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领袖人物都知道延安八路军里有一位英国贵族传奇人物：迈克尔·林赛，中文名林迈可。

他首先是加拿大共产党人白求恩的朋友，又成为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吕正操、萧克、聂荣臻的朋友，最后成为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贺龙、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和八路军将领的座上宾。

他还是燕京大学经济学讲师；八路军的无线电专家；“新华社延安”电讯发报机的发明者。面对这些头衔，林迈可给自己的定位却是：“以外国非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

林迈可在中国工作、战斗、生活了8年，我们沿着他与白求恩同乘的轮船开始探寻他的传奇经历。

第一段传奇：在轮船上偶遇白求恩点燃了抗日情怀

（1938年林迈可（中）与聂荣臻司令员和白求恩在一起）

1937年底，加拿大的一艘轮船随着一声鸣笛起航了，它绕道美国前往中国，加拿大共产党党员白求恩就在这艘轮船上。

在甲板上，高瘦俊朗的加拿大维多利亚皇家医院外科专家白求恩站在甲板上眺望着大海。

这时，英国贵族林迈可也来到甲板，与白求恩意外相遇。当时他俩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共同帮助中国共产党抗日的起航。

英国人林迈可怎么这么巧会出现在加拿大的轮船上，这要从他的特殊经历说起。

林迈可原名迈克尔·林赛，1909年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贵族家庭，祖父是历史学家。父亲是哲学家，具有英国勋爵爵位，还是英国上议会议员，曾担任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院长。后来林迈可也受封为伯克男爵，成为英国上院议员。林迈可在牛津大学先是学习自然科学，后又学经济学、哲学与政治学。

1936年林迈可大学毕业后遇到一个到中国任教的机会。当时中国燕京大学（后来的北京大学）想要参考牛津大学的导师制进行实验，需要一名来自英国的老师。恰逢燕京大学社会系主任吴文藻教授，也就是著名作家谢冰心的丈夫来英国物色师资。林迈可本人是牛津大学导师制毕业生，熟悉导师制，且学业优异，本人又自告奋勇，申请到中国，于是被燕京大学选中。

1937年底，28岁的林迈可刚结束南威尔士第二工业调查所所长助理的工作，他决定由加拿大乘船绕道美国考察哈佛大学和芝加哥大学导师制经验，因为燕京大学的体制和美国大学的体制具有一致性，然后再去燕京大学报到。没想到遇到了同船的白求恩，最终把他的命运与白求恩和延安的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

在轮船的甲板上，林迈可与白求恩闲聊中获悉对方也要去中国。目标的一致使两人有了共同话题。林迈可的目的很简单，去燕京大学当一名教师，而白求恩的情况则复杂得多。他是受美国和加拿大共产党的派遣，去中国华北的抗日根据地帮助中共游击队反击日军的侵略。

后来，林迈可回忆：“白求恩随船带了很多医疗器械和药物。他说八路军不仅物质匮乏，缺医少药，也没有像样的医生。大批的伤病员无法得到救治，正在奄奄一息地等待我这样的医生。”

白求恩看着林迈可坚定地说，“无论从人道主义还是国际主义的角度，我都要去救治他们。”

　　在旅途中，白求恩向林迈可讲述了日本对中国的残酷侵略和中国人艰苦卓绝的反抗，引起了林迈可强烈的兴趣和同情心。

　　“有机会，你一定要来华北革命根据地看看，看看他们是怎样在艰难困苦中反击日本人的。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

　　林迈可点点头，他记下了白求恩即将到达的延安和晋察冀的地名，并说：“我一定会去那里找到你。”

　　白求恩笑了，他拍拍林迈可的肩膀：“我会在那里等你的。”

（林迈可拍摄的白求恩为患者看病的情景）

       就这样，林迈可与白求恩成了朋友。他们在日本横滨分手，一个前往日本人占领的北平，一个辗转奔赴延安。

       历史有许多巧合，最终林迈可最终也到了华北抗日根据地、也到了延安、也和白求恩走到了同一战壕，援助中国共产党抗日，实现了两人在轮船上的承诺。

      1937年12月2日，林迈可到达中国，接受了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邀请，教授经济学、逻辑学等课程，推行导师制。

    “林迈可”这个中国名字是1938年在燕京大学获取的。他的同事谢冰心建议给他的英文名来个汉译。“Mechael=迈克，Lindsay=林，林迈克，这可是个绝妙的中国名字啊！”冰心说。林迈可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但他把“迈克”改成了“迈可”，理由是这样才与众不同。

　　当时燕京大学由于有美国的背景，日美太平洋战争尚未爆发，因此，燕京大学是当时日寇占区唯一一所比较自由的大学。燕大校长司徒雷登很机智地与日本人周旋，保证了学校的正常运转。

　　1938年初，美联社驻北平记者霍尔多·汉森报道说，在冀中有一个有趣的组织在发展。林迈可十分好奇，经与燕京大学的几位年轻教师商议，决定利用复活节假期去充分了解一下这个组织。

      第二段传奇：认识了吕正操司令员与白求恩重逢

      1938年夏，林迈可买了台价格不菲的蔡司伊康相机，与同事们带着自行车上了火车，到保定后只要骑两英里就能到达冀中平原。他和同事从冀中出发，来到了在任丘的八路军冀中军区司令部，受到了根据地军民的热情欢迎和接待，吕正操司令员表示中共欢迎所有的外国人前来观察，并宣传抗日斗争。

      在根据地，林迈可看到：群众举行抗日集会，新招募的军队在操练，兵工厂的工人在紧张的工作，乡村小学校黑板上写着抗日标语，男女平等参政议政，以及根据地人民新颖的文化活动，在露天舞台上演出抗战话剧。他们还有幸获准参加了一次游击队破袭平汗铁路的战斗。

       吕正操儿子吕彤邻回忆：“在任丘，他见到了我父亲吕正操。在这里，他用镜头记录下了父亲领导下的冀中人民自卫军，那是中共晋察冀省委和晋察冀军区领导下的地方抗日武装。”

（在燕京大学时的林迈可）

       林迈可向吕正操司令员打听他的朋友白求恩。“不就是那个洋大夫吗？知道！知道！八路军都知道他的大名”。于是，林迈可一行被吕正操的部队护送，越过平汉铁路，进入设在山西省五台山区的聂荣臻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和宋劭文主任委员领导下的边区政府，那里有个八路军的战地医院。白求恩高大的身影出现在林迈可面前，他乡遇故友，林迈可激动的不得了。

       当时白求恩正忙着处理八路军伤员，但还是抽出空拥抱了一下老朋友。

       白求恩发现林迈可的气色很不好，检查后发现林迈可和同事戴德华患上了痢疾，白求恩马上给他们治疗。这样，林迈可和白求恩相处了一周。林迈可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五台山，我喜出望外地又遇见了白求恩医生。他是一位热心而又相当朴实天真的共产党人……他有两个特征：一是他热爱他的病人，绝不让后者遭受不必要的痛苦；二是他在学习外语上很无能，他在中国一年多了，却只能说‘开饭’之类的简单汉语。”

       在这次旅行中，林迈可一行看到了八路军的抗日武装斗争，目睹了八路军破坏日军铁路和袭击日军。林迈可感慨地写道：“任何有血性有思想的人，都有义务去反对日本人的侵略。”

       白求恩非常忙碌，前线的伤兵接踵而至，手术一个接一个，几乎没有喘息之机。为避免伤兵长途跋涉，白求恩用骡子驮着医药器械，巡回到前线为伤兵做手术。为了记录这些宝贵的镜头和近距离观察白求恩的工作，林迈可也跟着白求恩一起骑着骡子奔赴前线。

　　白求恩的流动医疗所设在狼烟四起的战场周边。手术就在破庙、戏台或砖窑里进行，担架、门板则被用作手术台。白求恩每天做手术要十几个小时，昼夜不停，他用神奇的手术刀使无数生命垂危的伤员起死回生。在一边观察的林迈可用他的德国“蔡司伊康”相机记录下了手术中的白求恩，留下了许多白求恩的珍贵镜头。

（林迈可到晋察冀军区看望白求恩）　

       由于根据地被敌人封锁，药品奇缺，一些伤病员还是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生命。目睹惨状，白求恩不禁仰天长叹：药，我需要有效的药！

　　说这话时，他的眼睛就盯着林迈可。

　　林迈可读出了白求恩眼中的渴望。他回忆说：“从那时起，我觉得自己应当为八路军做些什么了。”

       林迈可当时看到白求恩夜以继日地做手术，人很憔悴，邀约白求恩到燕京大学的住处休养几日，白求恩也答应了，但遗憾的是太忙，未能成行。

      1939年初冬，林迈可听到了白求恩在山西前线牺牲的噩耗，十分悲痛。林迈可有着高超的技工技术，五台山见面，白求恩曾要求他帮忙修理一块手表，但表修好了，白求恩却不在了。这块手表林迈可一直珍藏着，直到1975年获知石家庄将建立白求恩大夫纪念馆，才将手表捐赠给了馆方。

　　这次深入解放区旅行，林迈可在山西武乡县砖壁村的八路军总部，还见到朱德总司令，并为八路军总部通讯科检修了电台的通讯设备。

    第三段传奇：与李效黎相识共同冒险为八路军服务

　　访问晋察冀边区后，林迈可深感边区抗战物资的匮乏。回到北平，　他想到白求恩和八路军的需求，决定利用外国人在沦陷区出入北平城门不被搜身的特权，帮助八路军购买紧缺的药物和一些通讯零件。

       林迈可帮助八路军的冒险活动就这样开始了，他回忆说：“在日本占领军的严密监视下，我须小心翼翼地注意保护卖我药品的药店安全。如果让日本人知道了，他们将陷入灭顶之灾。我得把药瓶上的商标和店名全部撕掉……”。

 （林迈可酷爱摩托车）  

      当时日军对这些物资管控极严，以根据地军民急需的治疟疾药奎宁，当时中国人在药店只能以“克”为单位购买，而林迈可一次就能帮八路军购买几十斤。

　　林迈可把买来的药和无线电零件装在他的德国摩托车的后备箱里，在周末独自驶往北平妙峰山的一个地下党交通站，那些东西通过交通站再转入晋察冀根据地。骑摩托车也是林迈可的一大爱好。当林迈可在周末的清晨坐在摩托车上发动引擎时，吃早饭的一些燕大学生们会在路过时和他打招呼：“哇，林先生又去郊游啦！”

       在燕大学生关注导师林迈可周末行踪的眼神中，有一双美丽的大眼睛，她就是是山西籍女学生李效黎。很快林迈可也关注了她。

       机智的林迈可还通过借用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汽车给八路军运送电池、汽油、发报机、发电机、炸药制造教科书等重要物品，以应付日军关卡的检查。

       从根据地考察归来后，林迈可积极参加抗日的地下活动，与燕京大学总务长蔡一谔、美籍教授夏仁德等人成立了秘密组织“破交队”，专门研究破坏日军的交通运输线。此外，林迈可还曾帮助营救中共地下党员。

　　为了保护药店老板，并准确记录所买药品的详细名称和功能，林迈可将药店老板的药签撕毁后，需要重新制作新药签，它找了一个在导师班学习，他认为老实可靠的女学生李效黎，帮他重新整理药签。后来，李效黎成了林迈可的妻子。

       林迈可与李效黎的感情，正是在共同为八路军服务中发展起来的。有一天，李效黎被林迈可叫到房间，“啪”地关了门。林迈可解释，希望李效黎帮忙将私买的药品说明书上的中文翻译成英文，但不告诉她这样做的目的。李效黎心里很清楚他在买违禁品帮助八路军，这位有着爱国意识的山西姑娘出身晋西南大户人家，中学时代就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她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林迈可拍摄的北平学生运动）　

       李效黎回忆：“林迈可先生又高又瘦，优雅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他长着我所见过的最好看的鼻子，上唇留着短短的胡须。在他讲话的整个过程中，我一直盯着他的鼻子看，我不大听得懂他的英国口音。”

　　林迈可也注意到了李效黎。当获悉这个学生听不懂自己的牛津英语时，他就把同事戴德华教授的太太洛贝塔介绍给她，让洛贝塔帮助李效黎学英语。

　　和所有的英国人一样，林迈可也有喝下午茶的习惯，他会经常邀请中国同学参加他的私人茶会。李效黎当然在受邀之列。林迈可对她的格外关心，她当然心领神会，她回忆道：“参加完林先生的茶会后，我无法入眠。一合上眼睛，眼前就会出现林先生。我觉得他对我特别好，他看我的眼神也表明，他很高兴见到我。我跟自己纠结了好半天，终于承认，原来是我很高兴看到林先生。”

　　李效黎注意到林老师经常在周末或暑假就跑出去，也不知道他去干什么。她常常在宿舍里有意无意地眺望燕大校长司徒雷登的官邸，林迈可的住房就在校长官邸内，他的摩托车就放在官邸门旁。1938年漫长的夏季过去了。消失的摩托车又回来了，李效黎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1939年暑假，在林迈可离开燕京大学去华北革命根据地之前，他突然对李效黎摊牌：我马上要去访问中国的游击队。我从去年起就和他们打交道了。我欣赏他们，他们在出色地抵抗日本人。李效黎早就猜出来导师从事的抗日活动，她表示赞许，林迈可得到心上人的支持非常高兴。1941年6月，林迈可与李效黎在燕京大学结婚。

（1943年林迈可拍摄的其夫人（右一）与冀中无线电技术人员在一起）

      燕京大学校舍里，林迈可还利用自学的无线电技能，为八路军安装通讯电台，并与其它购买到的“违禁品”一起，偷偷运送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当时太平洋战争一触即发，即使是英国人，如此行为一旦被日本人发现，也有生命危险。

　　燕京大学机械房的工人肖再田，曾和林迈可一同访问晋察冀边区。回北平后，又与林迈可秘密从事抗日地下工作。后来被日军宪兵队逮捕，遭到严刑拷打。林迈可和其他同情抗日的朋友们想尽办法营救他，当得知宪兵队司令官想要买一辆摩托车，林迈可拿出自己的积蓄，和朋友们一起凑足了钱，买了摩托车，才将肖再田“赎”了出来。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军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8日早上，林迈可听到珍珠港遇袭、美国总统罗斯福向日本宣战的广播，他意识到，燕京大学即将被日本人占领，必须马上撤离。

　　校长司徒雷登曾与外籍教师商量，如果不愿意留在北平，可以跟林迈可一起开自己的车逃往抗日根据地。林迈可简略地报告了游击区的情形后，一位外籍教师说：“根据地早上冷得连茶壶里的水都要结冰。”外籍教师们几乎没人感兴趣。大家认为美国数月内便可击败日本，在集中营蹲几个月好过在乡下受罪。

　　林迈可只好带上妻子李效黎和愿意去根据地的美国物理学教授班维廉夫妇，以及两只八路军需要的装有无线电零件的箱子开车向八路军根据地出发了。

    “我们从燕京大学逃出后仅10分钟，日本宪兵队就闯到燕京大学燕南园大地63号我们家来了。”林迈可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日本宪兵到了林迈可的住所，搜出一台发报机。由于没抓到人，气急败坏的日本宪兵把他们的家具全砸烂了。“他们仅在学校就花了好几天工夫，审问我们所有的朋友，并威胁他们，如果窝藏我们就是犯了大罪。”林迈可在回忆录中如是说。 

　　在地下党的帮助下，林迈可一行历尽艰辛，数日后到达平西根据地冀热辽军区司令部所在地。

     第四段传奇：进入萧克司令员防区参加八路军

       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萧克热情地欢迎林迈可他们的到来，在萧克司令员的建议下，林迈可穿上八路军军服，在冀热辽军区司令部通讯部负责无线电台改造和通讯器材的维修。

　　“电话线是从破坏敌占区的电话线路中缴获的，干电池则是从敌占区爱国商人或想牟取暴利的人那里搞来的，我逃出北平时冒险带出一个万能测量表和一把计算尺，是根据地唯一的一套宝贝。”林迈可这样描述他的工作条件。

（1942年林迈可（右一）和冀中电台工作人员）　　

       林迈可从小就喜欢捣鼓无线电，但他父亲一直不允许他做这些，认为动手的工作并非属于上等人，然而林迈可我行我素，他是个超级玩家，后来竟然成了无师自通的无线电专家，而且是八路军急需的专家。据与他同在燕京大学任教的班威廉教授回忆，林迈可学的是经济，但他自幼就是个无线电“发烧友”，他的相关知识和技能达到了专业水平。组装收音机、收发报机、音响对他来说易如反掌。他在燕京大学的宿舍里，满地都是半导体元件。

　　林迈可最终利用自学的无线电知识，借助缴获的日军器材，制作了上百部形式各异的电台，满足了晋察冀军区部队的急需。

　　1942年春天，林迈可夫妇到了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在聂荣臻司令的殷切要求下，林迈可为晋察冀军区司令部检修了所有的无线电通信设备。他高超的技艺，给聂荣臻留下了深刻印象。后来，受聂荣臻司令员的邀请，林迈可担任通讯部技术顾问，林迈可的妻子李效黎也在通讯部工作，任英语课教员。他们给部队技术员讲授无线电工课程，由于没有教材，很多课程内容不得不从最基本的电学第一定律开始。他们发现，用中文发报会有许多的麻烦，一个数码错了，就会译成完全不同的另一个字，毛主席的一份讲话中用了“取信于民”一词，由于电文接收失误，被译为“由雾出宝”。地方报纸《晋东南日报》居然用一篇社论来解释“由雾出宝”的深刻含义。战时电报的误译，有可能决定作战的胜负，英语是以字母形式构成的语言，拼错一个字并不会影响理解原意。于是，林迈可夫妇共同帮助部队用简单的英语来传递信息，改变了中文发报。

       林迈可还参与组建“晋察冀边区自然科学界协会”，通过发展“电学会”来培养人才、推进工作。此时，林迈可成为根据地无线电事业的核心人物，每天都要长时间地埋头工作，不知疲倦地组装机器、进行教学。同时，边区政府也常常需要林迈可的参谋协助作用。延安《解放日报》曾发表文章这样赞扬林迈可的贡献：“（电学会）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解决了电力的供给，保证了足够的电器交通，使灵敏的军事指挥和行政领导达到最高度。这一工作，英国友人林迈可教授是有很大的功绩的。”

       从1942年到1944年，林迈可一直在晋察冀军区，从事电台设备的整修改进和教学工作。在晋察冀的学生中有很多人后来成为新中国电讯界的高级干部、技术专家和骨干。“1949年我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时，一到天津就很高兴地看到那些当年我在晋察冀的学生们，如钟夫翔、王士光、林爽等先生，在中国电讯界最高岗位上工作的人中，他们占了很大比例。”林迈可在自传中写道。

　　林迈可与李效黎的女儿艾丽佳也于这一时期在晋察冀边区出生。为躲避日军袭击，李效黎不得不翻山越岭转移到一个小村子生产，在冀中农民的帮助下，孩子“倒产”出生。他俩的另一个孩子在延安出生。

　　1944年，林迈可主动提出到延安去。“因为在延安将比在晋察冀有更多的机会实现我的想法。”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第五段传奇：奔赴延安与毛泽东等领导人建立深情厚谊

     1944年5月，林迈可一家到达延安。见到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是他曾在八路军总部见到的朱德总司令。林迈可一家到达延安的第二天，朱总司令由黄华陪同看望林迈克，黄华曾是燕京大学“一二·九”学生抗日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再次相逢，林迈可与朱总司令如同家人，无拘无束，亲密无间。

到达延安两周后，毛泽东在杨家岭举行欢迎晚宴，专门招待冒死为八路军提供紧缺物资援助和为八路军通信工作作出巨大贡献的林迈可一家，刘少奇、周恩来、贺龙、叶剑英等人作陪。席间，林迈可听不懂毛泽东的湖南口音，李效黎当起了翻译。毛主席对林迈可一家来延安表示慰问，并特别问到林迈可孩子的健康。林迈可当场就跟毛泽东“要工作”，而毛泽东却劝他“多休息”。

　　经不住林迈可的反复要求，朱德、叶剑英只好找林迈可一起讨论了他的工作问题。不久，他被任命为十八集团军通讯部的无线电通讯顾问，林迈可来延安仅3个多月就作出了重大贡献。1944年8月29日，设在旧金山的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第一次收到了来自延安的新闻播报，“延安声音”终于传向了世界。

林迈可根据弗雷德里克·特尔曼的《无线电工程》等专业著作，为八路军设计建造了天线和发射机，联通延安和美国旧金山。据李效黎的《延安情》一文记录：经过无数日夜的反复测算，林迈可设计出一个巨大的菱形天线与具有强大功率的发报机。之后根据弗雷德里克·特尔曼的经典著作《无线电工程》中所列公式，设计出V形天线。又凭一本《球面三角》与一个经纬仪，计算出天线在山谷中的正确方位。

　　（毛泽东写给林迈可的信和林迈可任英国驻华新闻专员的证件） 

       林迈可克服重重困难，“在中国黄土高原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窑洞里，研制组装了一台大约600瓦的电讯发报机，他向世界发出了以‘新华社延安’为电头的英文通讯稿，把陕甘宁边区新华社的消息，传送到印度与美国的西海岸。”美国政府在旧金山有一批专业人员，专门监听世界各地无线电传播讯号。他们捕捉到这个新的电波讯号并记录下来，告知华盛顿的高官。林迈可的努力，打破美国高层对于中国共产党武装“游而不击”的印象。至今，英美档案馆里还保留着他当时播发的文字资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也由此诞生。林迈可和李效黎还培养了第一批向世界播发新华社电讯稿的无线电技术骨干和英文对外广播人员。

　　当延安的通讯设备步入正轨后，林迈这位多才多艺的燕京大学讲师又担任了新华社英语部顾问。他的日常工作是处理中国编辑的中译英文稿。他不仅要纠正其中的语法错误，还要尽量把稿子改得让西方人易于阅读和接受的语言。他反对文稿中的辱骂和夸饰，坚持使用平实的陈述。他的建议，并非所有人都能接受，也发生过很多争执。但在新华社出版的社史上，还是充分肯定了林迈可的功绩。

（朱德总司令签署的林迈可任八路军无线电通讯顾问的任命书）　

1944年，美军中缅印战区派观察组来到延安。美国人迫切地希望通过军事观察组了解中共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有没有对日抗战的力量，中共则希望美方提供一些武器装备。林迈可充当了中共与观察团的中间人，沟通与美国人的谈判细节，他多次给叶剑英汇报谈判情况，提出建议，让八路军掌握谈判的主动权。

第六段传奇：与王诤局长结识助力延安通信事业

1944年夏天，八路军通信兵的最高领导、军委三局局长王诤，得知美军观察组来延安进行空中作战气象保障网谈判的美军携带有先进的通信装备，王诤想“走后门”弄些来“参观”，然后再还回去。他想到了来延安参加抗日的燕京大学电学专家、英国人林迈可，想让林迈可利用私人关系，去找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就这样，林迈可与王诤局长建立了特殊的通讯专业友谊。

林迈可二话不说答应了下来，他与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有着良好私人关系。林迈可对八路军通信设备的改进，特别是600瓦大功率发报机向世界播发新华社电讯稿后，使美军观察组都大为吃惊，他们十分惊异地发现八路军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竟然能拥有如此高水平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因而很快通过林迈可提出希望与中共开展情报合作，建立华北情报网，利用八路军各个根据地的通讯网络向盟军及时提供了有关日军动向、气象预报等方面的大量情报，为实施日本本土战略轰炸等作战任务提供了有力保障，通过林迈可的沟通美军的要求很快得到中共的响应，得以实现。

 此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对外广播情报处在收到直接来自延安的讯号后极其重视，该机构将中共传来的信息进行汇总，不仅提供给美国政府高层加以研究，而且还转送给其他盟国进行参考。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曾对此评价道：“林迈可和延安无线电学校创建了广播电台，在其后数年中，中国和西方世界通过这座电台，才听到了华北的新闻。”而美国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林迈可的外孙女李淑姗则认为：“林迈可的贡献在于他不仅使中共突破了国民党的新闻封锁，而且使中共绕过美国在重庆的驻华大使馆，能够直接、及时地与华盛顿的决策者们进行沟通，避免了重要信息在传递到西方之前遭受过滤和阻碍。”

       投之以李，报之以桃。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上校对林迈可的要求也是有求必应。林迈可从包上校那里“借”了不少通讯宝贝。好东西拿来后，王诤喜上眉梢，他马上发现有两部是超短波无线电话机，试着开机，果然好用。当即送往在枣园的毛主席和王家坪的朱总司令，两人进行了联机。

      毛主席一边走一边和朱总司令通话：“看来美国人的洋东西还是很不错的，可以洋为中用嘛！”毛主席放下机器就对王诤局长说：“这个电话好，可以不用电线，美国人能造这东西，我看你们也能造，你们不是已经造出不少发电报的电台了吗？现在就交给你们三局一个新的任务，制造我们自己的无线电话机！”

（林迈可拍摄的毛泽东与美军观察组）

　　通过林迈可送还美军机器后，王诤局长马上就布置有关人员开始研制，虽然一度做出了样机，但没有成功。日本宣布投降后，军委三局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向各大解放区派遣得力通信干部，王诤局长抓住这一时机，派遣精干力量，到当时各方面基础都比较好的晋察冀军区，坚持继续研发无线电话机。派遣干部中，有一个在延安新华广播电台担任机务员，27岁，叫赵戈，思想好、技术精。王铮郑重地交代他，要努力把无线电话机搞出来。

　   1946年春，赵戈等五人抵达晋察冀军区机关。1947年春，终于生产出12部无线电话机。起初就想把无线电话机命名为“3Q5型”，可又不想用美国造的“洋货”名，赵戈提出把“Q”去掉，叫“35”型，修配厂的同志说这是我们晋察冀生产的，应该加上“边区造”，就这样机器有了“边区造35型”的命名。赵戈他们拉上参加无线电话机试验的一个班，带好12部机器，外加一部从晋察冀新华广播电台搞来的日式94型电台等全部家当，直奔在河北满城县塬台村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很快组建了60人的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无线电话队，耿飚参谋长在成立典礼上宣布：“今天是我们晋察冀野战军司令部无线电话队成立的日子，你们是我军有史以来的第一支无线电话队！”这里当然包含着林迈可的贡献。

第七段传奇：周恩来为林迈可送行后与共产党一生的友谊

抗战胜利后，林迈可决定返回家乡英国。离开延安时，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为林迈可一家送行。

临行前的１９４５年１１月７日，毛泽东设家宴为林迈可一家饯行。席间，毛泽东问了很多问题，听取他们的意见，并给予林迈可高度评价。来延安宴会接风，离延安家宴送别，而且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亲自出面，林迈可独享殊荣。（周恩来赠送给林迈可的照片）

这份特殊待遇与林迈可真诚地对待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作出了特殊贡献是分不开的。

林迈可不仅在延安通信事业上成绩斐然，还在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战，不断向世界传递有关敌后根据地的信息上贡献突出。早在1938年林迈可初到中国之时，他就曾向英国驻北平公使馆递送了有关河北局势的报告，率先提出中共通过游击战有效地遏制了日本的侵略，日军在华北控制力量十分有限的信息。英国驻北平领事馆代办将此报告呈递给英国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并高度赞扬林迈可及其报告：“林先生是一位可靠、睿智的青年，我认为他的报告客观而不带偏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林迈可深入八路军根据地，他所撰写的有关华北战争局势的报告更是备受重视，甚至连美国战略情报局都不惜笔墨、全文摘录他的报告，并充分肯定其报告内容：“以下有关华北游击区状况的报告出自一位极其聪明能干的英国人的亲身观察，此人于1941年12月7日逃离北平，并从那时起一直住在游击区。他完全有能力利用这一极好的机会进行观察，而他也乐于这样做，因此该报告对华北局势的描述应被视为是可信的。” 

根据英国驻华大使薛穆的要求，林迈可曾于1944年11月25日向其详细介绍了中共税收制度及“三三制”的运作情况。林迈可在报告中反映：中共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这是保障敌后根据地长期存在的关键因素。1945年1月9日，薛穆将林迈可的信件转寄给了英国外交部远东司司长史班纳，同时告知：“你也许会对我收到的林迈可的一封来信感兴趣，这是他对我们要他进一步提供有关共区组织机构情况所做的回应。这封信提供了延安政权某些方面的细节，例如税收方法和‘三三制’的运作，其内容比我过去所看到的都更详细。”林迈可自称是生活在敌后根据地“唯一的英国臣民，而且实际上是对共产党地区有详尽的了解、与共产党领导人有密切联系的唯一一位非共产党的外国人”。他利用自己与英国驻华大使馆和英国政府高层的关系，向西方世界传递了大量有关中共抗战情况的珍贵信息。从某种意义上说，林迈可是战时英国政府直接获取有关中共方面一手情报资料的最重要的渠道之一。

       林迈可还利用自己大学讲师的特长写文章，宣传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抗日及解放区的新面貌。八年抗战中，林迈可通过报刊、外交途径等一切可以利用的渠道，写了不少有关抗日根据地的文章、报道与报告。”在自传中，林迈可非常赞赏中共的供给制和全民抗战。他写道，很多国民党军人、日本军人饿死路边，但是共产党却在老百姓的支持下，靠合理税收和大生产，保证了粮食供给。他深信，如果八路军有了充分的武器装备，打败日本人并非难事。

 （林迈可在延安为周恩来拍摄的照片）

林迈可对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的观察是冷静、理性、客观的。林迈可在自传中提到，1945年10月，在离开延安之前，他撰写了一份题为《延安哪里有缺点》的报告，一方面批评了某些工作效率低下与官僚主义作风，同时也说，当时的延安，真正实行了“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林迈可将撰写的介绍抗日根据地的新闻稿件，投给包括《泰晤士报》等在内的国外主流媒体，同时托一些途经延安的外国人把稿件带出中国，寄给在英国的父亲，转交给英国媒体。后来，在林迈可回国成为英国上议院议员后，还经常在上议院讲到中国，要英国人多了解中国，向中国学习，并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的著述。

摄影是林迈可的业余爱好，他利用在北平时购买的德国造的蔡斯伊康照相机，把自己在中国战斗和生活了8年见闻，把平西、晋察冀、延安军民的抗战生活拍摄下来，在英国、美国国家档案馆中馆藏了大量的林迈可拍摄的照片。他拍摄的照片达到了专业水平，也极具纪实性质，反映了当时根据地老百姓和八路军的生活状态。武器装备简陋、医疗条件很差，但老百姓的精神面貌很好，保持了十分旺盛的斗志。   

林迈可拍摄的八路军乔装穿越平汉铁路的照片，广为流传。当时平汉铁路是日军的封锁线。1938年的几个夜晚，林迈可和八路军战士们努力了三次都没有通过。

 林迈可建议，他和随身警卫穿上老乡的衣服，把毛瑟枪别在衬衫下，背着一个装有八路军军装和林迈可西装的包袱混过去。他们成功了。林迈可拿出自己的宝贝相机，对着两名神色紧张的八路军和日本国旗拍了张照片。从拍摄角度看，他们距离敌军的炮楼只有十几米。

林迈可拍摄的许多纪实照片成为中国革命的经典历史照片，其中有毛泽东与美军观察组、延安保育院的小朋友、1945年延安时期的周恩来、宝塔山下的集会、边区开展大生产运动、美军观察组在清凉山下、延安交际处的小朋友、宝塔山下的驼队、1945年延安庆祝抗战胜利大会等。上世纪90年代上海图书馆举办了《再见，延安！英国学者林迈可亲历的中国抗战(1937-1945)》摄影展；2016年1月11日。延安举办了《再见，延安!——林迈可中国抗战摄影展》；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也举办了《再见，延安！——英国学者林迈可亲历中国抗战（1937-1945）》摄影展，从一位国际友人的角度见证了中国八路军的抗日经历，也见识了林迈可的传奇人生。

       林迈可集经济学家、教育家、通讯专家、新闻达人、外交使者、摄影大家于一身，是中国共产党非常需要的复合型人才，他把专业的、业余的本事全部献给了中国共产党、献给了八路军、献给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在延安的一年半时间，是林迈可最值得记忆的一段生涯。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以及其他领导人常在一起，交谈工作，联欢会上一起跳舞，甚至分享各家菜园的收获。他称赞“中共领导者们在任何场合下，他们的实践和作风都是一流的”。离开延安时，林迈可将他八年来积累保存的很多资料留了下来。

 （林迈可拍摄的朱德总司令在根据地大会上） 

      在回国去机场的路上，林迈可对送行的周恩来说，他的重要任务就是：要让中国以外的世界知道华北敌后根据地，知道有一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以及边区政府的存在，知道共产党已控制了华北的大部分地区，并在和广大人民一道建设战后的中国。

       林迈可是言行必果的人，他与中国共产党的友谊延续了一生。1945年11月，林迈可一家转往重庆经印度返回英国。

       战后，林迈可专心于研究，成为现代中国历史与政治方面的学者，出版过关于中国抗战历史的著作，1975年英国出版林迈可所著《抗战中的中共——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引起极大反响；1987年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林迈可著《八路军抗日根据地见闻录——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2005年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林迈可著《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图文见证八路军抗战史——一个英国人不平凡经历的记述》。三本书连同200余幅照片，记录了林迈可夫妇难忘的一段经历、见闻。林迈可的夫人李效黎写过一本回忆林迈可的书《别了，延安》在香港出版，其中写到林迈可在燕京大学期间常常冒着生命危险购买药品和通信器材偷运给抗日的八路军。

1952年，林迈可从过世的父亲那里继承了伯克勋爵的爵位，李效黎因此成为英国首位华人贵族夫人。虽然继承了爵位，但他们在英国的生活并不如意。国民党驻英国“使馆”告知英国外交部，李效黎夫妇与中共高层关系密切，受到了英国政府的调查、监视、刁难和迫害。

英国政府以为林迈可亲近中国共产党，为八路军服务，一定得到了丰厚的金钱回报。后来英国政府情报部门专门调查他究竟得了共产党多少“好处”。调查结果显示，林迈可在延安每月得到四斗小米的津贴，当他们把小米从“斗”换算成“蒲式耳”后，调查人员简直不可思议，这也说明林迈可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共产党服务不为名也不为利。

1959年，林迈可一家为了摆脱在英国受到的不公正对待前往美国华盛顿，林迈可获取了哈佛大学的教职。不久，澳洲国立大学聘请他担任国际关系高级研究员，他又率全家前往堪培拉。1960年，林迈可再次回到美国，担任美利坚大学远东研究系教授。1961年，林迈可与李效黎定居美国，并成了美国公民。

  （林迈可摄影展介绍）

       新中国成立后，林迈可和家人都非常关注中国的发展，党和政府也没有忘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周恩来总理指示有关部门多次邀请林迈可一家访华。

      1954年8月，李效黎偕丈夫林迈可随英国工党代表团访问中国，并担任翻译，为中英两国友好关系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此后，林迈可、李效黎又多次回到中国，为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做了大量工作。

      1983年，林迈可夫妇二人再次来到中国，受到萧克将军等老朋友的宴请。

      1986年，林迈可访问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发表了精彩的演说，其中的一段话发人深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敌后进行了抗日游击战争，但海外世界只有很少人知道这个事实。很多海外华人都会问我和我妻子同样的问题：中共在抗战中真的抵抗过日本侵略军吗？中共是否切实参加了抗战？台湾学生听到的是中共在抗战时期‘按兵不动，坐享扩大军队和地盘，进而准备控制全中国’。然而，八路军抗战的事情，我们是百分之百地有权证实的，我是以外国非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工作的少数人之一。我目睹了他们与强大的侵略者斗争的情景，我用我的笔和相机把这一切都记录在案。”

      1994年2月13日，林迈可在美国病逝，享年84岁。他去世6周后，李效黎回到中国定居，中国政府给她在北京提供了一套公寓，以感谢当年她们夫妇对抗战的支持。

1998年冬天，李效黎回到故乡离石探亲，并为东关小学捐资助学。

       2003年，李效黎回到美国，同外孙女苏珊一起生活。2010年4月25日，李效黎在美国华盛顿去世。

       林迈可生前中国共产党和政府想着他，去世后仍没有忘记他。林迈可诞辰105周年，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北京市对外友好协会等共同为他举办了“杰出的国际友人林迈可先生纪念会”。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中也肯定了林迈可的贡献。

       2019年，李效黎家乡山西离石建立了“林迈可李效黎纪念馆”，林迈可夫妇对抗战的贡献一直为中国人民所铭记。

（本文照片大部分来自林迈可所摄，个别照片来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