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公园长椅上，退休上校老陈又在擦拭那把铜号。铜号嘴泛着温润的光，像浸过无数次晨光。他总说这把号曾在1984年国庆阅兵时响过，号管里藏着天安门广场的风，此刻正对着他保温杯里的碧潭飘雪，水汽氤氲中，仿佛又看见年轻的自己穿着的确良军装，号声撞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花岗岩上，溅起金色的回声。

　　“我和我的祖国……”老陈的哼唱混着茶香漫开，晨跑的林姐接过了下句。她的运动手环闪着红光，腕间却戴着枚老式上海表，表盘停在1992年4月15日——那个她揣着下岗通知书在商场门口徘徊的傍晚。“那天广播里正放这首歌，”她摸着表壳上的划痕，“我盯着橱窗里的西装革履，突然觉得‘不能分割’的不只是国土，还有咱老百姓过日子的劲头。”说着从帆布包里掏出个铁皮盒，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当年摆服装摊时攒下的纽扣，每颗都泛着《春天的故事》的旋律。

　　穿校服的小满蹲在旁边系鞋带，书包侧袋露出半截mp3，耳机线缠着2008年抗震救灾的红绳，机身还刻着“汶川加油”的字样。“爷爷，您这号能吹出电子鼓点吗？”她晃了晃手机，屏幕上是冬奥会开幕式的合唱视频，“我们班去养老院教爷爷奶奶用蓝牙音箱，张爷爷戴着助听器跟着唱，声音抖得像五线谱上的颤音。”老陈笑着用号嘴模仿鼓点，金属震颤惊飞了修鞋摊的麻雀。

　　街角的修鞋摊传来收音机的沙沙声。老周用马莲草捆扎鞋底，喇叭网罩缠着对越自卫反击战的急救绷带，电波里飘出1978年的版本，李谷一的嗓音像浸过蜜的银针，缝进他补鞋线的针脚里。“当年在猫耳洞，战友们用罐头盒当话筒。”他往鞋胶里掺点蜂蜡，“现在听着这歌补鞋，针脚走得比当年抄电报还直。”说着举起刚修好的童鞋，鞋底赫然用金粉画着五线谱，每个音符都是“中国”的拼音首字母。

　　凉亭里，穿浅蓝色衬衫的老林正给孙子调古筝弦，琴尾刻着“阿里山桧木”的字样。他1987年从台湾回大陆探亲，行李箱里唯一的乐器，如今成了公园晨练的标配。“那时在台北，只能偷偷跟着收音机学唱，”他的手指拂过琴弦，泛音里混着　1992年第一次跨过海峡时的海浪声，“现在孙子用手机查谱，说这曲子的和弦走向，和《外婆的澎湖湾》像极了姊妹篇。”琴盒里躺着张泛黄的船票，票根日期停在1988年1月15日——两岸首次通航的日子，背面用铅笔写着“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的歌词片段。

　　暮色漫过公园时，不知谁在合唱角支起了蓝牙音箱。老陈的铜号吹出1984年的庄严，林姐的广场舞步踩着1990年亚运会的鼓点，小满的mp3放着　2022年冬奥的童声版，老周跟着收音机哼起2003年非典时期的改编版。老林的古筝加入进来，勾挑抹托间，《我和我的祖国》的旋律里飘出阿里山的云雾，与老陈号管里的天安门风形成奇妙共振。穿汉服的姑娘抱着琵琶走来，弦上突然滑出《爱我中华》的变奏，惊起檐下的鸽子——它们的翅膀曾掠过厦门与金门的海域，此刻正驮着五线谱般的鸽哨，在暮色中画出两岸共有的天空。

　　老陈站起来，铜号抵住唇时，便利店的电视正播国庆阅兵重播。镜头扫过台湾同胞观礼团，一位白发老人举着1987年的探亲照片，背景里的铜号手与老陈当年的模样重叠。老林摸着古筝上的桧木纹理：“你这号声，让我想起高雄码头的汽笛，1992年第一次听见‘三通’的汽笛，和这号声一样，都是回家的调子。”小满突然指着手机屏幕：“快看！台湾的小朋友在直播里跟唱，他们的校服和我们好像！”视频里，垦丁小学的孩子们举着手绘的五线谱，每个音符都系着红心，红心中央写着“两岸一家亲”。

　　回家路上，耳机里随机播放到某个合唱版本，亿万声“我和我的祖国”如潮水漫过耳道。路过新开的台味奶茶店，橱窗里的凤梨酥包装印着五线谱，每道音符都是大陆与台湾的海岸线轮廓。收银台后，老板正跟着电视哼歌，他的手机壳上贴着1992年“九二共识”的新闻剪报，旁边是女儿从台北带来的樱花铃——风吹过，铃声与歌声共振，像极了老林古筝上的泛音，都是同一个旋律里的不同音阶。

　　夜空中飘来隐约的乐声，不知谁家的窗口正淌出钢琴版的《我和我的祖国》。我看见楼群的剪影里，有无数扇亮着的窗，每扇窗都是一个音符，共同组成这座城市的五线谱。而我们每个人，都是跳动的音符，在时光的乐章里，永远唱着同一首关于家国的、永不褪色的歌——它藏在老陈的铜号包浆里，刻在林姐的上海表划痕里，飘在小满的mp3耳机线上，融在老周的修鞋胶香味里，也浸润在老林的桧木古筝弦上。当1987年的船票、1992年的琴谱、2023年的直播在旋律中相遇，我们终于懂得：有些旋律，早已超越了海峡的宽度，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在阿里山的云雾与泰山的晨曦中，在澎湖湾的海浪与黄河的涛声里，奏响着永不停止的、关于团圆的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