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骞通西域，为汉朝与西北国家建立了联系，为汉朝拓展了疆域，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做出了巨大了贡献。《资治通鉴》卷十九记载了张骞出使西域的经历，可以看出当时的处境十分艰险。原文如下：

　　匈奴万人入上谷，杀数百人。

　　初，张骞自月氏还，具为天子言西域诸国风俗：“大宛在汉正西，可万里。其俗土著，耕田；多善马，马汗血；有城郭、室屋，如中国。其东北则乌孙，东则于窴。于窴之西，则水皆西流注西海，其东，水东流注盐泽。盐泽潜行地下，其南则河源出焉。盐泽去长安五千里。匈奴右方居盐泽以东，至陇西长城，南接羌，鬲汉道焉。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皆行国，随畜牧，与匈奴同俗。大夏在大宛西南，与大宛同俗。臣在大夏时，见邛竹杖、蜀布，问曰：‘安得此？’大夏国人曰：‘吾贾人往市之身毒。’身毒在大夏东南可数千里，其俗土著，与大夏同。以骞度之，大夏去汉万二千里，居汉西南；今身毒国又居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蜀物，此其去蜀不远矣。今使大夏，从羌中，险，羌人恶之；少北，则为匈奴所得；从蜀，宜径，又无寇。”

　　天子既闻大宛及大夏、安息之属皆大国，多奇物，土著，颇与中国同业，而兵弱，贵汉财物。其北有大月氏、康居之属，兵强，可以赂遗设利朝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欣然以骞言为然。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王然于等四道并出駹，出冉，出徙，出邛、僰，指求身毒国，各行一二千里，其北方闭氐、莋，南方闭巂、昆明。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于是汉以求身毒道，始通滇国。滇王当羌谓汉使者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乃复事西南夷。

　　我们来看看这段话的白话文意思：

　　匈奴万人入侵上谷，杀害数百人。

　　起初，张骞从月氏返回汉朝，向汉武帝详细报告西域各国的风土人情：“大宛在汉朝正西方向，距离约一万里。其百姓定居务农，耕种田地，盛产良马，马会流出像血一样的汗液；有城郭和房屋，类似中原。大宛东北是乌孙，东边是于窴。于窴以西的河流向西注入西海，以东的河流向东注入盐泽。盐泽的水在地下暗流，其南边是黄河源头。盐泽距离长安五千里。匈奴的右方占据盐泽以东，直到陇西长城，南边与羌族相接，阻断了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乌孙、康居、奄蔡、大月氏都是游牧国家，随牲畜迁徙，风俗与匈奴相同。大夏在大宛西南，风俗与大宛一致。我在大夏时，见到邛竹杖和蜀布，问他们从何得来，大夏人说：‘是我国商人去身毒买来的。’身毒在大夏东南几千里，百姓定居，风俗与大夏相同。依我推测，大夏距汉朝一万二千里，位于西南；如今身毒又在大夏东南几千里，且有蜀地物产，说明它离蜀地不远。如今出使大夏，若经羌族地区，道路艰险，羌人敌视汉朝；若稍向北走，又易被匈奴俘获；从蜀地出发，路径直接，且无贼寇。”

　　汉武帝听说大宛、大夏、安息等都是大国，多产奇珍异物，百姓定居，产业与中原相似，但兵力薄弱，看重汉朝财物；其北方的大月氏、康居等国兵力强盛，可以用财物利诱使其归附。若真能以道义使它们归属，便可扩疆万里，让远方邦国通过多重翻译前来朝见，使不同风俗的民族归附，汉朝的威德遍行四海，于是欣然认同张骞的建议。随即命张骞通过蜀郡、犍为郡派遣王然于等使者，从駹、冉、徙、邛、僰等四条道路同时出发，寻找身毒国。使者各自行进一二千里，北路被氐、莋阻挡，南路被巂、昆明阻拦。昆明一带没有君主，擅长劫掠，常杀害汉使，道路始终不通。然而汉朝为寻找通身毒的道路，却首次与滇国建立联系。滇王当羌问汉使：“汉朝和我国哪个更大？”夜郎侯也问了同样的问题。因为道路隔绝，他们各自以为是一方霸主，不知汉朝疆域广大。使者回朝后，极力陈说滇国是大国，值得争取归附，汉武帝于是开始留意西南夷事务，再次经营这一地区。

　　张骞以亲身经历为基础，通过观察蜀地物产在西域的出现，推断出西南通道的可能性，展现了主动探索对发现机遇的重要性。汉武帝基于其建议拓展外交，说明对信息的敏锐把握能开启新的发展空间。当时西域诸国因地理屏障（如羌族、匈奴盘踞地带）与中原隔绝，但物产（如蜀布、邛竹杖）的流通又证明文明交流的潜在需求。这揭示了地理阻隔虽会暂时阻碍沟通，但经济与文化的互补性终将推动交流。在古代，说明认知局限与开放视野的重要性，滇王、夜郎侯因“道不通”而不知汉朝广大，反映出封闭环境会导致认知偏差。汉武帝接纳张骞的“凿空”建议，体现了开放视野对突破局限、拓展格局的关键作用。我们还看到，在外交策略中的利益与道义结合是十分重要的。汉武帝计划以“赂遗设利”与“义属之”结合的方式收服西域诸国，说明古代外交中既需物质利益吸引，也需以道义为纽带，才能实现长期归附，蕴含刚柔并济的治国智慧。汉朝在寻找身毒道时虽遭昆明劫掠，但意外打通滇国通道，证明行动中的意外收获往往源于务实尝试，体现了“行而后知”的实践价值。

　　二〇二五年六月二十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