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生性不善交游，但两位老领导老朋友的话别，使我终生难忘。因为这是令人感到十分意外的“不解”，更是友谊的“奇迹”。

　　1、与老局长的最后“话别”

　　我在职时，和老局长袁树启老师除几次工作接触之外，再沒有任何个人交往。

　　我们直接的个人交往是在我们退休之后，一次在我们小区门口偶然相遇，我约他到家歇了一会儿。因为在我的心里，他还是我很尊敬的领导，所以“家来歇会儿”这本是“口头话”。没想到他真的跟着我家来了。那时我住的还是50平米的瓦房独院，室内狭窄，低暗。在我的陋室，他没有坐，我给他倒水，他也没有接，他俨然还是那么清高、严肃，没有一点热情，只是站着在我的书桌上翻看我的几篇文稿和狼藉的笔纸。之后才淡淡地说了句：“退下来了还挺忙啊！”

　　他坐下，开始和我聊起了老师们的退休生活，拿了我写好的关于古体诗格律的一篇笔记，说拿回去复印一下，让几位老伙计看看，都学学，比“整天傻傻地呆着”有意思。

　　从此我们的联系便多了起来，我心目中对他的“清高”、“严肃”也顿然消失，感情很快融合。

　　之后他给了我很多无私的帮助和指导，帮我做了很多我自己根本做不了的文化生活。

　　只可惜，我们这样的友好相处，仅仅十来年的时间，他就一病不起了。

　　一次我听人说，老领导患的“脑萎缩”，痴呆了。我特地骑车去看望了他一次。

　　当时，他的老伴杨老师在客厅独坐。我怕吵扰老领导，说话很轻。但杨老师却对我说：“没事，傻了，听不见，什么都不知道。”她说话毫无顾忌。

　　但是我们刚说了几句，老局长忽然拄着拐杖从卧室出来了。他的老伴立刻感到莫大的惊诧。连说了几个“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

　　老局长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和平常一样，我们促膝而坐。他对老伴说：“我听着是老张来了，给他倒杯水。”

　　他接着转向我，说：“不行了，想到那边去了。”

　　我笑着说：“还早呢，过些年咱一块儿去，这会儿还有很多老伙计们呢。”

　　他问我有新作吗，我说写了两首诗，等他好了给我看看。

　　他说：“你比我强，脑子好，我完了。”还嘱咐我：“坚持写点吧，活动活动脑子。”

　　他的思维、说话完全一副健康的神态。

　　但是，大约不到半个小时，他的话渐渐少了，表情也显得迟滞。稍停了一下，他说：“对不起，你歇着，我回去了。”他还是清醒的。

　　我扶他起身回卧室躺下，又安慰了他几句。他已不再说话，而且好像全忘了我们刚才的情景。我在他床头坐着，他也不看我。一会儿，向他告别，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我和杨老师说了几句话就回家了。

　　这次探望竟然成了我们最后的话别。我们谈话的余热还沒有退去，一个多月后他真的去了“那边”。

　　2、与王敬学老局长的最后的一次交谈

　　王敬学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文化界老领导，又是享誉国家盛名的剧作家和戏剧家。

　　我们住得很近，也是上世纪50年代的老同学，但因为职业不同，几十年没有在一起，只有退休后在县的文化活动中，才有几次对面交谈的机会。一次是他约我观看他自编自导的小品剧《仍木碗》的彩排，观后我写了一篇感想，或者叫“剧评”吧，拿去请他看看。刚进屋他很热情，但我说明来意后，拿出文稿给他，他竟然没有接，也没理会。然后显得很郑重，说：“写这类文章要体现自己的感情和认识，要说真话，讲真理，不要看着作者的脸色说话，这样作者才能听到观众和读者真正的声音。”

　　几天后，稿件在报纸发表，他第一时间就给我打了电话，电话中告诉我，说评论到位，深刻，表达了他的感情和价值观。

　　第二次交谈就大不相同了。我学写了一篇小小说，又拿去请他指导。他认真地看后，直说：“是一篇小说，主题也鲜明，就是缺乏生动深刻的社会大主题，只是一些表面现象的表述。”还对我讲述了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基本含义。

　　后来他搬家了，和我隔开了好几趟大街。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天，我特意去探望了他一次。那天，我刚到他的楼道口，就有人告诉我，老王已经昏迷，家人谢绝探视了。

　　我稍微迟疑了一下，还是上了楼。他家的门半掩着，我轻轻推门进去。他的老伴在客厅站着，好像是专为迎接来人，谢绝探视似的。我们只是站着说了几句话。

　　他的老夫人对我说，不认人，几天不吃东西了，孩子们准备后事哩。但我们正说着，和我刚才说的袁局长一样，老同学突然拄着拐杖从卧室出来了。还竟然对我说：“我‘觉得’是你来了，这是最后一面了。”我安抚了他几句，说：“我还会来的，你可得好好养着”。他又问我的写作情况。还是和往常一样，指导我：“写作一定要扣紧时代的脉搏，现在就是国家强盛，民族振兴，人民脱贫致富是大主题，作品一定体现这些，要有正能量。”

　　这是我们退休后的第三次直面交谈。几天后我才听说，真的如他所说，这次竟然我们的生离死别。

　　我深深感到，一个即将人生谢幕的老领导、老朋友，还如此关心我的生活，关心社会的繁荣富强，从而更加坚定了我的信仰。

　　两个生命的奇迹，使我难忘，使我感动，也有些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