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芳总爱坐在老宅东厢房的窗前。这扇窗是卓文临走前亲手修缮的，当时他踩着木梯，特意选了带暗纹的窗纸糊在枣木窗框上，还在四角用红漆描了四朵梅花。如今三十多年过去，窗框早已泛黄发脆，被风吹出细密的裂痕，红漆梅花也褪成了黯淡的斑点。

　　故事要从晒谷场的那个黄昏说起。那是1993年的端午后，十五岁的维芳刚把最后一捆麦子码好。夕阳将整个晒谷场染成金黄色，竹耙刮过石板的声响惊散了墙根下打盹的灰鸽，扑棱棱的翅膀搅碎了满场寂静。十七岁的卓文穿着藏青色的确良衬衫，衣角掖在洗得发白的蓝布裤里，怀里抱着两本书——一本翻卷边的《飞鸟集》，书页间夹着的枫叶书签轻轻颤动；另一本是边角磨损的《读者》，里面夹着张深圳地王大厦的彩页。

　　“你说山外头真有诗里写的那样吗？”他突然开口，惊得墙头上的野猫弓起脊背，踩着碎瓦窜进胡同深处。说着便翻开《飞鸟集》，念起“世界以痛吻我，要我报之以歌”。维芳这才注意到，少年清瘦的脸上带着与年龄不符的忧郁。合起诗集，他又翻开《读者》，指着那张彩页：“杂志上说，这栋楼有八十多层，站在顶楼能摸到云彩。诗里的自由在心里，可这样的地方，说不定能装下整个梦想。”那时村里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而卓文的两本书，却像两扇窗，一扇透着精神的浪漫，一扇照进现实的渴望。

　　从那以后，一放学晒谷场就成了他们的秘密据点。每当夕阳把石板晒得发烫，维芳便踩着麦秸碎屑寻来，总能看见卓文倚在褪色的土墙上，把《飞鸟集》倒扣在膝头，书页间夹着的枫叶书签随着晚风轻轻摇晃。

　　起初，卓文学捆麦秸时笨手笨脚，粗粝的麦秸总在掌心勒出红痕。维芳便蹲下来，将他的手覆在自己掌心里：“得顺着纹路叠，像这样——”麦芒扫过相触的指尖，痒意顺着血脉漫到耳根。后来卓文渐渐熟练，编草绳时还能变着花样打活结，把草绳系成蝴蝶的模样，逗得维芳追着他满场跑。

　　暮色四合时，卓文会摊开《读者》发黄的书页，用铅笔尖点着彩图，声音里裹着蜜糖般的憧憬。他说敦煌的月牙泉在沙漠里沉睡千年，月光落进水里就成了碎银；那时九寨沟刚火起来，照片里的海子像天神打翻的颜料罐，蓝得能把人吸进去。维芳托腮听着，看他睫毛在夕阳里投下细碎的影，忽然觉得，那些遥远的地名比诗还动听。

　　月光爬上谷场边的老枣树时，他们的影子总叠成歪斜的麦垛。卓文会折根草茎，教维芳辨认北斗七星；维芳则把白天摘的野菊花别在他耳后，笑他像《霸王别姬》里张国荣扮演的虞姬。偶尔夜枭发出凄厉的叫声，惊起一片虫鸣，卓文就会下意识地把她往自己身边揽，两人慌乱分开时，心跳声比谷场角落的蛐蛐儿叫还急切。

　　露水渐重的秋夜，卓文有时会突然沉默，望着星空喃喃：“等我去了外头……”话音未落就被维芳捂住嘴。她怕那些没说完的话被夜风卷走，更怕听见答案。麦秸堆在月光下泛着银白，像极了他们藏在心底、不敢戳破的心事。

　　1994年开春，卓文跟着同村人直接南下深圳。走的前一晚，他翻墙跳进维芳家院子，把个铁皮饼干盒塞进她怀里。“每月十五，你去镇上邮电所的绿色信箱看。”他的声音混着墙外老枣树的枝叶沙沙响，“要是没信……就当我死在外面了。”

　　维芳记得高二那年深冬，父亲咳出的血染红了灶台上的白瓷碗。她攥着县城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站在教室后门，望着黑板上未写完的函数公式，耳边全是母亲在电话里压抑的哭声。当她把新发的英语课本塞进课桌最深处时，课本里夹着的枫叶书签——和卓文《飞鸟集》里的那片一模一样——轻轻飘落在水泥地上。

　　回村当代课老师那天，校长指着斑驳的黑板说：“娃，委屈你了。”维芳握着断成两截的粉笔，忽然想起卓文说过“诗里的自由在心里”。可她的自由，从此被钉在了村小的三尺讲台上，也钉在了每个等待来信的黄昏里。

　　此后，每个月月圆夜，维芳都要骑半小时的二八自行车，穿过坑洼的土路去镇上。绿色信箱里偶尔躺着带着深圳邮戳的信封，信纸总带着淡淡的海水咸味：“这边的椰子树比咱们村口的老槐树还高”“工棚顶上能看见整片银河”。她把这些信叠得整整齐齐，收在雕花樟木箱最底层，和卓文留下的铁皮饼干盒、野菊花书签放在一起。

　　1995年腊月廿三，卓文突然出现在维芳家院子里。他穿着笔挺的深蓝色夹克，蹬着擦得锃亮的皮鞋，头发理得很短，鬓角却沾着几粒没拍净的白灰。维芳正在灶前包饺子，擀面杖“咚”地一声砸在案板上——那声音惊得梁下悬挂的腌肉晃了几晃，也震得她指尖微微发颤。

　　“我想回家过个年，初七还得走。”卓文把印着“深圳百货大楼”字样的红色手提袋搁在八仙桌上，袋角洇着油渍。维芳瞥见他手腕上多了块银色手表，秒针走动的声音在寂静的堂屋里格外清晰。

　　那天晚上，他们沿着村口结冰的麦田走了很久。寒风如砂纸般刮过脸颊，脚下的薄冰发出细碎的“咔嚓”声，月光将冰面照得发亮，碎成千万片银鳞。卓文突然停下，伸手呵出白雾搓了搓冻僵的手指——正是这个动作，让袖口不经意间滑上去半寸，一截红绳从腕间一闪而现，末端还系着颗褪色的银铃铛。

　　维芳的脚步顿在冰面上。那抹红在雪夜里刺得她眼眶发烫，恍惚想起三年前他翻墙送饼干盒时，手腕还干干净净，只有晒谷场麦秸留下的浅痕。

　　卓文像是察觉到什么，慌忙把袖子往下拽了拽。“工友给的，说能辟邪。”他的声音混着牙齿轻颤的响动，转身时呼出的白雾裹着陌生的香水味，和记忆里晒谷场的麦秸香截然不同。

　　他接着从手提袋里掏出个油纸包，里头码着四个老婆饼，边缘被压得有些变形：“在深圳火车站买的，说是香港师傅做的，甜得发齁，像极了信里那些被海风泡胀的承诺。”　维芳数着他睫毛上凝结的霜花，看着他下巴新冒的青色胡茬，突然觉得眼前人站在月光里，却像隔着整片结冰的海。

　　离别的初七清晨，维芳坚持要送卓文到县城长途车站。寒风卷着细雪扑在脸上，她把自己的红围巾解下来，执意要给卓文围上。卓文突然从口袋掏出个小布包，展开是枚银色领带夹，边缘刻着歪扭的“Z”字——正是三年前维芳用攒下的钱，在镇上百货店给他买的成年礼物。“帮我收着。”他别过脸将领带夹塞进她掌心，“等我穿上西装接你那天，再帮我戴上。”

　　大巴发动时，玻璃窗蒙着层白霜。维芳追着车跑了几步，看见卓文坐在后排，大衣后摆被气流掀起，贴着车窗晃动。随着车轮碾过结冰的路面，扬起的雪粒模糊了视线，那抹晃动的衣角很快成了灰扑扑天地间的一个黑点。她立在原地，攥着领带夹的手心沁出冷汗，金属边缘在皮肤上硌出红痕，像道未愈的伤。

　　此后的日子，维芳开始了漫长的等待。她继续在村里小学当代课老师，在电话旁贴满便签，记录每次未接通的日期。离别的车站上，卓文曾将红围巾轻轻裹回她肩头，指尖擦过她冰凉的耳垂：“等我混出模样，给你买条新的。”这条围巾后来就叠成方块，压在铁皮盒最底层，毛线边缘磨得起球，却始终留着那年雪地里的霜气。

　　春去秋来，村小的土坯房翻新成了砖瓦房，维芳送走了一批又一批学生。她批改作业时，偶尔会对着窗外发呆，看老枣树上的麻雀筑了新巢又拆，看绿色信箱从崭新变得锈迹斑斑，邮电所也换成了新式的自动邮箱。她在灶台前烧火，总恍惚看见卓文蹲在对面添柴，烟锅里的火星明明灭灭。有一年暴雨冲垮了老宅的土墙，她在泥堆里扒出那个铁皮饼干盒，盒盖上的小熊图案早已模糊，里面除了信件，还躺着那枚生锈的银色领带夹。

　　新世纪的钟声敲响时，村里陆续有人装了电话。维芳是第一批安装电话机的，就挂在堂屋墙上，每天从学校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守在电话旁。偶尔接到卓文的长途，听筒里传来的电流声比他的声音还清晰：“这边工地很忙”“现在还不是时候”“再等等……”渐渐地，电话从每月一次变成半年一次，最后完全没了声响。

　　隔壁王婶总爱打趣：“芳啊，东头新来的支教老师，听说也是个书呆子。”维芳只是低头改教案，嘴角却不经意地扬起。教案本里夹着的野菊花书签簌簌颤动，恍惚又是那年晒谷场的风。

　　2010年春节，卓文突然回来了。他开着锃亮的黑色轿车，西装革履的模样，与记忆里那个倚在墙根读诗的少年重叠又分离。晒谷场的老枣树突然落下枯枝，“啪”地砸在两人中间，惊起一群麻雀。维芳在村口远远望见他，手里的竹篮“啪”地掉在地上，刚在集市上买的青菜撒了一地。

　　“这是我太太。”卓文话音落下时，维芳这才看清，他身旁立着个烫着波浪卷的年轻女人。米色大衣裹着纤细腰身，珍珠耳钉在阳光下泛着冷光，红色高跟鞋陷进泥地里，却依然踩出优雅的弧度。老枣树上的枯叶被风吹落，一片接一片，落在他们之间。

　　维芳弯腰去捡地上的青菜，粗糙的指甲掐进菜叶里。起身时，她对着那抹陌生的艳丽笑容露出一个微笑：“回来就好，家里都好。”转身时，围巾不经意扫过脚边的枯叶，她听见身后传来卓文压抑的叹息，却没有回头。风卷起女人大衣的下摆，香奈儿五号的味道裹着细高跟踩碎枯叶的声响，在晒谷场空荡荡的回音里，扎得人眼眶生疼。

　　如今，维芳依然住在老宅里。窗台上的玻璃瓶里插着新采的野菊花，手机里存着卓文唯一一条短信：“保重”。每年南风起时，她还是会去晒谷场转转。石板缝里的野蒿依旧茂盛，老枣树的影子在地上晃啊晃，像极了那年村口未落下的手。老枣树年年抽新芽，可当年没敢落下的那只手，终究是悬成了她心头一道永远结痂的疤。

　　月光依旧温柔，将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某个寻常的黄昏，邻居瞥见她与戴着圆框眼镜的男人并肩走向炊烟升起的方向。那人手中的教案本露出一角，墨迹未干的字迹晕染着岁月的温度。她忽然想起年轻时攥着的那枚领带夹，此刻正安静地躺在箱底，而掌心触到身旁人递来的温热茶杯。鬓边斜插的野菊花，轻轻擦过他洗得发白的衣角。风掠过晒谷场的野蒿，沙沙声里，老枣树又抽出了嫩绿的新芽，仿佛时光终于在这里，绘下了圆满的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