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捡“垃圾”的部队

　　1946年3月1日，我军第一所正规的航空学校“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在通化诞生。常乾坤任校长，王弼任政委。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早已撕破和平的假面具，大举进攻东北，形势异常紧张。北满、东满与苏联接壤，是日伪关东军空军重地。为了寻找合适的航校基地，常乾坤、王弼发动全校师生分头深入东北各地收集飞机和航空器材。当时，日伪残余反动势力尚未肃清，土匪、敌特活动猖獗，铁路不通，给收集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东北老航校的创始人们带领航空队干部及航校的学员和职工，冒严寒，踏冰雪，从1945年10月至1946年5月，走遍了东北三省的30余座城市，70多个机场，共收集到各类飞机120余架，发动机200余台，油料2000多桶，航空仪表数百箱和各种机床设备等装了2800多马车。此时的东北铁路大多被破坏了，他们只得靠人拉、肩扛，马车拖的方式转运这些看上去就像“垃圾”的破烂。遇到小火车能开的地段，他们把这些破烂飞机装上去，可小火车马力不足，翻过山坡的时候，所有人员推着火车前进。谁说火车不是推的？常乾坤笑言：“人推火车，马拉飞机，写到空军史也一大奇观。”为了寻找这些“垃圾”，有的同志遭受土匪的攻击，有的同志受了伤，还有人误入日军遗留下来的细菌战毒气室，受到严重感染而牺牲的。

　　正当航校准备开学时，国民党军在美国人的援助下，向我东北根据地大举进犯，数十架敌机在我航校机场上空盘旋扫射，轮番轰炸，将航校能飞的十余架飞机炸毁了六七架。在此情况下，航校坚持了边疏散、边防范、边进行训练的方针继续工作。1946年11月，航校迁至东安机场后，王弼领导建立了机械厂和修理厂，修复了数十架飞机。至1948年，航校已有各种修好和待修的日式飞机93架。能用的发动机193台，以及一批可供使用的航空仪器附件设备，为进行飞行训练创造了条件。

　　王弼等领导同志和机务人员在修好的飞机前留影

　　王弼非常重视教育，尊重科学。建校不久，校党委制定了“从认识上、理论上开始奠定人民空军的基础，在可能范围内进行必要的文化教育，以便打下深造的基础”的教育方针。在教学上规定了：“一、由浅到深，求得能懂；二、少而精，求得能化；三、重点教育，求得有中心；四、讲授与实习配合；五、听讲与讨论配合”的教学原则。王弼领导成立了航校机械技术研究会，并担任主任委员。他亲自担任技术课教员，领导编辑了31种教材，在培养航校技术人才的训练方法上闯出了一条新路。

　　王弼：先后任空军副政治委员兼工程部部长、副司令员。1952年任航空工业局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第三机械工业部顾问（部长级）等职，主要译著有《航空发动机原理》（1947年）。1976年3月，王弼又上书中央，提出了抓质量、抓尖端、抓航空工业的建设、重用各部门有造诣的航空技术专家的意见。1977年8月31日卒于北京，享年78岁。《人民日报》在讣告发布中称王弼为“无产阶级革命家、航空技术专家、教育家”。右图为现存于中国航空博物馆王弼的任命。

为能修好这架飞机机务人员显得很高兴

一组马车拉飞机的照片

　　1947年10月，王弼的老战友邵式平来东安航校参观后深为感慨地说：“我们的飞行人员，在那样冷的气候里，并且北风相当大，他们试飞时，既无飞行衣，也无飞行帽，甚至穿着单衣试飞，真令人肃然起敬。”

　　在训练中，航校接收日本在东北残留的一批汽油已将用完。解放区当时还不能生产汽油，王弼和杨光秘密去苏联联系汽油，亦未能成功。林弥一郎说，日本人在太平洋战争中曾成功进行过以酒精代替汽油的试验。王弼等决定大胆试验，在采取加强保温，加大燃料喷嘴等措施取得了确实的数据后，用酒精代替汽油作飞机燃料终于获得成功。东北局和联军总部批准了这一应急措施，并拨给了一座酒精厂，以大豆、玉米为原料，生产酒精代替汽油，解决了飞行和运输的燃料问题。

在中国航空博物馆内有这样一幅大型油画《人民空军党缔造》，是雷洪连、李长文于2009年10月创作的，记录了1949年3月8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共和国的缔造者们在西柏坡听取东北老航校校长常乾坤、政委王弼汇报并决定成立军委航空局，筹建人民空军。

　　东北在日军占领期间的后期，为躲避美军对它本土的轰炸，修建的航空训练基地较多。天皇宣布投降后，这些航空训练机构、装备、设施、人员来不及撤走，其中有的被苏军缴获，有的被毁，还有些散落民间，但机场、机库、修理厂等还较完整。

　　1946年3月1日航校成立，对外称“三一”部队。

　　除了搜集航空器材，“三一”部队还收编日军航空人员。

　　东北老航校创建者们的合影　校长常乾坤（左1）、副政委顾磊（左2）、政委王弼（左4后）、政治部主任白平（右3前）、第一政委马文（右2）、副校长刘善本（右1）

　　侵华日军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300多人，由队长林弥一郎带领，遗弃了飞机和机场设备一路向南，打算以日本难民的身份回国。他们没能混过去，在上汤这个地方被困。前面是东北民主联军曾克林部21旅（老百姓称为“老八路”），后面是苏联红军在追击。林弥一郎和弟兄们商量，是战还是降？他们是空军，陆战不在行，无论跟谁打，都是个死。只有投降这一条路，可早就听说苏联人够狠，对待日军俘虏很不人道。那就只得向中国人投降，可投降这事对任何军人都是很屈辱的事，更何况他们是曾经不可一世的“大日本皇军”，按照“武士道”精神，他们应该自杀以示“效忠”的。他们很郁闷，觉得颜面上过不去，也不知道投降后会怎样对待他们。

　　让他们感到吃惊的是，“老八路”在街边摆了一张6尺多长、3尺多宽的桌子。当林弥一郎带队来到指定地点，21旅的代表对林弥一郎说：请你们把飞行装具放在桌子上，武器放在地上，军官的指挥刀不愿交出来的可以不交。40多年后，林弥一郎在《我与中国》一书中回忆此事时感慨地说：“以前，在新闻片中看到的有关缴械的描述和画面，都是在对方刺刀威逼下被迫交出武器，那场面难堪之极。但在这里，我们没有看见一个端着刺刀的八路军战士，我当时最强烈的感受是：第一，一言为定的事情，对方百分之百地守信用，这使我非常感动，我钦佩这个伟大的民族——中华民族。第二，尽量回避使用‘解除武器’这个词，而用交出武器，为了不使我们感到难堪和悲哀，甚至为我们考虑了接受武器的方式。他们想得多么周到啊！”

　　没有武装押解，也没有受降仪式，而且他们的长刀、短刀也可以不上缴。战争史上这样的受降还是很少见的。

　　回到村子里，更令这些日本战俘吃惊的是村里的农民代表扛来了一袋袋稻谷，还带来了蔬菜和小鸡。这是部队千方百计到老乡那里筹买一部分大米给日军飞行大队送去。林弥一郎和他的部属一时不知所措，日本鬼子统治东北时，中国人吃大米就是“经济犯”，轻则挨打，重则丧命。这些憨厚的农民说，知道日本人爱吃大米，就把留下的部分稻种送来了。谁不知道大米比高粱米好吃多了，可我们这些纯朴、善良的农民听共产党说要优待这些日本兵，就毫无怨言地把自家的稻种拿出来了。这种民心支持的力量是何等的强大，所以毛主席说：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过了两三天，林弥一郎和10名战俘代表受邀到本溪曾克林司令部参加宴请。一个多月没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了，他们开始很拘谨，看着饭菜不动筷子，主人爽朗地一笑，自己先吃起来给他们看，让他们放心。林弥一郎11个人这才敞开肚皮喝酒、吃菜，饱餐了一顿。临别时，“老八路”说：“给你们的人准备了点肉。”林弥一郎想几百人给几斤肉够谁吃的，出门一看又惊到了。这点肉是3只大种牛，一只母牛和一只小牛，后边还跟着50只羊。

　　两天后，林弥一郎和10名代表来到了沈阳。在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里，林弥一郎一个人被请进一间指挥室，里面坐着两位衣着简朴的高级将领。

　　“我们想请你们协助我们建立一支空军！”东北局书记彭真直截了当地对林弥一郎说。

　　林弥一郎吃了一惊：“可是，我们都是战俘！”他审慎地说道，面带难色。

　　“这一点，请不要顾虑！”坐在一边的伍修权说。

　　“我们完全相信你！”彭真一副大将风度，落地有声。

　　谁也没想到，林弥一郎看着伍修权腰间的“柯尔特式”自动手枪，提出一个很非分的要求，能不能把您的手枪送给我？伍修权一点儿没迟疑，马上解下枪来送到林弥一郎的手中，说：“这支手枪伴随我参加了万里长征，它保护过我，是一支珍贵的有纪念意义的手枪，现在我把它赠给先生。”

　　不久前被缴械的林弥一郎紧握那支手枪，注视着伍修权那诚挚温厚的目光，他的眼睛湿润了，心也一下子热了，他被共产党人如此以礼相待和信任所折服。

　　林弥一郎深受感动，“唰”地一下站了起来：“既然贵军如此信任我，我将竭尽全力，只是……”

　　彭真看出他有为难之处，便说道：“有何难处，请大胆讲！”

　　“作为飞行教官有下达命令的权力，这一点在俘虏和胜利者之间很难做到！”彭真马上回答：“给你这个权力，我们能够做到。”

　　“还有，教官和学生之间，学生必须绝对服从，没有这一点就无法教学！”

　　伍修权和彭真相互看了一眼，点了点头：“这也没有问题。”

　　“那好吧，我同意来当！我也可以说服我的人帮助你们。”

　　彭真一听十分高兴地说：“我们共产党人会和你们很好地合作，我们会建立一支强大的空军。”

　　返回时，林弥一郎完全忘了自己俘虏的身份，他登上一辆军用卡车，发现副驾驶上有人，就一挥手说：“让开！”那人显出莫名其妙的表情，可还是默不作声地爬上了后车厢。后来负责警卫的战士说那人正是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吕正操。这又让林弥一郎大吃一惊，“这是一支怎样的军队啊？”

　　林弥一郎也是个勇猛的飞将，1944年6月，时任中队长的他在桂林上空遭遇美军P－40机群编队，他驾驶的97式战斗机中弹34处，发动机也失灵，仍飞回了机场。所以他在日军中很有威信。

　　林弥一郎拿着伍修权送给他的手枪，说服了他的部下，只有一些没有技术的人员要求回国，第四练成大队的20名飞行员、24名机械师、72名机械员和其他保障人员共计300人决定留下来，编入“三一”部队。

当年的林弥一郎，中文名字林保毅

　　就在航空队成立两个多月以后，林弥一郎面临一场信任危机，几乎要了他的命。1946年1月，驻通化的国民党与躲藏在市郊的3000名日军勾结，并煽动居住在通化的日本人，计划于2月3日（大年初一）的凌晨，一起向在通化的共产党部队发起暴动。暴动前夕，共产党截获了这一消息，经查航空队里有两名飞行员在这个暴动计划的名单里，审查他俩个，就是不说话，一直到大年初一零点以后，他们才承认是要暴动，问他们领导人是谁？这俩小子一口咬定：林弥一郎。

在东北老航校工作时的黄乃一和夫人，后曾任中国民用航空总局政治部主任。2008年去世，享年92岁。

　　此时，日本人正向通化军区司令部发起围攻。指挥镇压暴动的军区政委吴溉之下令：立即枪毙林弥一郎。但是日本翻译杉本一夫和航空队政委黄乃一认为仅凭两个人的口供，不足以证明林弥一郎涉嫌参与和策划暴动。黄乃一与吴溉之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吴溉之三次下达枪毙命令，三次被黄乃一劝阻，他对吴溉之说：对于林弥一郎的清白，我可以用我的两条命担保，一条是我的血肉之躯，另一条是我的政治生命。黄乃一当机立断，通知警戒人员将林弥一郎秘密监护起来，而林弥一郎正是在这个期间，完成了他的教学计划。他认为佩枪是一个军人的荣誉，自从得到伍修权的赠枪，他就看到了共产党人真诚对他的信任。

　　林弥一郎回国多年以后，才从友人口中得知是黄乃一给了他第二次生命，他多方打听黄乃一的消息，时刻想着他的救命恩人黄乃一。

　　“鬼子”飞行教官

　　当时，许多学员都是从各根据地来的抗日青年，亲眼目睹过日本鬼子烧杀掳掠奸淫妇女的法西斯残暴罪行，还有的亲人就是被鬼子杀害了。现在却要向日本人敬礼，还要听从日本人的指挥，心理上接受不了，大家的抵触情绪很大。

　　而有的日籍飞行教官由于过去长期受日本军队法西斯作风的影响，对待学员态度粗暴，更加激化了矛盾。

　　航校领导很快发现了问题，做了大量的工作。反复教育全校同志一定要分清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一般日本军人的界限，要求大家对参加航校建设的日籍航空技术人员，不能当作战俘看待，而应当作留用人员对待，尊重他们的人格。另一方面，他们又诚恳地批评日籍教官，使其认识到法西斯军队的管教方式与革命军队水火不相容。

　　同时，航校还先后任命林弥一郎、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等为飞行主任教官。对于教学训练中的问题，校领导经常征求和倾听他们的意见，不把他们当外人。在生活上对日籍人员给予力所能及的优待，保证他们平时能经常吃到大米、白面等细粮，日籍技术人员见到我们吃的是玉米面、高粱米，而他们吃的却是白面大米，都非常感动。

　　航校还积极帮助日籍技术人员解决婚姻问题。当时还不允许中国人和日本人结婚，航校领导就想办法吸收一些年轻的日本妇女到航校做护士、卫生员、保姆之类工作，创造条件使他们彼此之间增加了解的机会。校领导还特别注意做好林弥一郎等主要教官的工作，以对待朋友的真诚态度，从生活上、思想上关心他们，处处以我军的优良传统感化教育他们。

　　后来，林弥一郎回忆说，他刚开始工作是“为了吃饭，为了活下去，为了安全回国”。看到共产党人真诚地对待他，他认为只有想方设法完成培养飞行员和其他航空技术人员的任务，才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林弥一郎被任命为主任教官后，在教学中非常严格，他对日本同僚说:“……在教学中严格要求不等于‘帝国军人’的作风，如果对学员们不严，那才是对中国的极大不负责任……”

　　教学关系变得融洽了。中国学员也被日籍工作人员对待工作一丝不苟、认真负责、特别能吃苦的精神所深深感动，甚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与中共部队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日子里，这些日本军人思想上有很大的转变。他们主动带领航校人员找到秘密埋藏飞机的隐蔽所。在转运的时候，老百姓怕飞机压坏马车，不肯借用。一个叫黑田的日本教官叫上另一个人钻到飞机底下，用肩膀稍稍扛起来一点，让老百姓看清楚飞机压不坏马车。他们又和航校人员把搜集来的飞机检修、装配起来，往往是四、五架残缺不全的飞机拼凑成一架，机身上补丁叠补丁，打了二十几处补丁的还算得上较好的飞机。

　　林弥一郎拍着修补的飞机，感慨：“补丁飞机，补丁跑道，中国创建空军的决心了不起！了不起！”

　　飞行设施破破烂烂，飞机东拼西凑，飞行教员也是形形色色，大多是穿深灰色的八路军和浅灰色的新四军、也有穿棕色飞行服的原汪伪人员、还有穿绿色航空服的原国民党起义人员，日本人穿的是牛皮夹克。

　　当时在航校的学员几乎都是放牛娃出身，来自各野战军，一腔热血，浑身是勇，可文化程度就差的太多了。大字都不识几个，更别说深奥的航空理论了。这可难为了日籍教官。教员讲“伯努利定律”，讲得满头大汗，听者却怎么也不明白。几堂课下来，几乎什么也没听懂。有人发牢骚说：“伯努利”“伯努利”，就是“白努力”。

　　御前喜久三讲授飞行原理和飞机构造有一套妙法：开课前首先领着学员们参观飞机，操纵传动各个陀面机翼面，说明它们有些什么作用，然后再做手势比喻，伸张双臂比作机翼，翻转手掌比作飞机倾斜并转弯，低头、推杆、撅臂就算飞机下降，反之则上升。他还做了许多教学用的实物模型，让学员一看就懂。为使学员一目了然发动机内的油路系统，他点燃香烟，把烟吹进发动机内的油路，看烟从何处冒出，便知道哪条油路是怎么走了。有一次他讲课讲到中间，突然向教室外走去，学员们以为他要找什么实物向他们讲解，便都跟着去了，谁知他走到室外厕所前面，发现学员们也跟着来了，便回头说：“我要上厕所。”大家一愣，轰然大笑起来。

　　冢本好司讲授发动机原理也有绝招。同学们对“八－13甲”发动机，9个气缸形排列的工作原理理解非常吃力。冢本教员派5名学员围成圈，依次编号，各人出右手同握一根木棒，按号次顺序，口念进气、压缩、工作、排气，手推木棒转磨圈，只转了几圈，都领会了。下课去食堂路上，同学们还在比划着，口中念念有词。

　　在实习操作技术时，这些小伙子来劲了，一个个很机灵，很聪明。第一次组织飞行训练，教员吉翔带飞，起飞后刚进入一转弯，飞机突然空中停车。吉翔为保住飞机想转回机场着陆，却不幸失速坠地，吉翔当场牺牲，学员受伤。吉翔是1945年8·20起义飞往延安的原汪伪的飞行员。

　　这种初级教练机，一共只有四架，地勤人员对其余三架进行全面检查，有的机翼上翘，有的尾翼变形，有的起落架收放不灵，全不能使用。世界通行的飞行训练都是先飞初级教练机，再飞中级和高级教练机。可是航校除去这三架破烂的初教机，就只有高教机了。那么，直接飞高教机行吗？

　　日本教员连连摇头，汪伪和国民党起义的教员们则沉吟不语。学习飞行出身的校长常乾坤也深知世界航空史上没有这种先例。那一夜，他围着十几架日式“九九”高级教练机转了一圈又一圈，一夜未眠。他想起离开延安的时候，周恩来送行时说的话：“你们是放出去的鹰，愚事要多动脑筋。”

　　天亮了，常乾坤和校领导召集全体教学员大会，把直上高教机的问题交给大家讨论。反对者说：“土八路插翅膀本来就难，还想一步蹬天，这不是没学会走就想跑吗？”赞成者说：“咱八路军打破常规的事多着呢，没试怎么知道？”一位教员说：“从飞机性能发展的依据看，直上高教机也不是就不行。”

　　一期甲班学员吴元任长得白白净净，像一介书生，他猛地站起来，拳头一挥：“有人敢教，我就敢飞！”他就成了第一个上高教机的学员，只经过带飞了12个小时就顺利放单飞。那一天学员们列队观看他飞行，受到极大鼓舞，当吴元任驾驶“九九”高教机稳稳落地时，学员们欢呼着，帽子、衣服满天飞。

　　日本教官也竖起拇指，直着嗓子吼：“吆西！吆西！”林弥一郎紧握着常乾坤的手，赞叹道：“奇迹！真是奇迹！我终于明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无往不胜的道理了！”

当年的九九高级教练机准备起飞

中国航空博物馆内展示的日本立川重工生产的九九式55型高级教练机

　　教官内田元五对待工作非常认真。有一次在起飞线上，他看到一个学员驾驶飞机着陆时，竟在跑道上蹦了三蹦，结果一连几个学员都犯了同样的毛病。他把翻译找来一问，原来，问题出在翻译上。内田元五告诉学员，飞机着陆时应该让前后三个轮子一齐落在跑道上，术语叫做“三点着陆”，这样飞机才能平稳降落。可是由于翻译人员不懂飞行，不明白“三点着陆”的意思，竟然翻译成着陆时飞机要在跑道上蹦三下，于是就出现了“蛤蟆蹦”的现象。这个差错让内田元五哭笑不得，只好一个个地把错误的着陆动作纠正过来。

　　林弥一郎的严厉则更是有名。张积慧是当时最好的学员之一，在放单飞的时候出了一点点小毛病，校领导都同意放单飞了，没想到却被林弥一郎卡住了。年轻气盛的张积慧是真着急、真生气也真无奈。在林弥一郎的精心指导下，张积慧又刻苦练了起来。最后他的单飞放得非常成功。后来在朝鲜空战中，正是张积慧这个“菜鸟”打下了美国空军王牌中的王牌戴维斯。

　　在学员中有一个人很特别，他黄头发，灰兰色的眼睛，白皮肤，怎么看都是个俄国青年，可他一张嘴却是地道的山东腔。他叫林虎，混血儿，一个闯关东的山东老汉从东北孤儿院领养了他。他11岁参加了八路军，在文工团跑龙套。人是绝顶的聪明，反应灵敏，到航校就是飞行尖子，教员、学员都喜欢他。别看他年龄小，胆子却出奇的大，前面一架飞机出了事故，他面不改色，跨进第二架飞机就起飞。他的日本教官竖立大拇指夸他：“吆西！前途大大的有！”

　　王海是学习航空机械出身，他一次次向航校领导申请改学飞行，理由是懂得飞机结构，不是对飞行更有利吗？身体又无懈可击。幸亏航校领导选择了他，要不然就埋没了这位日后的空军大英雄。王海老成稳重，胆大心细，观察力很强，就是散步，他也寻寻觅觅，发现个螺丝钉他也检起来送给机械师。有一次，他在土路上发现了飞机轮胎印，然后和战友们一路追到十几里外的一个村子里，进了一户柴棚小院，果然有一辆平板车上用的是飞机轮胎。王海向老大爷说明部队很需要飞机轮胎，提出要买回这个轮胎。老大爷很爽快：“你们飞行不是为了俺们吗？给啥钱，拿去！”

　　靠打气筒和力气轮流上阵为飞机轮胎充气　连螺旋桨都是几架飞机共用一套

　　那时候航校真是难啊。一副轮胎，一个螺旋桨，几架飞机用，这架落地，赶忙拆下来给另一架装上；轮胎充气，没有冷气瓶，就用自行车气筒，几十个人轮流打，个个汗流浃背；没有加油车，就用小铁桶一桶桶地灌；没有电瓶启动车，就几个人拍成队，轮流用手搬动螺旋桨；没有汽油就用酒精替代，航校成立了科研小组，需要资金支持，时任东北局副书记陈云特批了100万东北币，结果还真就成功了，把酒精提纯到95％，把发动机喷嘴增大到2.5毫米，解决了燃料的难题。陈云高兴地说：“这100万没有白扔。”

　　飞行装具更寒酸，没有飞行服就穿军衣飞，没有飞行帽就自己动手用帆布制作；没有风镜就用玻璃自己磨，没有领航时钟和手表，就往脖子上挂个大闹钟。连航行图都自己画。学习的教材也是自己编的，常乾坤编写了《空气动力学》，王弼编写了《发动机原理》，刘善本编写了《领航学》《仪表学》。刘善本设计制作的测风仪、计算尺，都成了飞行训练中必不可少的航空工具。

当时航校自编的各类教材和现存于中国航空博物馆内的飞行皮包、风镜和教材

　　说起他们的生活待遇，那恐怕也是世界飞行员中绝无仅有的。教员和学员，空勤和地勤，干部和战士一律大锅大灶，一日三餐，顿顿高粱米、玉米渣子，午餐一盆汤，上面漂着星点油花和几片薄肉片，可十几个人谁也不去碰它，看着它漂，最后值日的把肉片收回去，下次再接着漂，学员们称那是“八仙过海高汤”。睡的是大通铺，没有褥子，冬天最冷的时候零下近40度，就铺些干稻草御寒，人称“黄金床”。

大澄国一教学组左起：牟敦康、吴玉润、大澄国一、马周全

　　飞行强度越来越大，队长想办法买来一头荷兰奶牛，交给勤务员，那战士问：“杀了吃？”队长一瞪眼：“杀什么！喝它的奶。”勤务员小心伺候着，割来最新鲜的草，喂最干净的水，可它却不买帐，不吃不喝，眼睛瞪得铜铃搬大，叫个不停。

　　队长看过说；“奶胀的，挤奶。”勤务员硬着头皮上去挤了没两下，就被牛一下子踢出去老远。队长就去附近找来一位俄罗斯妇女，人家没几下子就挤出一大桶奶。

　　勤务员没想到让飞行员们喝奶比挤奶还费劲。当他提着煮熟的牛奶，吆喝的时候，学员们觉得新鲜，都围上来，哪知一口喝下去，“我的妈呀”，那股子腥膻味，弄得有人哇哇直吐，再没人喝了。送给地勤，他们也都摇头。

　　队长急了，“牛奶是高级营养，不喝也得喝，倒进稀饭锅里！”结果稀饭也没人喝了。

　　飞行强度不断加大，营养缺乏，学员们一个个精瘦。校部规定，每天每个飞行员发两个鸡蛋。生的，随便怎么吃。有的图省事，扎个小孔，用嘴一嘬，生吞。有的煮着吃，有的舍不得自己吃，就送给教员吃，上面还写上：“教员，您辛苦了”。

　　教员们都被学员们这份情谊感动了。特别是日本教官每次登机，都有一个仪式，先朝飞机敬礼，然后肃立祷告：“天皇保佑！”这些不信鬼神，甚至有点天不怕，地不怕的学员们总是默默伫立一旁，等教官祷告完毕登上飞机，恭恭敬敬向教官敬礼之后再上飞机。

　　这令日本教官很是有些感动，慢慢的，他们也不祷告了，只保留了登机前的敬礼。

　　日本飞行员对长翅膀的飞禽都很尊崇，一次黑田教官看见几个学员把鸟裹上泥巴烧着吃，顿时火冒三丈：“八格！你们大大的不好！”学员傻眼了，这怎么啦？黑田指着他们的鼻子说：“你们的飞飞，它们的飞飞，我们都是好好的同类！”学员们马上挖了个坑，把鸟埋葬，并表示从此不再伤及“同类”。

　　日本这个民族尚武，男人间很少见他们打嘴仗。一天，学员王子祥听到隔壁教官房间的动静很大，推门一看，两个日本教官正扭打在一起。王子祥一边拉架，一边说：“教官，你们打架大大的不好！你们离家大大的远，大家都是大大的朋友。”两个教官歇了手，都哭了。

吴恺教学组。1947年4月东北老航校飞行一期乙班转到黑龙江千振机场开始飞行训练。左起：王洪智、刘玉堤、吴恺、韩朝阳、林虎

　　林弥一郎试飞负伤，航校全力抢救，校长、政委日夜守护，惟恐抢救出现一点闪失。苏醒后的林弥一郎看到面色焦黄，一身疲惫的校领导，流出热泪“日本侵略中国，真是罪过，你们这样厚待我，实在受之有愧……”后来，林弥一郎还主动出主意，将航校的美国单座式P－51战斗机改成双座式教练机，从而大大充实了航校的实际教学能力，也缩短了飞行训练的时间。

　　这些日本教官都给自己起了中国名字，1954年以后，日本飞行员陆续回到日本，由于日本右翼的迫害，他们生活非常艰辛，不少人很怀念老航校的生活。为了纪念那段特殊的日子，林弥一郎组织了“航七会”，在日本各地设有7个支部，会员达1000多人。

回国后多次来中国的林弥一郎

　　林弥一郎回国后九次来中国，并把自己五个孩子中唯一的儿子送来中国留学。他为中日友好做了大量的工作。林弥一郎还曾到医院去看望在病榻之上的伍修权将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原东北民主联军政委彭真高度评价了林弥一郎等人为我国空军建设、为中日友好作出的贡献。

　　1999年8月14日林弥一郎辞世，在他逝世一周年之际，“航七会”会员举行了隆重的追思会，称他是一位中国人民永远尊敬的空军之友。

原侵华日军第二航空军团下属第四练成大队部分成员在老航校合影。航校聘任第一批日方人员的任命：主任飞行教官：林弥一郎、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熙川正夫、长谷川正等；飞行教官：内田元五、大澄围一；理论教官：御前喜久三（飞行原理）、冢本好司（发动机等）

　　日本教员大澄国一，后来对凤凰卫视记者夸奖中国飞行员勇敢，特别提到张积慧他是靠不怕死的精神和勇气战胜美国人的。2010年8月1日，已经90高龄的简井重雄教官随日籍老战士代表团参观中国航空航天博物馆，在烈士纪念碑上，发现了他的学生牟敦康的名字，用中文说：牟敦康，我当时叫他小牟，小牟。然后用日语说：他的飞行技术很好，是我的得意门生。说着他掏出一万日元，执意要给自己的学生买一束鲜花。简井重雄52岁的女儿木下真美说：对我父亲来讲，这都是他最亲近的学生，他一辈子都不会忘记这些学生。

　　东北老航校自1946年3月成立，到1949年7月，经过三年四个月的艰苦奋斗，为人民空军的建立培养了560名航空技术干部，其中：飞行员126名，领航员24名，机务人员322名，其他保障人员88名，共飞行3373个小时，25081个起落。在东北老航校充满传奇色彩的办学过程中，新中国的空军建设得以奠基。

　　难忘东北老航校，老航校精神是我国空军战斗精神培育的源头活水。为以后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组建积蓄了宝贵的人才。特别是航校还用“隼式”战斗机飞完了所有战斗科目，训练出日后在朝鲜空战中一批赫赫有名的雄鹰。

　有关数字有几个版本，稍有误差，还是以中国航空博物馆内的统计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