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那是一个寒风刺骨的日子，苏联红军正在与入侵者激烈鏖战，西部战场上，一辆战车行驶在前线途中，随着车辆颠簸，苏联《红星报》战地记者西蒙诺夫写下了一首诗。这首诗原本是西蒙诺夫写给他漂亮的妻子的。然而，令这位日后的知名作家没有想到的是，这首随手写来的诗成了诸多将士和万家妇孺竞相传唱的名句。

　　与前线互通音讯的信封上、通往前线的运输车上，都印着、张贴着这首诗。战壕里、舰艇上、后方的车间里，亿万军民传唱着这首诗谱成的歌曲。甚至，士兵们和后方妇女把诗当成慰藉与念想放进贴身的口袋里。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

　　只是你要苦苦地等待

　　等到那愁煞人的阴雨

　　勾起你的忧伤满怀

　　等到那大雪纷飞

　　等到那酷暑难挨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

　　死神一次次被我挫败

　　就让那不曾等待我的人

　　说我侥幸——感到意外

　　那没有等下去的人不会理解

　　等着我吧——我会回来

　　……

　　德国人的坦克肆意碾轧着俄罗斯大地。无情的炮火摧毁了美好的家园。一切为了前线，好男儿上了战场，家中剩下妻儿老小。

　　伴着硝烟的，只剩下期待，前方与后方，丈夫与妻子，母亲与儿子。

　　等着我，一定会回来。成了一种信念与追求。在那一时节，等待成了一种希望、一种力量。念想永存，期望永在。

　　是的，有了念想，有了期待，就有了希望。战争与距离对信念而言已不再是挑战，心中蕴了那份记忆，周身沁着亲人的惦念，风雪与冰霜，烟火与枪弹，便不再是艰难，不再是危险。

　　二战终于胜利，人们欣喜若狂，等待和被等待的人也终于重逢。纽约时代广场上的“二战胜利之吻”，那张珍贵的照片，历79年，至今仍深深刻在许多人的记忆里。

　　泪水和着欢乐，痛楚伴着慰藉。

　　康·西蒙诺夫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作为毛泽东主席的客人来到北京，参加了开国大典。并经毛主席批准，前往广西战役前线采访，创作了深受中国读者欢迎的长篇报告文学《战斗着的中国》。

　　而他的那首脍炙人口的诗《等着我》，68年后被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做成了一个很有特色的栏目。令许多人不知道的是，这个栏目的总制片人谢尔盖·古什涅廖夫全家的一生，就像诗中所诉说的那样，成为了一个远隔万里、逾越了半个多世纪的等待。

　　（库里申科外孙谢尔盖与朱育理视频交谈）

　　14年前，当朱育理坐在北京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时，他的心是忐忑不安的。那一天，这位退了休的中国航空工业总公司的负责人眼睛湿润了。现代科技帮助了他，通过中央电视台俄语频道与俄国家电视台连线，他与55年没有见面的大学同学取得了联系。那位女同学叫依娜。格里高利耶夫娜。库里申科，依娜是制片人谢尔盖的母亲。

　　朱育理不会忘记，60年前，在苏联莫斯科机床制造学院留学时，他问自己的班长依娜：“依娜，在中国，大家一直缅怀一位苏联援华志愿队的飞行员，他的事迹十分感人。他的姓和您一样，您是不是他的亲属？”

　　事情十分巧合，依娜正是库里申科的女儿，十多年来，他们全家一直都在打听着关于父亲的一切，但毫无信息。

　　当年，库里申科只是给妻子写了一封家书，家书中写道：“我调到东方的一个地区工作。这里的人对我很好，我就像生活在家乡一样。”

　　几个月后，妻子接到一份军人阵亡通知书，通知书上写道：“格里高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同志在执行政府任务时牺牲。”至于牺牲的具体经过和葬身之处，家里人全然不知。

　　二

　　格里戈里·阿里莫维奇·库里申科，1903年出生于乌克兰基辅附近的切列宾村。父亲是老红军，母亲死于伤寒。库里申科和两个哥哥外出打工，养活另外两个体弱的弟弟。

　　在切列宾国营农场和糖厂工作期间，库里申科担任共青团负责人，因表现突出，调入共青团区委作指导员，奔走各乡村征粮和打击反动分子。入党后，任日纳缅卡村党支部书记。建立集体农庄，完成粮食收购，帮助村民摆脱贫困。

　　1930年代初，库里申科参加了红军，成了全营的优秀战士和神枪手，但他仍念念不忘当空军的理想。半年后，他转入空军部队。在航校，库里申科接受了严峻考验。一次放飞快结束时，机身左翼两台发动机相继熄火，情况万分紧急。库里申科运用所学本领和驾驶技能，操纵飞机安全着陆。分配飞行大队后，他勇敢过了夜间难关。项目测试中，库里申科机组的成绩，在考评中总是名列前茅。

　　在众多空军英雄中，库里申科最钦佩契卡洛夫。契卡洛夫英勇无畏，曾在巴伦支海、鄂霍次克海以北的北冰洋上空，不着陆地飞行了56个小时，航程10000公里。库里申科记录了契卡洛夫的话语：“只要我的手还有力量，眼睛还能看见大地，我就不放下飞机的操纵杆。”他把这句话作为座右铭，珍藏在随身携带的军用挂包里。

　　（库里申科来中国之前与女儿依娜合影）

　　作为技术优秀的大队长，1937年，库里申科奉命改装新型轰炸机DB－3。DB－3是一款苏联援助中国的重型轰炸机，飞机的设计者伊柳辛复出后，设计的第一架飞机便是这款机型，于1936年8月装备苏联空军，并曾在当年“5.1”劳动节的活动中，在红场上空做了精彩的飞行表演。飞行员们为DB－3重型轰炸机取了个女性名字——“达莎”。

　　1939年6月，苏联空军志愿大队重型轰炸机大队长库里申科和政委费道洛夫，带领全大队12架飞机，离开祖国，来到战火弥漫的中国，与日军作战。

　　费道洛夫回忆：

……

　　我们大队是以新式的“ДБ－3A”重型轰炸机装备起来的。这种轰炸机是由C·B·伊柳辛设计，有两台各为765马力的M—85发动机，其设计数据为：速度，每小时400公里，飞行高度9000米，航程4000公里，可携带1000公斤炸弹，装备有3—4挺司卡斯机枪。这是一种性能可靠的飞机，不久前才装备我们的空军，并向中国政府提供，用于抗日战争中。

　　我们大队去中国前就已经完全配备齐全，作战飞机都飞过最大航程，轰炸和射击方面也都做了充分准备。大队长是G·A·库里申科大尉，参谋长是马洛夫斯基大尉，领航员是捷格佳连科大尉，工程师是H。A。阿列克赛耶夫大尉。

　　从1939年6月到1940年6月，我们在中国的这段时间里有两个“ДБ－3A”大队。第二个是由H。A。科兹洛夫领导的。

　　在中国，DB－3飞机除了执行轰炸任务外，在需要紧急运送人员装备而运力不足的情况下，拆掉了弹仓，加大了副油箱，当做了运输机，来往于阿拉木图与兰州之间以及伊尔库茨克及兰州之间，执行紧急运送任务。由于西部气候多变与恶劣，加之机场保障条件简陋，致使飞机多次迫降，发生了一些事故。

　　9月29日，库里申科大队轰炸了日寇占领的广州机场，炸毁日机多架，摧毁了机场油库，初战告捷。5天后的清晨，库里申科亲自率领9架轰炸机，突袭武汉。那天上午，参加欢迎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铸造的1000多名陆军航空队官兵和技术人员，正在汉口王家墩机场举行表彰大会。天空突然出现轰炸机群，炸弹像密集的雨点一样，扑向西尾和日军，以及飞机、油库。西尾铸造侥幸逃生，但日军遭受了重大损失。重创日机84架，炸死日军飞行员和技术人员130人、伤300人。油库的熊熊大火燃烧了3个多小时。

　　1939年10月14日上午，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出动20架DB－3重型轰炸机，再次攻击汉口王家墩机场。库里申科率机11架、科兹洛夫率机9架，自成都起飞。两队沿遂宁、江陵一线前进，至遂宁、梁山之间，因云低遮蔽，科兹洛夫所率9架飞机失联，分离为6架、3架的两个编队继续前进。

　　正午时分，库里申科的11架轰炸机到达汉口王家墩机场上空，见机场东西南停机70余架，当即以其为轰炸目标。12时20分，科兹洛夫所率6架轰炸机的赶到，随即也向机场预定目标投弹。

　　此次奇袭，炸毁日军飞机数十架、油库l座，汽油5万加仑；摧毁弹药库4所，弹药3万余箱；以及救火车3辆，汽车40多辆。击毙日军少佐2名、机械师60余名、陆海军官兵300余名。

　　这次突击，迫使日军的机场从原来离战线不超过50公里的地方，退到离战场500－600公里的所谓“安全地带”。事后，日军宣布此次袭击是“事变开始以来最大的损失”。

　　就在库里申科带队返航时，日军紧急调集3个飞行中队26架战斗机，穷凶极恶追堵苏联援华空军战机。库里申科用无线电向各机组人员频频发出命令，指挥大家奋勇战斗。战友们不畏强敌，勇敢地在弹雨中穿梭，俯仰翻飞，上下翱翔，抓住稍纵即逝机会，互相掩护，集中火力反击。在激烈的战斗中，6架日军战斗机被库里申科大队击落。

　　（重庆万州的库里申科陵墓）

　　日军发现库里申科的飞机为领航机，3架敌机先后扑来。一架敌机被击落，但领航机遭到另一架敌机袭击，库里申科胸部与左肩中弹，血流如注。既而，左侧发动机被击中，飞机摇晃起来。

　　库里申科临危不惧，凭着高超的驾驶技术，依靠剩余发动机，驾驶飞机沿长江返航。进入长江三峡，他降低高度，寻找迫降场地。当飞到万县上空，飞机失去平衡，不停颠簸。库里申科的伤口流血不止。虽然筋疲力竭，但他头脑相当清醒。轰炸机3名乘员，如果此时一道跳伞，大家都能逃生，但库里申科想保护宝贵的飞机，那是他们的武器。

　　领航员谢苗·杰格佳连科与射手兼无线电员伊万·安东诺夫看穿了大队长的心思，不约而同呼喊：“阿基莫维奇同志，我们生死都要与你在一起！”

　　库里申科怒吼起来：“我命令你们，赶快跳伞！”这是到中国后，两位下级第一次听见大队长发怒。

　　机身下出现大片的屋顶，库里申科知道这是万县城。他集中精力扫视地形：下方是波涛翻滚的长江，北岸有一大片沙碛，坎坷不平；长江南岸是崇山峻岭，没有平地；只有长江江心宽阔，可以迫降。于是库里申科以超人的毅力，推动沾满鲜血的操纵杆向下。飞机开始下滑，50米、40米，飞机一阵抖动，平稳降落在江面上。

　　飞机尚未沉没时，库里申科再次命令领航员和无线电员泅水逃生，并要求他们做记号，以便日后打捞战机。两人钻出机舱，脱下飞行服，跳水泅到江岸。

　　库里申科在激烈的空战中过度疲劳，加之负伤，他实在无力爬出机舱……

　　20天后，人们才在下游猫儿沱找到了这位英雄，这一年他年仅36岁。　

　　在援华的200多名牺牲的苏联志愿空军中，库里申科是职务最高者之一。另一位是战斗机大队长拉赫曼诺夫。

　　三

　　格里戈里·库里申科热爱中国，热爱和平的，他生前曾充满感情地对翻译说：“说实话，我像体验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我每当看到日本飞机炸毁的建筑和逃难的人群就难过。日本人为什么要来轰炸在大路两旁的田里安详恬静地劳作着的中国农民呢。中国人要敌人付出多倍的代价，要敌人在中国人的打击下仓皇逃命。”

　　万县人民没有忘记这位国际主义战士，民众自发为烈士送葬，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因为战时保密的原因，当时并没有对外公布遇难烈士的姓名，只以“古将军”称之，墓碑上也只是刻着“古大队长之墓”六个大字。

　　1951年，万县人民自发募捐数万元，购买了一架飞机，命名为“库里申科”，送往朝鲜前线。1958年7月，人们将库里申科陵园从太白岩迁到西山公园，墓碑上用中、俄两国文字书写着他的名字。高大墓碑上镌刻着中、俄两种文字：

　　在抗日战争中为中国人民而英勇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高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科之墓（1903－1939）。

　　几十年来，这位异国的英雄一直在江边，与山林相依，与涛声相伴，思念着远方的祖国，挂牵着自己的亲人、战友与朋友。　

　　库里申科牺牲的噩耗传来后，他的妻子塔玛拉·阿列克谢耶夫娜悲痛万分。她决心全力抚养库里申科最喜爱的女儿依娜，告慰亲爱的丈夫。至于丈夫牺牲的经过、安葬在何处，她一概不知，也无法向女儿说明情况。

　　1951年10月，库里申科的妻子和女儿终于迎来了有关他下落的消息，这个消息，妻子期盼了近20年。消息的源头，正是来自依娜在莫斯科机床制造学院的同班同学朱育理。

　　又一个国庆节到来的时候，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向库里申科的遗孀和女儿依娜发出正式邀请，请她们到中国做客。

　　刚刚落成不久的人民大会堂中欢声笑语，国庆招待会正在举行。

　　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大家一一见面，当走到一对苏联母女身边时，他立刻握住两人的手，说：“中国人民永远忘不了格里高利·库里申科。”这一年，是1958年。

　　（1958年，库里申科夫人安娜与女儿依娜在墓前祭扫）

　　这一天，依娜跟着母亲一起来到了万县西山公园，这是她三岁以后第一次离父亲这么近。

　　哀乐声声，松涛阵阵，不同国籍的人一起向烈士鞠躬。女战士合唱团唱着苏联歌曲《光荣牺牲》：“……你牺牲了光荣的生命，在我们艰苦的斗争中，你英勇地抛弃头颅。英勇，英勇，你英勇地抛弃头颅……”

　　她与母亲一起向失联了许久的亲人献了花圈。面对父亲的墓地，母亲与女儿泪流不止，几次都要晕厥，曾经的几千个日日夜夜都被思念填满，如今离这么近时却发现，这种思念真的已经成了永远。

　　库里申科牺牲时，他的女儿依娜只有3岁，而如今站在他墓前满含热泪的女儿，已经是一个大姑娘了。

　　1989年，依娜带着自己的女儿、第三代别列谢多娃来到万县，参加“库里申科牺牲50周年纪念活动”。在父亲的墓前，她深情地诉说着对父亲的思念。

　　心与心其实是相通的，惦念与缅怀也是相互的，无论是同民族还是跨国界。

　　离烈士墓地不远的小巷子里，住着一对母子，母亲谭忠惠和儿子魏映祥。这母子二人一生都没有离开长江北岸的烈士陵园，他们是英雄库里申科的守陵人。

　　没有人要求他们该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几十年来这娘俩一直这样，做他们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

　　库里申科的墓地自太白岩山的竹林迁来西山公园，谭忠惠便成为英雄的守陵人，那一年，她29岁。整整21年，谭忠惠没有请假一天，也没缺席过一天。渐渐地，墓地周围的树长高了，谭忠惠也老了。1977年，二儿子魏映祥从母亲手中接过扫把，37年，与母亲一样，守护成为了一种习惯。伴着清扫的“刷刷”声，魏映祥已经记不起他用坏了多少只扫把，在他的心里，他始终觉得母亲做了件有意义的事，自己也是。一对普通的中国百姓，自发地为这位素不相识的苏联英雄守陵，一守就是半个多世纪。对此，魏映祥只是淡淡地说道：“我守的不是陵，是梦。”

　　夕阳的余辉穿过香樟树林，洒落在陵园里库里申科墓地白色的墓碑上。墓前的花朵在夕阳下开得格外绚烂。

　　四

　　时光过去半个世纪，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又要来临的时候，周总理提到的那位库里申科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2014年9月1日，库里申科入选中华民共和国《第一批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凡是为中国、为中华民族做出过贡献的人，他们的名字都将被我们长久缅怀。

　　他象一道闪电掠过天空，

　　他象一声雷鸣响入江中。

　　江水把它在这里漩起的花圈，

　　虔诚地向库里申科奉献；

　　两岸山岩苍翠的松柏，

　　肃立着为他崇高的灵魂静默；

　　每个人从这里都肃然低回，

　　庄严的敬爱漫透这片江水

　　……

　　当年，诗人方敬的那首《库里申科之歌》至今仍然在传唱。

　　2013年的春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深情讲述库里申科的故事。他说，抗日战争时期，苏联飞行大队长库里申科来华同中国人民并肩作战，他英勇牺牲在中国大地上。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人民没有忘记这位英雄，一对普通的中国母子已为他守陵半个多世纪。

　　（库里申科生前与安娜合影照）

　　执着的寻求不会落空，期盼总归会有答案。

　　就像依娜和母亲寻找父亲，就像朱育理寻找班长依娜。朱育理无意中为依娜找到了父亲，而中苏联合制作《等着我》的电视节目，又给了朱育理找到依娜、巧遇同学儿子的机会，也使得谢尔盖见到了为姥爷守墓的母子。

　　岁月的流逝、凡尘的喧嚣很容易遮蔽那些匆匆而过的往去。80年过去了，当硝烟慢慢散去，当岁月渐渐流逝，当坟茔上的衰草渐渐枯去，曾经的那些人也已经离开人世。许多的激情或许会逐渐消退，许多的印记或许会逐渐湮灭。只剩下那段特殊的历史，像竖立在人们心中的墓碑，提醒着被那段历史奠基生活的人们，不要忘记，在中国人饱受欺凌的旅途中，有一个来之北方的民族、有一群像库里申科这样的陌生人来到这里，与华夏儿女一起，冒着侵略者的炮火，并肩前行。

　　而今，似乎战争远离人们的日子里，中国领导人引用了俄罗斯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说过的一句话：“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会在黑暗中迷失。”