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早晨的西安城还凉飕飕的，晨雾在朱雀大街的梧桐树梢打旋儿，我攥着手机在街边转了三圈——玻璃门的理发店都挂着“9点营业”的牌子，卷帘门拉得严丝合缝，倒是街角老槐树底下的塑料棚子透着活泛气：穿蓝布围裙的阿姨正往铝饭盒里倒薄荷水，“哗啦”一声，惊飞了蹲在折叠椅上的麻雀。

　　“大姐，能剪头不？”我凑过去时，阿姨正用密齿梳敲打椅背上的白毛巾，梳齿划过布面的纹路，“噼啪”抖落几片槐花。她抬头笑，眼角的皱纹里卡着碎花瓣，“中啊，就是没热水洗头，嫌磕碜不？”话音未落，旁边蹲在地上卷烟叶的叔叔已经递来小马扎，塑料棚顶的灯泡晃了晃，照亮镜子旁挂着的铁皮匣子——锁扣早锈死了，里头码着豁口的刮胡刀、磨得发亮的海绵，还有半块裂成三瓣的篦子。

　　蹲下来才看见，阿姨围裙口袋里的红绳结快磨断了，线头毛茸茸的，像是被无数次摸过。她的手糙得很，木梳划过鬓角时，齿子挂住了没洗净的发胶，“刺啦”一声，混着薄荷水的清凉，在晨风中荡开股子陈旧的香。剪刀在耳根处打旋儿，“咔嚓咔嚓”的节奏里，叔叔的旱烟锅“吧嗒吧嗒”响，烟灰落进他深蓝裤脚的白滑石粉里，星星点点的，像洒了把碎米。

　　“您这手艺，比店里利落多了。”我望着镜子里齐整的发茬，阿姨正用海绵扫我后颈，边缘磨得发毛的海绵蹭得皮肤发痒。她笑出满脸褶子，腕子上的银镯子碰着剪刀叮当响：“早先在纺织厂，全厂大姑娘的辫子都经我手。厂子黄了以后，老头子说，咱这手艺总不能跟着传送带锈了，就支起这摊子。”说话间叔叔递来个豁口搪瓷缸，里头的酽茶飘着片槐树叶，缸沿缺角处露出白瓷，像被岁月啃了口的月亮。

　　扫码时我才想起没问价。阿姨从围裙口袋摸出个旧日历本，翻到写满铅笔字的那页：“七块。”我愣了下，隔壁摊位明码标价十五。她拿木梳敲了敲铁皮匣子：“咱这没吹风机没洗头池，就两把剪刀一块海绵，咋能跟人家租门面的比？”叔叔蹲在旁边往旱烟袋里填烟叶，突然插了句：“前几日有个小伙子让写‘低价理发’的牌子，你婶子不让，说邻家小年轻每月房租好几百，咱在树底下风吹不着的，够活泛了。”

　　晨光穿透塑料棚顶，照见阿姨鬓角的白发比镜子里更亮。她正给位大爷系围布，蓝布围裙兜住大爷掉落的白头发，像兜住了半世的光阴。叔叔默默抄起扫帚，扫帚头磨得稀松，却把碎发扫得整整齐齐，堆成个小土堆——这动作跟二十年前老家巷口的理发匠一模一样，那时的剃头挑子也有这么个铁皮匣子，也有这么个蹲在旁边抽烟的帮手。

　　离开时回头望，塑料棚子在风里轻轻晃，阿姨踮脚调整灯泡的铁丝歪了，叔叔伸手帮她扶住椅子腿。他们没挂任何招牌，可路过的老人都认得这蓝布围裙，认得这把磨得发亮的剪刀——就像阿姨剪发时，刀刃在晨光里划出的弧线，不偏不倚，剪的是头发，守的是手艺人心里的那杆秤。

　　街角的理发店终于开门了，玻璃门“哗啦”推开，卷出股子香水味。我摸着刚理的短发，后颈还留着海绵扫过的酥痒。手机里的付款记录显示七元，可我知道，有些东西是钱买不来的：是阿姨围裙上快磨断的红绳结，是叔叔裤脚洗不掉的滑石粉，是他们说起邻家时，眼里那怕人吃亏的柔光。这些藏在晨雾里的细碎，就像西安城墙上的老砖，摸起来粗粝，却带着经年累月的温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