思想的转变，叫嚣着命令日兵去烧杀淫掠的恶魔渐渐失去了操控人心的力量，他们人性中的善良正在被战争摧毁的心灵废墟上发出璀璨的光芒。日兵愈来愈在实践中表达出对正义、和平的向往与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与友爱。

　　《解放日报》对日兵形象的建构为党提供了极为宝贵的思想政治教育经验，它既使中国人民逐步认识到了日本军阀和日本人民的本质区别，也使在日本法西斯的军国主义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日本士兵们实现了觉醒，开始真正走上为正义而战的道路。二者的结合成为了全面抗战时期党完成团结全部可能力量以建立国际反法西斯阵线从而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中心工作的有力抓手。事实上，这一工作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战时，它对战后也产生了难以忽视的影响。一是在战争中经历了思想教育的日兵在回国后开展了许多维持中日友谊的活动，如撰写回忆录、成立椰子实会等。他们之中的有些人甚至促进为中日和平交往事业而奔走一生——这都是当年中国共产党对其进行的思想政治教育种下的善果；二是中国共产党对日宣传战的胜利给全国人民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使中国人民看到了中国共产党身上所具备的领导华夏儿女走向更光明前景的潜质，为党日后建立全国政权奠定了民意基础。可以肯定地说，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以《解放日报》为载体推行的对日兵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在两国人民的心中都留下了深远的余波，而毫无疑问它也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育史上色彩盎然的浓重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