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字摊在纸上，活像个被捆住手脚的人。你瞅那“人”字，本可撇如松、捺如石，活得像山一样扎实，偏在此处低了头，被“贝”牵着鼻子走。这“贝”，老辈人说早先就是贝壳，亮闪闪的，能照见眼里的馋，偏照不见馋背后的坑——那坑深着呢，掉进去就难爬。

　　“贝”起初原是好东西。渔翁从浪里摸出贝壳，串成链给妻女挂上，链环碰着粗布衣裳，响得像浪花儿笑；货郎用它换米换布，灶台上的烟就暖烘烘的，飘得比烟囱还高，混着锅里的米香，甜得人心里发颤。那时“人”与“贝”好得像耕牛配犁，一步一步挪，脚印里都带着土香，是“一分耕耘一分甜”的实在。

　　不知打何时起，“贝”开始咋呼。它喊“再多些”，人就把渔网织得密如蛛网，连刚孵的小鱼崽儿都漏不过，连水都喘不过气；它叫“再高些”，人就把楼盖得遮了天，月亮的清辉落不到窗台，花盆里的花骨朵儿蜷在黑影里，慢慢烂成泥。这“贝”早成了带钩的饵，人嘴一馋咬下去，钩子就穿了舌头——咽不下，吐不出，只能像提线木偶，被它牵着走，脚底下的路都忘了咋走，连自己是谁都含糊了。

　　三叔公年轻时是十里八乡的好木匠，刨子推得又稳又平，木花飞起来像雪片。他常说，最初攒钱，就为给娃盖间不漏雨的屋。木梁挑的是山里最直的松柏，窗棂雕着喜鹊，翅尖都带着活气，像下一秒就要飞起来。那时的“贝”，就像垫在房基下的石头，让人心里踏实，是刨子推过木面的光，是瓦檐滴雨的响，声声都透着盼头。

　　后来有人找他做假古董，许的“贝”能堆成小山。三叔公头回梗着脖子拒了：“咱这手艺，沾不得脏。”　可夜里听娃咳得像拉风箱，摸了摸空药罐，那点硬气就软了。刻刀转向做旧纹路的那晚，他雕的牡丹，花瓣看着艳，根须却断了，像瓶里插的假花，风一吹就晃，再没了土气的魂。临终前他攥着我的手，指节硬得像生了锈的铁，气若游丝：“那‘贝’听着甜，实则是催命的符……”

　　村口老槐树下的石碾子，原是碾新米的，碾盘上的木纹能盛住露水，映着云影晃悠悠。后来不知被谁改成摆铜钱的台子，太阳一晒，铜钱光晃得人睁不开眼，木纹却裂得像老人的皱纹，再也盛不住一滴露。这多像被“贝”拿住的人啊——眼里只盯着那点光，手心被烫出燎泡都不知，连梦里数钱的手指，都勒出了红痕，疼醒了还想再数。

　　“人”字原该有骨头的。那撇是脊梁，能扛住风；那捺是脚跟，能站稳脚。可若听了“贝”的话，脊梁就弯成了弓，脚跟就飘成了云，活成墙上的影子，风一吹就没。倒是守本分的人，像村口老槐树，根扎在土里，不贪天上的云，不恋水里的影。春天开一树花，招得蜜蜂嗡嗡转；秋天结一捧果，落得满地都是甜，活得实实在在，连叶子响都透着稳当。

　　暮色漫进窗时，再看那“贪”字，倒觉那“贝”像块冰，冻住了“人”的热血，连心跳都慢了半拍。真正暖人的，从不在堆成山的“贝”里——在三叔公最初雕的窗棂上，喜鹊还站在枝上；在渔翁给妻女串的贝壳链上，浪花儿还沾在链环上；在米缸里，新米的香正往上冒，混着灶膛的烟火气，暖得人鼻尖发酸。这些地方，“人”与“贝”还是朋友，不是谁辖制谁，是“你帮我过日子，我陪你守本分”的亲。

　　夜深了，我轻轻把写着“贪”字的纸翻过去。背面那片空白处，想写下“本真”二字。这俩字里的“人”站得直，撇捺间漏的月光，刚好照路——一条往初心去的路，路上有松柏的香，有米缸的甜，有不弯腰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