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沁源围困战胜利80周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战场，曾发生过许多轰轰烈烈、可歌可泣的光辉战例，太岳根据地的“沁源围困战”，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范例。

　　在敌后抗日斗争极为艰难的时期，在中共太岳区党委、太岳军区、太岳行署的领导，沁源县八万军民同仇敌忾、殊死拼搏，创造了以弱胜强、持续围困入侵敌寇，取得完全胜利的业绩。1944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由时任该报总编辑陆定一亲笔撰写、毛泽东主席批改的社论《向沁源军民致敬》中，高度称赞：“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一面旗帜，是敌后抗战中的模范典型之一。”

　　为什么“沁源围困战”这样一个区域性、局部性的胜利，当时会引起党中央、毛泽东主席的高度重视和赞扬？至今还仍在中国革命战争史的研究中备受关注？通过深入学习、梳理一些有关历史资料，笔者认为：“沁源围困战”的意义，不仅因其在特定的形势下为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的示范作用，而且在于其具体实践和印证了毛泽东人民战争的伟大思想，为有效地贯彻党的抗日方针、政策创造了有益的经验。

　　一、“沁源围困战”的历史背景

　　“沁源围困战”，起因于1942年10月华北日军实施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部署在太岳根据地腹心区沁源县实施所谓“山岳剿共实验”的企图。为何日寇会选择沁源这样一个偏僻山区实施所谓“山岳剿共实验”，这是由特定的战争局势及沁源县的战略位势而决定的。

　　1、敌后抗战最困难、最关键的时刻

　　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建立和扩大，华北已成为抗日游击战争充分发展的地区，引起了华北日军的极大恐慌。为此，日本侵略者逐渐将其主要兵力转过来，回师后方，并重点置于华北，集中主要军事力量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和各抗日根据地。1939年初，华北派遣军制定“治安肃正计划”，实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相结合的“总力战”。根据这一计划，日军对华北地区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敌后根据地，连续进行了3期“治安肃正”作战，对各抗日根据地实施了多次大规模的军事“扫荡”，重点打击八路军主力、袭击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指挥机关。1939年9月，又提出了“竭泽而渔”的“囚笼政策”与实行“分区扫荡、分散布置、灵活进剿的牛刀子战术”，以封锁与隔绝各抗日根据地之间的联系，达到分别摧毁各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同时，在经济上，对根据地区施行严密封锁，企图陷根据地于“无衣无食”“自生自灭”；在政治上，则高唱中日“同文同种”，在“囚笼”之内的占领区，强化伪政权、培植伪军，对老百姓厉行“威德并用，软硬兼施”的“人质”政策，掠夺各种物资。1940年春，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华北敌后实际控制权的斗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华北日军更是将共产党游击队视作“最大癌患”，开始实施新一轮针对华北八路军和各抗日根据地的所谓“肃正作战”行动。

　　为了粉碎日军的全面进攻，“达到克服困难、克服投降危险，争取时局好转的目的”，继续扩大和巩固八路军及抗日游击队，增强“抗战胜利的最基本的力量”“创立显著的战绩，影响全国的抗战局势，兴奋抗战的军民”，八路军总部决定借当时敌人“交通线空虚，守备薄弱”的有利条件，“在敌占区内积极动作”。从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总部在华北组织了一次以正（定）太（原）线为重点的交通总破袭战和以歼灭深入之敌为重点的攻坚战（史称“百团大战”）。“百团大战”给日军的“囚笼政策”以沉重打击，对提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振奋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起到了重大作用。但，“百团大战”也震惊了日本侵略者。日军高层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共产军（八路军）显然成为扰乱华北治安的主要敌人”。为挽救败局，一方面日军华北方面军暂时放弃调兵南进的计划，从各处急调一切可能调遣的兵力，从1940年10月6日开始，对华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发动了疯狂的“报复作战”。此次大“扫荡”，日寇以“摧毁共军生存条件”为目的，实施了极其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使各敌后根据地遭到空前的浩劫。另一方面，日军华北方面军决定调整作战部署，将过去“高度分散部署兵力”的肃正作战，调整为“确切定期的肃正目标”；提出了实行“治安强化运动”的方针。从1941年至1942年底，日军在华北连续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具体实施手段是：在治安区（即沦陷区）内，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发展伪军警，实施奴化宣传，以巩固其殖民统治；在准治安区（即抗日游击区），以“蚕食”为主，怀柔与恐怖政策并用，构筑碉堡、封锁沟，制造“无人区”；在非治安区（即抗日根据地），则以“扫荡”为主，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严重地进行摧毁和破坏。并且，“清乡”“蚕食”“扫荡”三者密切配合的：“清乡”，以巩固其占领地的“治安”，限制八路军活动；“蚕食”以伸张扩大其占领地，缩小与割裂根据地；“扫荡”以消灭八路军主力，便其“确掌华北”。为实施这个凶残毒辣的计划，日军从华中抽调了两个师团来华北，使华北的日军总数达到了30多万人，再加上10万人的汉奸部队，主要用来对付八路军。1941年7月7日，侵华日军开始在华北推行以“实行剿共、巩固治安”为重点的“正式的剿共治安战”，即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各个击破，逐一毁灭各个抗日根据地；“扫荡”作战的战术上，由过去的分进合击发展到“铁壁合围”和“梳蓖清剿”“反转电击”“辗转抉剔”“纵横扫荡”等；“扫荡”的手段愈加野蛮、毒辣；“扫荡”时间也逐渐加长。1940、1941年的两年中，日军对各敌后根据地千人以上的“扫荡”达174次，较前两年增加2／3；使用兵力达83.89万人次，较前增加近一倍；其中1万人以上的大“扫荡”达15次，亦较前增加一倍多。日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抢掠，将根据地的兵工厂、被服厂、医院、学校、房屋、　粮食、耕畜、生产工具乃至水井、水源等，全部进行彻底破坏；将民房村舍尽成灰烬，对无辜百姓不分男女老幼残酷杀戮。其目的就是要摧毁抗日根据地内军民的“生存条件”，彻底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　

　　由于日军疯狂、频繁的“扫荡”“蚕食”和经济封锁，加之自然灾害的侵袭，1941年至1942年，敌后的抗日斗争进入了一个“最困难、最危险、最黑暗”的阶段。至1941年10月底，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已比一年前缩小了约1／6，人口减少了1／3。抗日根据地总人口由1亿锐减到5000万以下，人民军队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各抗日根据地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遭到极度的困难，出现了敌进我退的严重形势。

　　2、沁源成为敌寇久攻不下的坚强堡垒

　　对于日寇频繁的残酷“扫荡”，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根据地军民从没有屈服。为了渡过难关，坚持长期抗战，中共中央将对日军事战略方针适时进行重大调整，并先后制定和实施了十大政策，避免了大规模作战和大规模消耗的可能性。根据中央的方针，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针对当时的斗争特点，在各根据地腹心地区开展了积极的军事、政治、经济斗争：在军事指导上提出“敌进我进”口号，采取主力军、地方军与民兵、自卫队相结合，内线坚持与外线出击相结合的方针，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不失时机地向“敌后之敌后发展”；在政治上，不断加强政权建设，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开展反奸防特工作，在边沿地区和敌人分割的格子网内，坚持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反“维持”、反“蚕食”，瓦解伪军、伪组织；经济上，积极开展经济建设和对敌经济斗争，减轻人民负担，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使根据地的广大军民紧紧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同仇敌忾，卓绝斗争，连续粉碎了日军的频繁“扫荡”，及时有效地打击了敌人的“蚕食”推进，顽强地坚守着敌后抗日根据地。太岳根据地的沁源县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范例。

　　沁源县地处太岳山腹地，四面群山环抱，县内地势高凸，山岭密集，沟壑错综，森林茂密。其地势极为险要：向南可直接控制中条山，西隔霍山有南同蒲铁路，东过沁县有白晋铁路，扼当时驻山西日寇的两大交通要道。从战略上讲，进可攻、退可守，最易为我坚持和向外发展。1939年7月日军对晋东南地区实行第二次九路围攻，占领了白（圭）晋（城）公路和邯（郸）长（治）公路及沿线城镇。8月至9月，按照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中共太岳地委（对外称八路军129师联络站）、决死纵队纵直机关、第三行政区专员公署，先后由沁县迁往沁源县；1940年1月19日，奉八路军总部命令，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主力及总部特务团挺进沁源县，统一指挥太岳区的八路军和决死队，担负保卫、建设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任务。1940年1月后，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中央军委决定，相继在沁源县成立了中共太岳区党委、太岳军区和太岳行署，太岳抗日根据地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战略区。

　　同时期，在日军疯狂入侵和激烈的反顽斗争中，1939年8月后，沁源县四周相继沦陷的6个县的党政机关先后避驻到沁源县；1939年“十二月事变”中，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从1939年12月下旬至1940年9月间，遭受阎锡山部队的大规模进攻的原驻晋（城）沁（水）阳（城）、汾河西、晋西南、汾南地区的部分八路军、山西新军部队以及这些地区的中共党政机关和抗日自卫队，也先后转移到太岳根据地腹地沁源县。一段时期内，沁源境内集聚了八路军、山西新军部分正规部队和3个地级、13个县级党政机关及其革命武装力量，人数达近3万人。沁源成为晋东南、晋西南革命力量的集聚点和立足点之一，获得太岳区“小延安”之美誉。

　　由于“十二月事变”后，驻在晋东南的八路军总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与延安中共中央联系的“十八兵站”交通线基本被破坏，从1942年初，沁源因特有的区位优势又成为保证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联系的太岳区西线交通线的主要区段——太岳区新开辟的由太行区越白晋路到太岳区、再由太岳区越同蒲路到晋绥区的新交通线，东线与太行区相连接，西线从沁源边山、通过平介汾孝平川地带到晋绥区；其中，西线以太岳腹心区沁源县为中枢，包括由沁源县涧崖底村经平遥县彭坡头村、过同蒲路到平介县北辛武和从沁源县北沟村过同蒲路到平介县北辛武的两条交通线。这个交通线既是党中央通往北方局、八路军总部及华东局的交通大动脉，也起着从山东、冀南、太行到晋绥、陕甘宁边区中间站的作用。毛泽东曾称：“岳北系我基本根据地，是延安与冀鲁豫及华中的交通孔道。”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10月到1945年8月，太岳区地下交通线不仅掩护了包括刘少奇、彭德怀、李先念、徐向前、陆定一等中央、八路军重要领导在内、共计2万余名党政军干部及部队的安全过往；而且护送了包括枪枝弹药、布匹、棉花、医疗器械、药品以及钞票、黄金、银元等总重量约千吨以上的军用物资的安全过境。

　　沁源县作为当时太岳抗日根据地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以及我党的重要交通线，早就被日寇视为心腹之患、眼中之钉。加之，避驻于沁源县的晋东南、晋西南各县的抗日武装，依沁源为基地，经常伸展到各县袭扰打击日寇、反“维持”、抓汉奸，使敌人屡受挫损，难以安稳地推行其奴役政策。因而，在华北日军“肃正作战”中，几乎每次都把沁源作为重点进攻地区之一，处心积虑地妄图吞没这块根据地。从1938年2月至1942年2月的四年期间，日军先后纠集大量兵力及周围各县的伪军，以“四面奔袭”“分进合击”“铁壁合围”“碾转清剿”等战术，对沁源根据地进行过6次残酷的大“扫荡”，使沁源人民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日寇残酷的“三光政策”，不仅没有使沁源人民屈服，反而深刻地教育了群众，使群众心中深埋下了与敌不共戴天的仇恨；同时，在历次反“扫荡”斗争中，从共产党、八路军舍生忘死保护人民群众利益的实际行动中，群众更加坚定了相信共产党、依靠八路军的信念。经过一次比一次更加激烈的“扫荡”与反“扫荡”斗争，日军欲侵占沁源县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沁源军民的斗志则愈加坚决顽强，根据地的各项建设日益发展稳固。直至1942年上半年，在敌后抗日斗争处于敌进我退、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全面缩小，周边各县或全部、或大半建起伪政权“维持会”的形势下，沁源县仍然坚强地挺立在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腹心。沁源“成了敌寇坚甲利兵所攻不下的堡垒，成了太岳的金城汤池。”赢得了“抗日模范县”的光荣称号。

　　为达到摧毁太岳区根据地的目的，1942年10月，华北日军实施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向根据地发动称为“治强战”的“全山西秋季剿共作战”中，又将沁源作为了重要目标之一；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还别出心裁地决定以沁源县为基地进行所谓“山岳剿共实验”，企图把沁源“蚕食”为日伪的“治安区”，彻底拔除这个“心腹之患”。由此，引发了沁源军民为时二年半的对敌围困斗争。

　　二、“沁源围困战”的概况和特点

　　“沁源围困战”是一个光辉的战例，也是一个壮烈的战事。时任中共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曾讲：“后人只知道沁源围困战的胜利，是沁源的骄傲，是沁源人民革命历史的光荣一页。但却很少了解沁源人所付出的代价，所走过的艰难道路。”

　　1942年10月20日晚，日军集结驻白晋线第三十六师团、驻运城地区第三十七师团、驻同蒲线第六十九师团的9个大队、约7000余人，加上高平、晋城、潞安、平遥、介休、洪洞、河津等20多个县的伪军，共计1万余兵力，由驻晋日军第一军参谋长花谷森（“九一八”事变的直接策划者之一）统一指挥，全部轻装、日夜兼程，以分进合击的战术，对太岳根据地腹地沁源县进行“抉剔”式的大“扫荡”。但与以往不同的是：11月5日，日军大部分的“扫荡”部队撤出根据地后，仍留下日军第六十九师团第六十旅团的伊藤大队等精锐部队及部分伪军，共约3000余人，分别在沁源县的城关、阎寨等8个交通要道的重要村镇扎下固定据点，还开始在城关、阎寨、交口等地挖盖沟、筑碉堡、修公路等，甚至在城关开始修飞机场。同时，敌人在各据点周围袭扰包围、捕捉群众，宣传组织“维持会”。不久，竟然在沁源县城关外公然竖起了“山岳剿共实验区”的牌子。原来，此次日寇纠集重兵对沁源“军事清剿”后，是要长期“驻剿”了！

　　在敌我斗争极其尖锐的形势下，日军要长期“驻剿”沁源，引起太岳区党委和太岳军区的高度重视。他们认为：敌人采取如此举措，不仅是妄图用屠杀与怀柔相结合的手段，征服沁源人民，把沁源这块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区“蚕食”为日伪敌占区；而且企图以沁源为中心，通过插下“楔子”、就地“征剿”“腹内开花”的手段，“分割蚕食”整个太岳根据地；继而，还会以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的经验，向四周扩张，达到各个击破、最终摧毁华北敌后根据地之目的。

　　为粉碎敌人的的图谋，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提出的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的指示，太岳区党政军领导及时认真分析了敌我斗争态势和沁源地区的情况：一方面，在敌强我弱的总形势下，如果集中太岳军区的主力部队进行强攻，虽可以把沁源县城夺回来，但要付出巨大代价。另一方面，沁源在坚持长期斗争方面具有独特条件：第一，沁源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腹心地区，领导机关常驻这里，群众的觉悟程度比较高，各方面工作都有很好的基础。第二，经过多次反“扫荡”斗争，群众对日军的残暴体会很深，杀敌意志非常坚决，并且积累了进行游击战争的丰富经验。第三，保卫根据地的腹心地区是全区人民的共同愿望，可以得到各县军民的支持和援助。第四，日军孤军深入，补给线长，兵力分散，而且处于根据地军民的四面包围之中，只能固守据点，难以长期坚持下去。因此，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采取广泛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把敌人围困起来，逼迫敌人退走的方针。据此，1942年11月11日，太岳军区党委发出《关于反扫荡的决定》，提出了在党委和军区、纵队的领导下，对敌斗争采取“围困战的战法，断其路、绝其粮，使其无法行动与生存，强迫敌人撤走的群众战争”。同日，太岳军区向全区部队发出了关于《围困腹地之敌，断绝其补给线》的命令；决定以决一旅（1943年3月后兼太岳第一军分区）为主，组织对敌围困斗争；并将决一旅第三十八团从外线调回腹心区，配合地方党委执行长期围困敌人的任务。太岳区党委也指示沁源县委：“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依靠广大群众，广泛展开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实行长期围困，战胜敌人。”

　　根据上级的指示，1942年11月18日，决一旅成立了“沁源围困指挥部”，由旅参谋长李成芳（1943年3月后，任太岳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任总指挥，统一指挥、协调沁源与周边安泽、霍县、屯留、沁县、绵上及平遥等县之间的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当时习称“五县联防”）。同日，中共沁源县委召开全县党政军民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将长期反“扫荡”的方针改为长期围困敌人的方针，将沁源县“准备战斗反‘扫荡’委员会”（通称“反‘扫荡’指挥部”）改为“沁源县对敌围困斗争委员会”（简称“围困委员会”，习称“县围困总指挥部”）。“围困委员会”以中共沁源县委为核心，以驻沁源的主力部队决一旅第三十八团为骨干，由当时分驻沁源周边的主力部队决一旅二十五团、五十九团、洪赵支队和沁源县游击大队、县武委会及县各救会负责人联合组成；决一旅第三十八团团长蔡爱卿任总指挥，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任政委。县围困委员会集党、政、军权于一体，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是战时全县的最高权力机构和组织形式；统一指挥在沁源境内的各部队和县区基干队及民兵，组织领导全县的对敌围困斗争。其后，全县各区、村也相继将原来的反“扫荡”指挥部改为对敌围困指挥部；活动在本区的主力部队营连干部和区长及区分队、武委会负责人参加区（镇）指挥部，并分别担任正副指挥。沁源县对敌围困斗争就此开始。

　　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全民参与的“沁源围困战”，最突出的特点是：

　　一是组织了全民响应的大转移。为了孤立驻守之敌，沁源县围困总指挥部首先果断决策，对全县敌占点线周围进行了一次比之以往反“扫荡”时更加彻底的群众转移和“空舍清野”：以交汇于沁源城关的安（泽）沁（源）、二沁（沁县至沁源）两条公路为中心，距离敌人据点5公里、交通沿线2.5公里以内的群众全部从村里动员转移出来，并把水井填死、粮食埋藏、用具搬净；保证在敌人的占领区域，没有一个人与一点可资利用的东西（粮食、柴草、水源等）。为了抗战的大局，在各级党政部门的耐心动员和精心安排下，短短的五六天时间，从东到白狐窑、南到到霍登（今法中乡），北到交口、郭道镇，西到中峪、亢驿，西北到李元，方圆400平方公里以内23个村庄的3200多户、1.6万余名老百姓，毅然决然地丢下房舍家产，填埋了水井，舍弃了4.2万多亩耕地，藏好带不走的粮食、物品，仅背着必需的衣物、用具，全部疏散隐蔽到沁河两岸的深山密林中；致使日军的侵占区内成为一个“没有人民的世界”。

　　转移在山上的群众生活异常艰苦，每天“转山头、钻山洞”，主要靠“吃野菜、盖白草”为生。而驻守日寇乘机采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特务等软硬兼施的方法，企图胁迫、利诱群众下山、回村建立所谓“治安区”。为了最大限度地团结、组织群众，沁源县围困斗争总指挥部以“保护群众人力、物力少受损失或不受损失，组织群众拗过敌人、坚持到最后的胜利”的方针政策，将帮助群众解决切身利益，广泛团结、带动群众作为首要的工作任务，顶着巨大的压力，“用尽一切办法解决群众衣食住宿问题”；创造性地组织群众进行了“抢粮”“抢种”“抢收”斗争，开展了“山头集市”“山沟学校”“难民剧团”等民生项目，解决了群众在山沟长期生活的基本需求和后顾之忧；并以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相依为命、身先士卒的表率，引导群众闯出了一条“不妥协而活命的路子”。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县军民始终团结一心，不畏强暴、不被诱惑，宁可“冒死求生”也不回村“维持”，实现了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的战略目的。在围困沁源的两年半中，全县有3100余名群众被杀害，44700余间房屋被烧毁，但全县始终没有一个人当汉奸、始终没有一个村组织起伪政权——“维持会”。1943年4月15日，伪山西《新民报》特派员董长庚随军路经沁源后，在其“如疾风扫叶”的通讯中写道：“交口至沁源间，为共匪区域……势力相当庞大，他们有一种顽强的力量。自1942年10月日军占领沁源后，城内尚无维持会之组织，由此可见一般。”“城内人烟稀少，暗无天日，望之全城各处，无一点活气。”群众的彻底转移和坚壁清野，是沁源围困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围困战胜利的最关键的因素。

　　二是“由最广大的人民直接参加战争”。在沁源围困战中，沁源人民不是消极地躲避，而且积极地采取各种方式，英勇顽强地打击入侵之敌。在山上群众的“活命”问题基本解决后，县围困指挥部将“挤、困敌人，缩小其占领区和外出活动区”作为全县对敌围困斗争的主要任务。他们将全县按敌占区、无人区、游击区和难民区4类地区，划分为11个“战区”；以沁源境内的决一旅第三十八团、二十五团、五十九团和洪赵支队各一部为骨干，以县游击大队、基干队和全县民兵为主体，组成了13个游击集团。全县军民充分利用境内山大、沟深、林密的地理优势，展开了广泛的、群众性的山地游击战争。在敌强我弱、正规部队很少、武器装备极为落后情况下，县围困指挥部采取“组织群众，自己建立人民武装；发动群众，自己探索和创造围困斗争的新方式”的方针：在充实县游击大队的基础上，又编组了以基干民兵为主体的12个临时脱产武装——“轮战队”；发动群众创造了石雷、五子炮、榆木炮、地抢等“土”武器以及“树树哨”、“铺街”“铺地”、埋圪针、挖陷马坑等“土”办法，以冷枪战、麻雀战、地雷战、破袭战、“联村联防”等方式，不断对敌人据点和交通线进行袭扰，限制其外出活动区，消灭其有生力量。从1942年10月至1944年底，沁源民兵共作战2730次，毙伤日、伪军3078人，俘敌特汉奸245人；地雷爆破589次，炸死炸伤日、伪军940人；解救被俘群众1745人；缴获各种枪械千余枝、子弹8700余发，夺回各种牲畜2000余头。

　　日寇驻守沁源县的二年半中，曾四易守备部队，但最终陷入没粮吃、没水喝，几乎丧失生存条件的窘境，不得不一次次地缩小占领区。到1945年初，敌人退守的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仅剩下了县城西面学坡顶上和交口召子垴上铁丝网内不到半平方里的咫尺之地。1945年4月11日，在全县正规部队、游击队、民兵共同组织的总围困中，驻守沁源之敌在沁县日军的救援下全部弃城逃窜。为时905天的“沁源围困战”取得了完全胜利。

　　三、“沁源围困战”的战略性意义

　　1、对于保卫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具有重要意义

　　在华北敌后抗战处于“最困难、最危险”的阶段，山区根据地成为敌我双方拼死争夺的激烈搏战地带。日军纠集重兵对太岳根据地腹心区沁源县搞所谓“山岳剿共实验区”，其意图不仅是要侵占久攻不下的沁源县，“分割蚕食”整个太岳根据地；更是妄图以此为突破口，最终摧毁华北的山区敌后根据地。在此关键时刻，能不能顶得住敌人，不仅关系到沁源人民能否保卫自己的家园，而且关系到以山西为中心的敌后山区抗日根据地能否坚持的大局。时任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指出：“围困斗争可以说是同敌人进行顽强性和战斗精神的比赛。谁是最后的顽强者，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经过历次反“扫荡”斗争锻炼的沁源根据地人民，在根据地面临最危难的时刻，充分理解党的意图和决心，与根据地同进退、共命运。不惜以自己抛家舍业、风餐露宿、流血牺牲的巨大奉献，最大限度地孤立入侵之敌，全民皆兵顽强打击敌人。沁源围困战期间，沁源军民还配合太岳军区部队，粉碎了1943年9月由冈村宁次亲自布署和指挥、调集华北各地2万多兵力，运用所谓“铁磙式三层阵地新战法”对太岳根据地进行的第八次大规模“扫荡”（史称“铁滚扫荡”），使日军从此失去了对太岳抗日根据地发动攻势的能力；终使日军“山岳剿共实验”的狂妄计划成为泡影，彻底打击了敌人对根据地的“蚕食”政策，巩固了太岳抗日根据地。

　　沁源围困斗争不仅对太岳区说来“是一个大的胜利，对于兴奋群众情绪，巩固太岳解放区经济上的建设，都有很大实际意义。”并且，为全国敌后抗日斗争提供了榜样，对于鼓舞全民抗战信心，提高民族觉悟，发扬民族气节，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2、贯彻毛泽东人民战争军事思想的光辉典范

　　关于抗日战争的性质，毛泽东曾明确表述：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实质就是抗日的“农民战争”或曰“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抗日的大众战及民兵战”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沁源围困战”的实践印证毛泽东的这一论断。“沁源围困战的指导思想，基本上靠的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对敌斗争方式，是以广大普通老百姓广泛积极参与为基础，主要依靠群众的武装、群众的力量以及群众的各种创造。“沁源不是拿飞机大炮打下来的，它是靠八万老百姓和正规军、游击队、民兵的一致团结，经过长期围困与最后围攻斗争，而将敌人赶走的。”因此，“沁源县城的敌人最后被赶走”具有“比一般县城的光复”“更重大的意义”。

　　1943年11月，时任中共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和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赴延安，曾就沁源围困战的情况向时任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等领导同志作了详细汇报。他们称道：“沁源的斗争，很有意义。我们有些对人民战争持怀疑态度的同志，应该从这里面得到启发，受到教育。”沁源围困战创造了“由最广大的人民直接参加战争”战胜入侵之敌的光辉战例，成为中外战争史上一个“历史的奇迹”；“证明了群众力量的伟大和共产党依靠群众政策的正确”，“显示了总力战的威力和‘兵民是胜利之本’的伟大真理”；体现了毛泽东“人民战争”军事思想的正确和伟大。

　　3、创造了战争环境下根据地工作的宝贵经验

　　“沁源围困战”是在战时非常状态下进行的对敌斗争。异常残酷、复杂的二年半围困斗争，严峻地考验了根据地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锻炼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团结了各阶层人民。

　　在艰难的斗争环境下，中共沁源县委、沁源抗日民主政府把军事斗争与政治、经济斗争结合起来，秉承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相信群众”“依靠群众”的群众路线，把帮助群众解决切身利益作为首要的工作任务，将“保护群众不受损失”确定为领导反“扫荡”斗争的基本目标；并以大批勇敢、顽强、具有牺牲精神的模范党员干部为表率，充分发扬与群众同甘共苦的作风，使县围困指挥部真正成为全县对敌斗争的核心。由此，将原本一盘散沙、赤手空拳的普通农民团结成“八万人一条心”；极大地感染和吸引广大民众舍命相随、同仇敌忾，形成汪洋大海一样的“火牛阵”，把凶恶无比的日本侵略者包围起来、彻底赶出根据地。

　　沁源围困斗争的实践，“创造了党与群众血肉相依的模范典型”；“创造了军政民和各界人士团结一致，正规军、游击队、民兵、自卫队配合作战的丰富经验”；创造了在战争环境下“执行和实现党的各种政策”的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不仅“促进了战争环境中根据地的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长期围困胜利的基础，而且证明了共产党在敌后抗战中各项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证实了共产党“三大法宝”（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的巨大威力。为此，沁源围困斗争的胜利，受到了中共中央、毛泽东及各级领导的重视和鼓励。1943年10月，中共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以“抗日模范县委书记”的殊荣，被推选为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正式代表。为把沁源军民围困敌人的斗争业绩和成功经验推向各抗日根据地，从1943年11月22日之后，延安《解放日报》在3个多月间，陆续刊登了太岳《新华日报》特派记者江横（董谦）采写的10多篇有关沁源围困战的通讯报道。1944年1月17日，延安《解放日报》《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中赞扬：“晋东南太岳区沁源县八万军民的对敌斗争……放出万丈光芒的异彩。”“沁源围困战”还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直接赞扬和鼓励。1945年4月，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习仲勋的警卫员、沁源籍战士孙炳文，随首长在延安枣园开会时见到了毛主席。当毛主席得知他是沁源人时，拍着他的肩膀说：“好啊！沁源人，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城！”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沁源县委书记刘开基受到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领导的接见，毛主席动情地握着刘开基的手说：“沁源人了不起！是英雄！”　

　　（修改于2025年5月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